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山西非遗数量众多、类型丰富，是乡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在信息与科技迅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山西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也需要借助科技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通过问卷调查和实地访谈，文章总结了科技参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现实状况及问题，指出乡村非遗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不应局限于文化本身，还应当包括传承主体、实践技能和实践空间的多维度转化。
关键词：科技 非物质文化遗产 创造性转化 山西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4914（2023）07-011-05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方针是新时代背景下对传统文化价值的重新定位。其关键在于如何处理好传统文化与当今时代、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如何充分挖掘文化资源中的社会、精神乃至经济价值，将之用于解决人民生活的现实问题——“两创”方针的提出，实质上总体回应了我国传统文化在当下社会所面临的机遇和出路。“创造性转化”以激活优秀传文化生命力为旨归，“创造性转化”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激活文化的现代价值，使之应用于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中[1]。不少学者注意到非遗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实践，认为引入市场经济的价值观念，是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有效途径之一[2]。在这种背景下，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性转化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契机，如何创建非遗产业品牌、挖掘非遗文化元素的经济价值，及大力开展文化科技融合显得至关重要[3]。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世界记忆”和“美国记忆”等项目的相继启动，信息科学技术被推升为文化遗产领域的热点话题。将科技创新——尤其是信息技术创新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发展联系起来成为国内外学者关注的焦点。很多学者认为，科学技术的创新为非遗提供了一个“还原点”。21世纪初以来，美国、英国、意大利、法国等国家持续对非遗资源进行数字化保护和开发。比如从文化、地域、源流和发展等四维参照角度，对非遗命名与登录进行构成分析，并实现非遗名录和资源认定的动态管理方式[4]；并通过虚拟还原技术增强意大利非遗的物质载体形式，提升社会公众对非遗的价值感知与保护认识等[5]。
2011年，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启动“中国记忆”项目，其中就包括采用新媒体手段对中国年画、蚕丝织绣等非遗文化进行再现。相关学术研究也多以非遗的数字化保护为基础，提供了丰富的案例。对于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来说，对其进行保护、传承的实践就是利用数字化形式进行抢救、发掘的实践[6]。科技创新是非遗传承、发展和创新性转化的重要驱动力，不管是展示类、表演类，还是使用类，各种类型的非遗都可以找到与科技融合发展对接点。就具体的科技手段方面，主要包括数字影像、三维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技术、数字动画技术等。比如将古老的傩文化对接到现代社会中，将全息投影技术运用在傩文化的保护、展示和商业应用等多个方面，形成立体化产业开发模式[7]。如今，虚拟现实、可视化展示技术以及短视频创作等现代科技手段已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和开发中得到广泛应用，对于拓展非遗传播、活化非遗内容具有重要作用。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维系文化多元性的纽带和保持创造性的源泉。它不仅承续着一个民族和地区的深层文化基因，同时还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创意产业思路，是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作为一个文化大省，山西非遗资源丰富，且充分地展示出多元文化共生交融的繁荣景象。截至2023年2月，山西共有182项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一方面，作为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组成，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急需立足于传统进行抢救、保护和传承；另一方面，在当今信息与科技成为时代主题的背景下，山西乡村非遗也需要借助科技元素进行创造性转化，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使之与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结合起来，成为有利于解决现实问题的文化。在此背景下，本文通过问卷调查和访谈等研究方法，分析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现状及问题，进而创造性地提出科技参与非遗转化的实践路径。
一、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分布特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网站、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山西省人民政府网站等公布的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及扩展名录，山西省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686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共计182项。其中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33项，第二批69项，第三批43项，第四批23项，第五批14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数量众多，且类型丰富，包括民间文学、传统音乐、民间舞蹈、传统戏剧等多个类别。然而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山西非遗产业化较为滞后，虽然六味斋酱肉制作技艺、老陈醋酿制技艺、杏花村汾酒酿制技艺等传统技艺类项目经过产业开发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产业结构，但综合实力不强[8]。
据调查，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呈现出聚集化的分布特色。主要有四个聚集区：一是运城、临汾盆地，二是上党盆地，三是集中在太原、晋中盆地，四是大同盆地一带。相比来说，晋北地区的非遗项目较分散，而晋南和晋东南地区则表现为高度聚集。“太原、临汾、运城、晋中、长治等行政市域的城市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太原市的‘唐风晋韵，晋中市的‘晋商故里，临汾、运城的‘根祖文化，长治的‘上党文化等都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使上述市域有更为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9]。同时值得注意的是，结合山西省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可以发现，大多数山西省非遗项目都可以聚焦到特定的村落中，比如稷山县坞堆村的金银细工制作技艺，阳城县山头村的广禅侯故事，以及洪洞县羊獬村和历山圈头村的走亲习俗等，这意味着非遗文化与乡村发展并不是割裂的两个部分。在山西乡村地区，传统戏剧和传统美术类非遗项目尤其丰富，且独具特色，可以通过三维建模、特效渲染、虚拟增强现实等现代科技手段对这一类乡村非遗项目进行真实呈现，也可以借助知识建模、数字摄影等技术建立主题式博物馆，让乡村传承主体以及其他地区的游客都能够成为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技转化的共享者与参与者。
总之，山西省现有非遗项目多为地方传统生活文化，其根基来源于农村、传承于乡村、保存于乡村，因此科技参与山西非遗的创造性转化是山西省乡村振兴战略的题中之意。从这个层面上来说，科技创新视域下的非遗创造性转化可以在乡村文化振兴、经济发展以及基层治理等方面，提供乡村智慧、文化资源和智力支持。
二、山西省非遗创造性转化的认知调查
2023年2月，笔者通过问卷星软件展开关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价值认知的问卷调查，截至2023年3月1日，共收集到来自全国23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61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59份。本次问卷调查内容主要涵盖本地居民和外地游客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了解程度、不同人群对于非遗创造性转化结果的态度、以及山西非遗与科技融合的程度等。同时，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围绕“对山西非遗价值的态度”“山西省非遗体验形式”“山西省非遗与科技融合现状”等问题，对省内外旅客和非遗传承主体进行了开放式的深度访谈。值得指出的是，在中国的非遗保护话语体系中，“非遗传承人”主要指经过国家及地方政府层面评定并最终进入非遗传承人名录的传承主体，但是为了更加切合科技参与乡村非遗创造性转化的主题，本文主要以村落而不是以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为基本单位进行调研，因此在这里，“非遗传承主体”的外延在官方认定层面的非遗传承人基础上，延伸至在村落生活并参与非遗文化传承实践的群体和学习者。
本次问卷受访者来自全国各地，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山西，所占比例分别为25.2%和18.9%。受访者女性人数所占比例较大，女性和男性比例分别是103和56位。在受访者年龄方面，20～29岁的青年群体数量最多，共计107位，占样本比例的67.3%，此外，20岁以下的受访者共7位，30～39岁年龄段受访者34位，40～49岁5位，50岁以上受访者6位。受访者大多为本科学历，占比58.49%，研究生及以上学历占38.36%，大专及以下学历占比3.14%。此外，还有22.64%的受访者表示对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完全不了解”，72.33%的受访者表示“了解一点”，5.03%的受访者表示“十分了解”。
总体而言，有93.71%的受访者认为，网络新媒体和现代科技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转化具有积极意义，仅有2.5%的受访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网络新媒体改变了非遗的形态。可见在公众看来，科技融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然呈现出积极的态势，然而在山西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层面，受访者则普遍认为转化率较低。通过对调研问卷中“目前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成现代产品和活动的情况如何”问题的结果进行统计，发现约有61.07%的受访者认为“转化率一般”，仅有26.42%的受访者认为山西省非遗创造性转化程度较高。此外，问卷调研显示，有74.84%的受访者认为，数字化技术较少运用到非遗保护与转化中。总体来看，目前公众对山西非遗的科技转化现状持消极态度。
从受访者对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及其转化的兴趣层面来看，民俗类项目和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受到更多关注，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曲艺和传统体育、游艺与杂技类非遗项目，仅有15.43%的受访者对莲花落、沁州三弦书等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表示非常感兴趣。产生这一结果的原因在于，在山西地区，民俗类和传统手工技艺类项目与当代生活联系更加紧密，比如潞城县贾村的民间社火、河曲县南元村的河曲灯会，以及老陈醋酿制技艺、晋作家具制作技艺等。这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切实存在于日常生活中，并体现出娱乐性、参与性、观赏性和实用性等特征，因而更具有吸引力。而如莲花落、曲沃琴书等曲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虽然在过去也是民众喜闻乐见的日常表演形式，但随着现代生活娱乐方式增多以及文化环境变迁，部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受众渐渐萎缩，以至于失去了传承和进一步转化的空间。
此外，近年来，非遗产业正以“非遗+”模式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美好生活的重要元素和新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极[10]。就受访者对“非遗+文创产品”“非遗+课程培训”“非遗+直播展示”等不同模式的感兴趣程度而言，得分最高的是“非遗视频或美食街”，其次是“非遗演艺影视”，分别是7.24分和7.23分。
三、山西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技转化的困境
据调查，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由于民俗节庆、现代化民间演艺和民间工艺展示起步相对较晚，导致山西非遗创造性转化的动力不足，转化水平较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新性转化实践，从另一层面来说，也是地方社会的发展实践。虽然山西地区一些非遗项目具有科技转化的潜力，但由于受到传统农业社会环境和观念影响，仍然存在一系列问题。
首先，山西省非遗地域特色明显，但创造性转化的主体分散。山西是文化大省，其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丰富，但是相比陕西、浙江等省份来说，山西非遗创造性转化的科技人才、创意人才短缺，政府、企业等转化主体较为分散，难以形成合力，造成山西非遗转化和开发的动能不足。以平阳木版年画为例，尽管木版年画文创产品的创造性转化已经体现出一定的设计和开发积极性，但仍然存在特色不够鲜明、市场发育不够成熟、政策配套不完善、社会资本投入低等问题。部分文化创意产品仅仅完成明信片、摆件、音像制品等简单的转化，产品的实用性不足。“当前，农村文化创新类产业的发展主要面临三大关键问题，即产品问题、品牌问题和市场问题”[11]。上述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主体未能形成协同性互动。
其次，山西省非遗经济价值突出，但科技参与非遗转化的深度不够。在当下各种信息科技日常化、生活化的背景下，文化与科技的共融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化的重要契机。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的《“十三五”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强调“以数字技术和先进理念推动文化创意与创新设计产业加快发展，促进文化科技深度融合、相关产业相互渗透”。然而，在利用现代科技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效能，以虚拟现实、三维动画及网络技术推进山西非遗融入生活方面，仍然存在转化意识不强，体验质量不高等问题。比如在运城市稷山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嵌螺钿漆器传习所一直在对漆器制品进行革新。据嵌螺钿漆器传承人介绍，他们曾试图将嵌螺钿技艺应用到新型饰物和文创产品上，比如书签、发卡、扇骨等，但收效甚微。嵌螺钿漆器展示馆也仅仅是陈列展品的容器，未能与参观者产生更深层次的互动。
最后，山西省非遗与乡村联系密切，但未能真正参与到民众日常生活中。从目前的调查来看，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生活具有天然的关联，正是因为根植于乡土社会中，它们才形成独特的文化风格，如九曲黄河阵、清明节、寒食节习俗等等。这类习俗一般都在当地庙会节俗中进行表演，因此对其创造性转化离不开特殊的村落空间和场所。在中国农村市场化进程中，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旧有的文化类型开始浮泛，同时新的文化类型也在逐渐产生，“这两种不同类型的文化既相互依存又相互斗争，在市场化改革的推动下，新的技术条件和观念条件的生成使一种新的农村文化类型的产生成为可能”[12]。但是从目前来看，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技化再造是与民众日常生活相脱嵌的，一方面，部分非遗传承者、文化工作者和爱好者先入为主地将“科技”与“乡村”视为现代与传统的两端，认为受传统农业影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难以在现代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生机；另一方面，山西省的乡村文化生态现状确实难以支撑和维系非遗科技再造后的产业链和价值链，非遗传习基地、非遗产品博览会、文化旅游景区、网上交易平台等创造性转化模式很难在乡村场域中形成良性互动。
四、“科技+非遗”转化的实践路径
我国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冲击了传统民俗文化生存的社会土壤，也打破了乡村传统文化的整体性。但是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又决定了“现代”与“传统”并不是非此即彼的两端——符合当下民众生活期望和需求的传统文化自然可以不断传承和延续，这是文化变迁的内在动力和方向。“现代社会制度作为一种刚性的约束机制，将会抑制传统文化中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文化要素复活和滋长，也为符合现代社会发展趋势的那些文化要素参与社会生活提供了广阔的空间”[13]。因此从学理性层面来看，不仅要促进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传承，还要立足于现代社会科技发展的现实，推进山西省非遗和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使非遗传承与民众文化自觉勾连起来，进而与社会观念、公共文化、产业文化、审美文化形成深度融合[14]。
（一）总体方向：让现代科技与非遗传统进入乡村生活
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字面来看，我们如今所看到的“非遗”事实上是工业化之前人们日用而不觉的生活方式。比如黎城县传统手工艺“黎侯虎”，在过去一直被视为镇宅驱邪、赐福增寿的日常物件，在黎城县黎侯镇、停河铺乡、东阳关镇、黄崖洞镇一带，有给刚出生的小孩“望满月”的习俗。“在满月那天，由孩子的姥姥拿上‘虎，放到小孩怀中，意在小孩像虎一样健壮，然后小孩母亲再把虎放在小孩的身旁，虎头冲向小孩身体，示意这只‘虎能护佑孩子健康成长”[15]。然而随着社会发展和民众生活观念的变化，原本作为生活中重要组成部分的习俗文化成为需要进行“抢救性保护”的遗产，部分非遗传承者也由于脱离了原生的传承语境而面临困境。对于传统工艺传承人来说，如果无法通过技艺在现代社会中获得有尊严的物质生活和精神满足，仅仅依靠“情怀”或政府支持，既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规律，也难以积淀长久的发展动力，只会使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一种“过去时”的文化“标本”。
因此，需要不断唤起山西省非物质文化的内生动力，在科技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的同时，时刻关注非遗转化结果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契合性。只有这样，才能让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所在社区、村落或特定的人群中形成认同感，并被不断再创造。从这一层面来说，让非物质文化遗产符合现代生活需求，重新嵌入生活，是“科技+非遗”转化与乡村振兴实践策略的总体方向。
（二）传承主体的转化：以传承人为主线的多元参与
在科技参与乡村非遗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过程中，应当以社区传承人为主体，让非遗的科技化“两创”更加贴近其内核，也让乡村传承人的主体意识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的内生性动力。“尽管在乡村文化建设过程中他们多用回避、沉默、拖延、拒绝配合等消极手段维护和争取权益，但他们却是对乡村基本情况最了解，乡村情怀最深的群体”[16]。比如在对本部落文化进行科技转化时，新西兰毛利人自主选择将民族创世传说——Te Timatanga o te Ao Marama作为AR、VR技术转化的核心内容，并将毛利人表演者和掌握数字技术的社区成员纳入到运作中，使这种能够完全融入毛利社区[17]。换句话说，只有当一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者自身拥有科技化再造的意识和技能时，当一个村落文化和非遗形式成为可被共享的回报时，民众才能以“划桨人”的身份出场，开展与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相关的活动。
在这一语境下，对非遗传承人和实践者的多维度培训显得尤为重要。从调查看，目前山西省非遗传承人大多年龄较大，对现代科技化手段以及微博、微信等大众社交平台都较为陌生，因此，相关培训应该以涉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科技再造的相关技能和展示，比如如何进行短视频创作，以及全息投影技术运用在非遗文化保护、展示和商业应用等多个方面的展示等，这对于拓展非遗传播、活化非遗内容、形成立体化产业开发模式具有关键意义，也是将非遗传承人作为转化主体的重要组成。
（三）实践技能的转化：综合评估山西省非遗项目，分类转化
现代科技的融入和转化不仅可以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价值，使其以更加多元化的形式呈现在现代生活中，还可以拓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产业链，使与非遗相关的文创产品和活动在现代市场中获得优势。然而目前，山西乃至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技转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数字影像、三维技术、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数字动画等诸多科技手段是否适用于所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究竟哪些非遗项目可以进行科技再造？上述科技转化模式是否可以进行分类推广？对上述问题的回答是与目前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现状紧密关联的。因此，应当首先对山西省各类非遗项目进行全面综合的评估，包括非遗的类型、技艺流程、非遗传承人的受教育程度和转化态度，以及该非遗项目所在场域的整体情况等。通过对山西非遗项目的摸排，基本确定不同非遗项目更契合的转化模式。在综合评估的基础上，可以建立“非遗与乡村振兴”大数据中心。以政府为主导，吸引社会资本投入，通过信息采集平台收集不同村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相关数据，实现不同村落、不同人群对非遗数据的交换共享。
（四）实践空间的转化：“线上+线下”促进乡村非遗传统
创造性转化以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为旨归。“创造性转化”的直接目的之一就是激活文化的现代价值，使之应用于广大民众的生产生活中[18]。作为华夏文明的发源地和文化大省，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种类繁多，且从文学、美术、音乐、舞蹈、技艺等各个层面参与到乡村百姓的经济发展和日常生活中。因此，探寻科技参与非遗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将在促进国家政策与区位优势对接的基础上，助力于提升山西省文化软实力。将优秀、丰富的山西非遗文化、科技创新和乡村经济建设结合起来，在唤起乡村文化自觉意识的同时，以数据驱动、科技支撑，大力培育山西“文化+”新型业态和消费模式，使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携其丰富的内涵成为民众现代生活的一部分。
不管是现实空间还是网络平台，凡是有助于非遗传统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场域都可以视为非遗的转化空间。在具体的转化操作中，也可以综合不同的空间特性，比如在介休绵山可以进行寒食节和清明节的节日活动，活动时期除了上演当地有特色的戏曲舞蹈，在现实的物理空间中品尝寒食宴，在线上的网络空间中演绎介子推的传说故事，最大限度地将相关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综合起来进行科技化展示。打造“互联网+”非物质文化遗产与乡村建设新模式，推动智慧文化和现代科技融入日常生活中。
五、结语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本质和旨归在于，激发其内在的生命力，使之成为满足当代人民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载体。VR、AR、直播展示等科学技术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提供了契机，使非遗传统以民俗产品、视频直播、影视剧作等现代化的表现形式获得生机。因此，在对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行科技转化的过程中，应当时刻关注非遗转化结果与民众日常生活的契合性。
通过调查，发现科技参与山西省乡村非物质文化遗产转化已经取得了一定成效，公众对于科技化非遗空间和非遗文化产业有一定的认知，但总体来说，山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科技化转化仍然处于初级阶段，与非遗文化相关的数字化工程、科技创新表达形式以及科技应用实践仍然不足。笔者认为，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应当局限于对文化本身的转化，还应当涉及传承主体、实践技能和传承空间等多方面的转化，只有充分发挥以传承人为主线的多元参与，综合评估山西省非遗项目并分类转化，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形式促进非遗传统再生，才能让携带着现代科技印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进入日常生活中，再现非遗文化的生命力、影响力和感召力。
[基金项目：2021年度山西省科技战略研究专项项目“科技参与山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创造性转化与乡村振兴”（项目编号：2021040314020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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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山西师范大学社会学与法学学院 山西太原 030006）
[作者简介：乐晶（1990—），女，讲师，博士，硕士生导师，从事专业：民俗学、文化社会学。]（责编：赵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