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慧兰

摘要：文章以2017-2019年科创板367家企业为样本，通过固定效应的研究方法，就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进行研究。结果显示，研发投入对企业绩效有明显正向作用，同时政府补贴有正向调节作用。对公司规模进行异质性研究，结果显示，政府补助对规模较大的企业调节作用更显着。文章为国家进一步加大研发补助、鼓励企业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关键词：研发投入；企业绩效；政府补助

一、引言

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谋创新就是谋未来。党的十八大明确“科技创新是提高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近几年来，国家高度重视微观企业的研发创新活动，相继出台各项政策鼓励企业创新，包括国家政府补助的政策。近年来，国家向企业发放政府补助已逐渐作为政府财政支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研发投入作为创新活动的基础，是否能为促进企业绩效而服务，一直以来都是学术界的关注热点。从学术界研究现状来看，仍存在一些需要补充之处，为国家进一步推动企业创新提供微观翔实的证据。本篇论文的主要贡献：第一，在研究样本选取上，首先，选择了合适的技术创新策略的科技公司，因为这类公司比较注重突破核心技术，并且其产品市场知名度也较高，因此具备了相当的市场代表性；其次，深入研究政府政策补贴的调节作用，在对公司业绩的主要影响因素中，进一步探讨政府研发投资和公司业绩之间的相互影响机理；最后，对不同规模的企业进行异质性分析，以便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为进一步推动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目前，关于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的研究成果显着。在公司业绩方面，Soriano等人对澳大利亚的制造公司展开了系统化研究，并得出结论：公司的研究投入程度对公司的产品销售产生一定影响，而产品销售又对公司的财务绩效产生一定影响，而梁莱歆等也指出研究投入程度和利润率间的正相关关系是很短期的，低研发投资导致相应的低利润率，从而影响企业业绩。程宏伟对96家上市公司进行了调研，发现虽然研发投入与业绩成正相关性，但产生的经济效益却在总销售收入过程中所占有份额相对较小，这就可能存在滞后问题，而陈守明等以2007－2009年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为研究样本进行实证，发现企业的研发投入强度与企业当年及之后一年的企业价值均呈显着正相关关系，并且研发投入企业业绩的提升效应持续稳定，但是这种效应逐年递减。

不过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之间也会存在中介变量，学者对这个中介变量进行了探索。程华、邵波等以266家浙江民营企业为研究样本，他们提出R&D的提高既能提升公司的科技水平，又能提升公司业绩，于是又把研究关注点放在了技术能力方面，并着重探讨技术能力如何作为中间变量，实验结果证明，虽然研究投资对公司业绩没有直接显着作用，但在研究投资中技术能力却发挥重要作用，技术能力在总体上也对公司业绩发挥重要作用，并由此证明了技术能力还发挥着中介功能；也有研究者利用实证分析方法发现一些其他中介变量，如科技创新，通过筛选312个浙江省的制造业公司，发现研究投入对公司科技创新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而研究的产出数量与发明专利获得数也具有部分中介意义，对其中的机制研究仍任重道远。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高新科技企业是市场的重要参与者，根据权变理论，这些公司要明白以不变应万变的道理，尤其对决策层来说，要意识到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关键因素。尤其是在疫情时期，形势瞬息万变。提升核心竞争力的主要途径是增强企业的创新能力，创新需要资金支持和前期投入，因此，加大研发投入是企业进行创新的基础和源泉。对于企业领导来说，应该强调鼓励部门进行研发创新，生产新产品或者改进产品性能，研发部门在企业中的作用不可忽视，是企业综合实力提升的主要依托，还可以降低无效工作的成本费用，使企业健康稳定发展。因此，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1。

假设1：研发投入会明显改善企业绩效。

宏观环境的影响是企业发展中重要的外部因素。一方面，财政对项目的补贴有利于中小企业降低开发项目的风险，极大地提高中小企业自主技术创新的能力，这样才能促进产品开发的顺利进行。但是，政府补贴实质上是行政性的手段。而财政方面，中央政府给企业发展资金补贴主要基于国家层面考虑，能够推动宏观经济增长，同时还能够增强社会的总体实力，但企业收到财政直接补贴，也意味着需要担负一定的责任。如通过有效监管来保证被补助的研究企业取得研发成果，所以财政奖励也能对研究投资和绩效之间的联系产生正向调节作用。根据上述分析提出本文的假设2。

假设2：政府补助对研发投入和企业绩效起到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和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我国2017-2019年的科创板高新技术企业为研究样本，剔除未披露相关数据的公司，最终确定有效样本为367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来源于wind金融终端，数据用Stata17.0进行处理。

（二）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企业绩效指标。根据以往文献，本文选择能反映企业盈利能力的营业收入（income）这一指标，并将其取对数。

2. 解释变量：研发投入（RD），本文选用研发费用的对数来衡量；政府补助（subsidy）指企业从政府机构中所获得的无偿的补贴，一般以其自然对数来衡量政府补助的强度。

3. 控制变量：选择企业规模（size）、企业的偿债能力即资产负债率（ALR）、股权集中度即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行业（industry）作为控制变量。

（三）模型构建

本文选取回归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建立模型。

模型1：incomei，t=β0+β0RDi，t+β2ALRi，t+β3TOP1i，t+β4industryi，t+ui+εi，t

模型2：incomei，t=β0+β1RDi，t+β2subsidyi，t+β3RDi，t×subsidyi，t+β4TOP1i，t+β5industryi，t+ui+εi，t

上式中下角标i代表上市公司，t代表年份，u代表企业的个体效应，ε为误差项。模型1用来检验假设1，模型2用来检验假设2。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对样本中的367家企业3年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各个变量的平均值、最大值和最小值。具体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见表2。

从表2可知，研发投入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19.44和16.15，这意味着由于企业发展、经营等差异，公司对创新研发的投入也会有所差别；从政府补助的规模来看，不同企业受到的补贴也不一样；资产负债率的最大值为76.59%，最小值为9.44%，可见科创板的企业偿债能力和融资能力差别很大，就股权集中度而言，最大值为完全控制，均值为42.54%，整体呈现较高的股权集中度。

（二）回归分析

本文模型采用固定效应，回归显示实证结果如表3所示。根据表3中的模型（1）和模型（2）的结果可得：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在1%水平上显着，其比率系数为0.9，表明公司研究投资较高，业绩将得到改善，证明了本文假设1。之后本文根据温忠麟等的研究思路，将研发投入和政府补助中心化后做交乘项，再进行回归。结果如模型（3）所示。从中可以看出，系数显着且为正，说明政府补助在此两者关系中发挥正向调节作用，即政府给到企业的补助越多，企业研发和绩效之间的关系会越紧密，因此验证了本文的假设2。

（三）异质性分析

为探讨这些因素在大小不同的公司间存在的差异，将公司按规模的中位数进行分类，超过中位数的为大型组，反之为小型组进行分类回归，结论如表4所示。政府补助对研究投入和公司业绩的调节作用在不同规模的公司中体现差异。在规模较大的公司中调节作用最明显，调整系数为0.326，表示对于规模较大的公司，政府补助将加大研发投入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为了检验本文假设的稳健性，本文将净利润作为被解释变量加到原模型中回归，从而判断该模型的稳健性，结果显示模型p值显着，说明原假设成立，证明前述结论的稳健性。

五、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7-2019年科创企业为样本，用固定效应模型展开研究，得到如下结果：科创企业研发投入与企业绩效显着正相关；政府财政补贴的规模可以对研发投入与绩效产生正面调节作用，在一定程度上激励了企业的研究创新活动；政府补助的调节作用对大规模企业更大，大规模企业由于自身能力较强，得到政府补助，研发投入资金增多后，绩效会出现显着提升。

（二）政策建议

第一，对国家补助项目要加强监督，敦促企业进行有效研发投入。必须健全补偿管理体系，特别是关于补偿资金的事后管理和监测，完善考核评价体系。引导企业严格规范、科学管理，增强企业和社会的竞争力，企业应该取之于社会，用之于社会，真正做到将政府补助都用在研发上，提升社会乃至国家的竞争力，为国家突破核心技术作出贡献；

第二，政府应结合企业异质性及其他特征制定相应的补助政策和补助额度，合理分配财政资源。政府应该大力支持行业龙头企业或者有条件的企业牵头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鼓励与中小企业组建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将补助强度严格控制在最优区间范围内，避免造成国家财政资源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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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联合大学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