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吴希然 孙 伟
（广东海洋大学管理学院 广东·湛江）
［提要］当前我国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已经基本没有直接阻碍，但农民工转变为真正的城镇居民仍存在多种限制。随着“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人数大增，他们逐渐成为农民工中的主力军，而且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新生代农民工很难顺利地融入城市。本文重点以广州作为研究范围，分析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必要性，为寻找新生代农民工顺利融入城镇路径提供新思路。
一、引言
新生代农民工生长在改革开放经济飞速发展时期，受到了比父辈更好、更高层次的教育，整体文化素质较高，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们能够更快地接受新事物，对城市中的现代生活也更加然悉，不再像老一代农民工那样单纯为了改变生活条件而从事任何能干的工作。他们的数量越来越多，逐渐成为城市发展的重要力量。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各新兴产业带动下的岗位用工，新生代农民工的数量远超老一代农民工，在很多岗位上他们开始发挥着无可替代的作用，推动着城市的发展。而这一群体自身的特点也愈加明显，有着自己的个性，无论在学历、素质还是在技能上，都有了很大的进步，对企业用工产生了重要影响，促进了制度的不断完善。
二、背景与现状
广东是全国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广州更是农民工人口密度极高的城市，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广州流动人口已达9，378，825人。“城市未来竞争的核心是人口，城市发展的一切基础是人口，城市发展和人口发展是相互促进，共同提升的正相关关系。”人口聚集带来的人口密度上升能提升公共设施的使用效率，广州目前的人口特征与对应的人口发展阶段对创建世界级城市是一次重要的机遇。广州农民工政策正在不断建立和完善，广州在引领中国农民工发展，成为新时代农民工融入城市最幸福的地方。
国际经验表明，当一个城市的城市化率达到65%左右时其城市化发展速度将趋缓。中长期内，广州城镇化发展速度也将会逐步放缓，但是广州城镇化将会受益于区域和空间优势、产业结构优化以及人口规模优势，因此城镇化发展质量和水平将不断提高，从而在国内的城市中处于领先水平并逐步向一流城市靠近。总体来说，广州人口将继续呈增加趋势，广州依然有很大的人口增长空间。参照世界级城市的人口集聚水平，广州应该加速吸引人口的集聚，扩大常住人口总量，增加人口密度，为广州的发展储存更多的劳动力资源，向世界级城市推进。
农民工市民化是一个渐进的历史进程，从广州这个角度看这种渐进性特征尤其明显。他们既表现为家庭成员从部分成员发展到全部成员的城乡户籍转变过程，也表现为全部或者部分家庭成员长期主要在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工作，但城乡户籍身份并没有同时转变的状态。后者在今后很长时间的身份都只是一个在广州工作了很久的农民工，他们会逐渐失去在广州的居留意愿并且离开广州，这会使广州失去大量珍贵的劳动力。
三、文献回顾和研究假设
新生代农民工的就业范围和内容较老一代农民工已经有了很大变化，但并不意味着他们融入城市的压力比以往小。国内很多学者就相关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任远、邬民乐（2006）较早对社会融合给出定义，他们认为社会融合是以构建良性和谐的社会为目标，各个体之间、不同群体之间或不同文化之间逐步减少排斥互相配合、互相适应的过程。童星、马西恒（2008）更强调流动人口与市民两个群体的互动，他们认为社会融合是指具有长期居住意愿和事实的流动人口，在就业、居住、价值观等城市生活诸多方面修补融入城市社会，转变为城市居民的过程。从现状来看，胡宏伟等（2011）研究发现新生代农民工认为自己受到了较为严重的社会排斥，与市民的社会差异显着，新生代农民工家庭负担较重，进入城市后心理落差大。随着乡村振兴的推进，如何更好地促进新时代农民工与城市的融合，便是本文探讨的地方。
本文将从下面五项影响因素分析其对农民工对城市居留意愿的影响：（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在城市工作工资会相对较高，同时与城里低学历的农民工和农村的待遇相比较，高学历的农民工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城市。（2）在农民工里面，农民工的工作大多数为体力活，很多地方也比较倾向于男性外出养家糊口，而女性留在家里照顾孩子，推测男性农民工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城市。（3）已婚农民工家庭责任更强、流动成本更高，长期稳定的居住环境对子女教育及未来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已婚农民工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城市。（4）农民工年龄越小，可能受老一辈的影响，对大城市更加向往，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城市。（5）收入是农民工愿意留在城市工作最主要原因之一，如果农民工在市民化进程中获得的收入和城市地区基本保障待遇能够远高于农村，高收入的农民工可能更倾向于选择留在城市。
基于以上关于农民工市民化对城市居留意愿的理论逻辑分析结果，提出研究假设如下：
H1：农民工受教育程度越高对农民工在广州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2：农民工月收入越高对在广州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3：农民工结婚后对农民工在广州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4：农民工年纪越小对在广州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H5：农民工月收入越高对在广州居留意愿产生正向影响
四、模型与数据来源
（一）模型。Logistics回归模型在研究人类特定经济行为方面有着广泛的应用，也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研究应用的较为成熟的方法。
在本文中，将城市居留意愿作为因变量，是一个取值为0或1的离散型变量，服从二项分布，而影响因变量发生的自变量数量和种类较多，数据类型同时有连续型变量和离散型变量。因此，选择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式中：P为农民工未来愿意继续留在本地的概率；1-P则为农民工未来不愿意留在本地的概率；xi为第i个自变量，i=1，2，3…k；βi为自变量系数；α为常数项；ε为误差项。
（二）数据来源。本文使用的数据取自于国家卫生健康委流动人口服务中心创建的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CMDS），选取CMDS数据库公布的2018年调查数据进行实证研究。
CMDS2018样本数据覆盖中国各个省份，对全国总体情况具有较好的代表性。数据库中被调查现居住地为广州的样本调查问卷为2，000份，根据户口性质进行筛选，户口为农业或者农转居，即所谓的“农民工”，通过筛选后，选出有效样本为1，670份，这些样本分布在广州10个区，各区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其中，番禺区的人数最多，占比18.98%。（图1）
图1 样本农民工分布图
（三）变量选取与描述性统计
1、因变量。根据调查问卷对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意愿进行分类，以问卷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回答结果为依据，回答为“是”赋值为1，表示具有城市居留意愿；回答为“否”“没想好”赋值为0，表示不具有城市居留意愿。如表1所示，样本中具有居留意愿的农民工占比85.4%，无居留意愿的农民工占比14.6%，即样本中多数农民工具有城市居留意愿。（表1）
表1 样本特征数据一览表
2、自变量。自变量分为年龄、性别、婚姻、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等5种类型。（1）年龄：“80后”新一代农民工赋值为1，反之，赋值为0.80后新一代农民工人数相对较多，占比为71.3%。（2）性别：男性农民工赋值为1，女性赋值为0。男女比例分别为49.3%和50.70%。（3）婚姻：初婚、再婚的农民工婚姻状况定义为“已婚”并赋值为1，未婚、离婚、丧偶、同居定义为“未婚”并赋值为0。已婚人数占比75.5%，未婚占比24.5%。（4）受教育程度：大学本科、大学专科、研究生定义为较高学历，赋值为1，未上过学、小学、初中、高中和中专定义为较低学历，赋值为0。较低学历者人数相对较高，占比为82.0%。（5）月收入：根据问卷中“过去一年，您家平均每月总收入为多少”回答结果，将月总收入3，000元以下赋值为1；3，000～5，999元赋值为2；6，000～8，999元赋值为3；9，000元及以上赋值为4。月收入为3，000～5，999元的人数相对较多，占比为33.9%。
五、结果与分析
（一）模型拟合效果。建立前述计量模型以后，使用SPSS软件以向前-LR法进行回归。表2是Hosmer-Lemeshow检验的结果。在最终模型中，统计量的观测值为4.041，概率P-值为0.671，大于显着性水平α（0.05）。认为被解释变量实际类别值的分布与预测类别值的分布无显着差异，模型拟合优度较好。（表2）
表2 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一览表
（二）模型的显着性检验。从表3可以看出，在模型系数综合检验中，显着性水平是0.05，自由度df值为5，卡方临界值11.07。计算卡方值48.116，大于临界值，相应的Sig.值小于0.05，因此在显着性水平为0.05的情况下，均通过显着性检验。（表3）
表3 模型系数综合检验结果一览表
（三）模型变量估计结果及分析。根据模型估计结果，自变量受教育程度和月收入、婚姻状况等变量与因变量之间表现出较强的统计相关性，如表4所示。其余自变量和控制变量未通过统计检验，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表4、表5）
表4 方程中变量一览表
表5 未纳入方程的变量一览表
（四）对通过模型检验的变量进行分析
1、高收入阶层的农民工比其他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居留意愿。首先，高收入阶层的农民工要比其他收入阶层的农民工更有经济支撑留在大城市居住，高收入可以增加高收入阶层农民工在大城市里的抗风险能力。而其他收入阶层的农民工还没有经济能力支撑他们很好的生活在大城市，并且面对薪资不高的工资除去日常的开销他们最后的工资也所剩寥寥。因此，会造成满怀信心的来到大城市，最后落得失望而归。其次，高收入阶层的农民工可以根据自身的经济能力购买一些人身保险以及通过自身的工作性质获得更多大城市的一些社会福利待遇，从而可以增加他们留在大城市的信心，以及获得更多的生活保障。而其他收入阶层的农民工他们从事的工作很多都是基本工资加提成的模式，招聘的公司很多都没有把员工的各项福利待遇贯彻到位，不能使这些农民工很好的融入大城市内，从而使他们留在大城市居住的意愿要比高收入阶层的农民工低。最后，高收入阶层的农民工通过自身的能力，能把自己的家人一起带到大城市中生活，这样可以减少他们对家人的牵挂，从而能够使他们长期在大城市扎根发展。而且大城市的各项设施都比较便利，长期在大城市中生活已经习惯大城市的节奏，因而使他们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居住。而其他收入阶层的农民工他们靠自己的工资也仅能维持自身在大城市的日常开销，他们还没有能力把家人带到大城市中，这也会减少他们留在大城市居住的信心，从而经过长期对比更愿意回到自己的家乡。
2、高学历的农民工比低学历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居留意愿。这说明了高学历的农民可以通过自身学历在大城市找到一份满意的工作，而且工作的环境以及待遇也不错，所以这些农民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居住。他们在找工作时要比低学历的农民选择性更多一些，而且大城市对各种人才的需求也多，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也是高学历农民选择留在大城市居住的重要原因。
古人云：“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我们中国自古以来就有通过不断努力的学习，最终获得一份满意工作的传统。而这些高学历的农民工往往都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不断努力学习，获得一个较高的学历，找到一份体面满意的工作，而大城市一直都是很多人梦想去生活的地方，所以高学历的农民工往往会带着自己的这一份梦想更愿意选择留在大城市居住。
3、已婚的农民工比未婚的农民工具有更强烈的城市居留意愿。首先，已婚的农民工要承担起家庭的日常开销，而大城市的就业选择性高，这样可以给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可能，对他们家庭的日常开销也有很大帮助，所以已婚的农民工更愿意留在大城市居住。而未婚的农民工因还没有组建起自己的家庭所以他们的心态还稳定不下来，在面临立业与成家这两大人生重要抉择时，未婚的农民往往会有很大的压力，所以他们比已婚的农民工愿意留在大城市居住的意愿要小。其次，大城市的教育资源丰富齐全，已婚的农民往往会为自己孩子今后发展考虑，所以为了让孩子接受到更好的教育，已婚的农民更愿意选择留在大城市居住。最后，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对自身的健康也越来越重视。大城市的医疗水平处在全国发展的前列，已婚的农民往往会把家人一起带到大城市居住，所以为了让自己家人接受到好的医疗资源，他们更愿意选择留在大城市居住。
（五）对未通过模型检验的变量的简要分析
1、“是否新生代农民工（‘80后’）”对是否有城市居留意愿并没显着影响，证明目前无论是哪个年龄阶层的农民工，都愿意去广州打工。
2、“性别”对农民工的城市居留意愿不存在显着影响。男女居留意愿不存在显着差别。归因于社会思想观念进步，男女地位平等，性别不再显着影响城市居留意愿。
六、结论及建议
综上所述，对于新生代白领移民来说，婚姻、学历、收入均会影响其居留意愿。近年来，很多“80后”、“90后”，甚至“00后”的农民工陆续进入到广州打工，他们作为新生代的一员，充满梦想来到大城市希望能干一番大事业，有一番大作为，但无奈因为自身的原因，如受教育程度不够高，没什么工作经历，找不到一份收入高的好工作等，很多未婚的农民工更是因为没有另一半负担，在广州混不好的情况下，可能又会重新选择另一座城市发展，这些都是影响他们的城市居留意愿的原因。
新生代农民工虽然在学历和素质上已经有了较大的提升，但并不能满足时代变化的需求。时代的不断进步、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文化的不断进步都要求新生代农民工全面提升自身的素质。
农民工是广州产业大军中的一支重要力量，尤其新生代农民工更是如此，因此他们的政治思想、生产技能水平等，直接关系到广州产业的发展。新生代农民工，虽然接受过一定的教育，但大部分还停留在比较低的层次，且很多都没有一技之长，只能从事对技术要求不高的职业，他们对新兴技术掌握少，在城市社会分工中仍然面临较高的技术门槛，只能在低级劳动力市场徘徊。因此，有必要对新生代农民工进行融入性教育，全面提升他们的素质，为早日融入城市做好充足的准备。
在现有的职工大学堂等培训基础上，完善城市职工培训机制，丰富培训内容，提供各类可供选择的、充足的培训，让农民工有不断学习的机会和氛围，促进个人素质的不断提升。
农民工融入城市分为两个层次：基本层次和理想层次。基本层次是能够在城市中维持基本的生活；理想层次是能够被城市真正地接纳和认同。实现两个层次的融入，需要政府、社会和新生代农民工共同努力。政府和社会应为农民工提供较为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保障他们在城市中生活的基本权益，让户籍制度不再成为限制他们发展的门槛；社会和城市居民应给予农民工充分的理解和支持，做到宽容接纳，为他们提供成长空间；新生代农民工自身还需要不断进取与努力，全面提高自身能力和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