谭丽莹
摘要：为探究珠三角地区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以及制造业集聚在FDI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文章以2010-2019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为样本，采用区位熵方法测算珠三角地区9个城市的制造业集聚程度，建立回归模型进行实证研究，利用依次检验法进行中介效应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FDI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效应。（2）制造业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效应。（3）制造业集聚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关键词：珠三角；FDI；产业集聚；区域经济增长；中介效应
一、引言及文献综述
19世纪90年代，新古典经济学的创始人马歇尔（Marshall）开创性地对产业集聚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并提出产业区的概念，即产业在特定地区的聚集可以形成外部规模经济。20世纪90年代，克鲁格曼（Krugman）等人创立了新经济地理学，进一步丰富和完善了关于产业集聚的区域经济学。此后，众多国内学者也开始关注并研究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李胜会和冯邦彦（2008）证实了产业聚集是拉动广东省地区经济增长的原因之一。唐建荣（2018）实证分析发现制造业集聚不仅对本省域的经济增长具有正向推动作用，而且会对邻近省份的经济发展产生正向溢出效应。刘新智、张鹏飞和史晓宇（2022）论证了产业集聚能显着推进我国五大城市群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内外学者运用空间基尼系数、HHI指数、区位熵等研究方法测算产业集聚程度，从不同视角探究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但对于产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影响程度、影响路径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的不断发展，外商直接投资（FDI）已成为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经济增长的重要“推进器”。伴随着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深化，FDI对我国整体及地区经济的增长都产生了重要影响。国内外学者对于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进行了广泛研究，刘诗海（2019）根据我国29省的面板数据建立计量模型，Danny（2013）对我国287个城市数据进行统计分析，两位学者得出的结论都是FDI对城市经济增长存在显着作用。但随着研究对象的改变，有学者发现FDI与经济增长关系并不显着。何菊香和汪寿阳（2011）实证检验证明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四个国家的FDI对经济发展并未提供明显的帮助。此外，还有部分学者探究FDI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中介变量和内部作用机制。Jana（2017）实证验证印度FDI流入可通过出口促进、社会福利的中介作用缓解经济增长疲软问题。袁苗（2021）检验得出FDI影响中国经济增长的四条路径，具体表现为资本积累、出口促进、技术溢出和产业结构优化的中介效应。由于国内外学者在地区、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上的选择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因此，关于FDI能否促进经济增长的研究仍未达成一致，且大多数学者专注于从整体上对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研究，对FDI与经济增长关系中存在的具体影响因素、影响路径等关注较少。
制造业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是立国之本、 强国之基，要加快建设制造强国，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作为主攻方向， 促进我国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珠三角城市群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门户之一，以及中国最具有活力的经济区之一，是产业集聚的空间载体，也是具有影响力的先进制造业基地。2021年7月30日，《广东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指出，“要充分发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独特优势，更好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提升制造业对外开放水平。”
基于以上讨论，为进一步探寻FDI与经济增长间的影响因素、厘清产业集聚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程度，本文利用2010-2019年珠三角地区所包含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共9个城市的制造业的面板数据，对FDI、制造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开展研究，并进一步检验制造业集聚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是否存在中介效应。在理论层面上，本文有助于明晰FDI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具体影响因素，进一步完善FDI与经济增长间的影响路径；在现实层面上，为政府出台相关政策以提升制造业的集聚程度提供了理论依据，对如何进一步推动珠三角地区经济发展具有启示意义。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FDI与区域经济增长
我国现阶段正处于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重要时期，FDI的进入，一方面能够引进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资金，不断调整和升级产业结构，优化产业间资源配置，拉动产业发展；另一方面能够解决由于信息不对称和代理问题，企业外部资本成本高于内部资本成本而产生的融资约束问题，提高企业投资效率。此外，FDI所引进的先进技术和资金等会产生产业竞争效应，推动东道国企业进步和完善，促使企业生产率提高，从而推动区域经济增长。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FDI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效应。
（二）制造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
结合前人理论和研究发现，产业集聚作为当今世界经济活动的显着特征之一，会产生外部规模经济、形成产业上下游关系、降低企业成本、提高企业生产率等正向影响效应。Weber（1929）在分析产业地理区位时曾提出“集聚经济理论”，发现产业在选择区位时会考虑集聚因素和区位因素。一方面，制造业集聚在空间地理上缩减了企业间的距离，通过共享劳动力、技术等生产要素形成规模经济，降低企业成本以实现效益最大化，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另一方面，制造业集聚会促进区域专业化分工，区内企业自发形成上下游关系，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区内企业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企业生产率，实现区域经济增长。因此，本文提出假设2：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效应。
（三）制造业集聚、FDI与区域经济增长
从空间上看，制造业集聚促进知识、技术、人才以及资源等生产要素自由流动，从而提高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但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的影响因素并不只有这些。现今，制造业产业集聚已成为吸引更多外资入驻，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
许多学者研究了FDI影响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FDI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主要表现为资本积累、进出口促进、技术溢出和产业结构优化，以上动态效应起中介作用，或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经济增长。王志锋和杨少丽（2011）基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代表性城市提出FDI经产业聚集到经济增长的传导机制构思，结果表明FDI对不同城市、不同产业聚集的影响不同，尽管FDI经产业聚集这一路径对GDP的影响不大，但外资在第三产业的聚集已形成一定规模，影响效果正在凸显。也就是说，FDI对区域经济增长影响中存在的动态效应、影响因素颇多，但各个动态效应和影响因素在FDI影响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作用不尽相同。基于以上讨论，本文从产业集聚切入，提出假设3：制造业集聚在FDI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中介效应。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地区生产总值（GDP）作为衡量珠三角地区的区域经济增长水平的指标，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FDI）作为FDI的指标，并采用区位熵测算制造业集聚水平（AGGLO），以珠三角地区所包含的广州、深圳、佛山、东莞、中山、珠海、江门、肇庆、惠州共9个城市的制造业为研究样本。样本期间为2010-2019年，地区生产总值、实际外商直接投资额、全社会从业人员人数和制造业从业人员人数等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广东统计年鉴》和珠三角地区各城市的统计年鉴。
（二）模型设定与集聚水平分析
根据温忠麟等（2004）提出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本文利用依次检验法以检验假设3的中介效应。此外，为消除数据可能存在的异方差，设变量lnGDP为地区生产总值（GDP）的自然对数，变量lnFDI为外商直接投资（FDI）的自然对数，AGGLO为制造业集聚指数，建立如下回归模型：
其中，i代表城市，t代表年份，αi为常数项，βi为相应变量的回归系数，ε代表随机扰动项。回归模型（1）和回归模型（2）的被解释变量为GDP；回归模型（1）和回归模型（3）的解释变量为FDI；制造业集聚指数（AGGLO）分别为回归模型（2）的解释变量和回归模型（3）的中介变量。
区位熵作为测算产业集聚程度的常用方法之一，其优点在于能够较好地从区域的角度分析集聚程度。若区位熵指数大于1，则该区域内制造业的集聚程度高于整个区域内的集聚度。t时刻地区i的制造业集聚程度AGGLOit为：
其中，Mit为地区i在t时刻的制造业人口，Pit为地区i在t时刻的就业人口，Mt和Pt分别为时刻的全国制造业人口和全国总就业人口。2010-2019年珠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测算结果见表1。
由表1可知，珠三角地区整体制造业区位熵指数呈下降趋势，制造业集聚水平逐年降低；其中，广州市的制造业区位熵指数逐年下降，在9个城市中最低，即广州市的制造业集聚水平低，其次为肇庆；而深圳、珠海、佛山、东莞、惠州、中山、江门这7个城市的区位熵指数较为接近，制造业集聚程度较高。
（三）描述性统计
从表2可以看出，地区生产总值（GDP）的平均值为6833亿元，标准差为6539亿元，各城市间的地区生产总值存在较大的差异；外商直接投资（FDI）平均值2455百万美元，标准差为2098百万美元，各城市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的金额存在较大差异；制造业集聚指数（AGGLO）平均值为1.14，标准差0.19，各城市的制造业集聚程度相差不大。总体来看，三个变量的标准差均小于其对应的平均值，数据较为平稳，不存在异常波动的情况。
四、实证分析
（一）FDI、制造业聚集与经济增长
为检验假设是否成立，本文采用回归模型来分析FDI、制造业集聚与经济增长三者间的关系，回归结果见表3。从回归模型（1）的输出结果来看，lnFDI的回归系数β1为0.674，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着为正。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的FDI每增长1%，其GDP则增长0.674%，即FDI的增多对区域经济增长起正向作用，假设1成立。
从回归模型（2）得出的结果可知，制造业集聚（AGGLO）的回归系数β2为0.364，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着为正，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程度每增加1%，其GDP则增长0.364%。制造业集聚程度的提高对区域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正向影响效应，假设2成立。
（二）制造业集聚在FDI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存在中介效应的假设检验
根据中介效应检验步骤，前文已对FDI（自变量）和GDP（因变量）、制造业集聚（中介变量）和GDP（因变量）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可知，FDI、制造业集聚对区域经济增长均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回归模型（3）的结果见表4。
从回归模型（3）可以看出，AGGLO的回归系数β4为0.275，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着为正，与表4中回归模型（1）中AGGLO的系数β20.364相比，减小了0.089。即在FDI及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的制造业集聚程度每增加1%，GDP增长0.364%。
lnFDI的回归系数β3为0.644，在1%的置信水平上显着为正，与表3中回归模型（2）中lnFDI的系数β10.674相比，减少了0.03。即在制造业集聚及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珠三角地区的FDI每增长1%，GDP增长0.644%。综上所述，回归系数β1、β2、β3和β4均显着，制造业集聚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假设3成立。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基于前文对产业集聚、FDI和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以及对2010-2019年珠三角城市群的制造业的实证研究，本文考察了珠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FDI对区域经济增长的影响效应，以及制造业集聚在FDI与经济增长关系中的中介效应，得出以下结论：1.FDI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显着的正向影响效应。2.制造业集聚对于区域经济增长存在正向影响效应。3.制造业集聚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存在部分中介效应。
（二）政策建议
我国正处于制造业产业转型升级的关键阶段，如何提升制造业企业效率、打造世界级先进制造业发展基地是当下的重要政策议题。高虹和袁志刚（2022）从规模和效率两个角度评估了制造业产业集群对企业和产业表现的影响，发现我国当前制造业产业集群的发展主要处于数量扩张阶段，企业生产质量和效率并未得到改善。随着大量制造业企业入驻珠三角地区，制造业集聚会为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问题，如土地、劳动力等资源的短缺导致生产成本大幅上升、资金短缺、产业结构同质化等现象出现。在土地劳动力等生产性成本的大幅增加，企业销售收入不变的情况下，企业所得利润减少，雇佣劳动力人数、使用土地面积等也随之减少，从而导致企业整体生产效率下降，对区域经济的增长产生负面影响。
为进一步提升区域经济的增长、避免产业集聚可能带来的影响，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从FDI方面而言，在增强制造业竞争力的同时，政府加快建设外资企业与珠三角地区制造业企业的联系平台，解决外商投资意向与引进意向信息不对称问题；加大珠三角地区制造业外商直接投资奖励，如加大税收优惠力度、降低劳动力及土地成本等，吸引更多外资流入，使珠三角制造业企业获得更多资金以投入生产建设、技术创新等方面，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效率，推动区域经济进一步增长。
2. 从制造业集聚方面而言，政府应当出台优化资源配置的相关政策，如基于城市发展规模、市场潜力与制造业企业层次的不同，进行资源协调分配，有针对性地推动各个城市制造业集聚企业的发展；出台人才引进相关政策，如通过降低户口准入标准等优惠政策，解决劳动力短缺问题的同时，提高劳动力与市场的匹配程度，推动企业高效生产和技术创新，增强企业竞争力，从而引导制造业企业集聚从数字层面增长转变为质量层面增长，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同时，利用制造业集聚在FDI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中起到的中介效应，能有效加强外资对经济增长的正向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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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天津财经大学金融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