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胡 淏 钟 美
（西南林业大学会计学院 云南·昆明）
［提要］ 以2016～2018年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长江经济带地区沪深A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做一阶滞后，采用实证分析探究环境信息披露状况对企业通过超额收益所体现的商誉和绩效的影响，并进一步探讨商誉在环境信息披露和企业绩效关系中的中介作用。研究发现：长江经济带地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程度越深入、企业绩效表现越好；商誉在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
引言
2021年《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提出，到2025年基本形成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是国家环保部门推动上市公司进行环境治理的重要手段。2016年，长江经济带发展规划正式印发，其中极其重要的一点就是探寻长江上中下游地区绿色、协调和高质量发展。然而，在“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和长江经济带绿色发展的双重加持下，长江经济带地区企业将对一系列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做何反应，披露能否使企业得利，如何得利？是当前亟待思考的难题。在以往研究中，正相关、负相关以及“U”型关系等多种结论的得出是否受地理区域的影响也尚不明确，因此探究长江经济带区域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益于引导长江经济带地区工业企业进行高质量环境信息披露。
资产评估中，商誉作为企业未入账的经济资源或优势，它的价值形成源于过去；其价值的确认，则基于企业未来所能获得的超额收益。商誉是企业获取超额收益能力的价值表示。以往研究中少有将商誉作为一项无形资产与环境信息披露相结合进行学科交叉研究。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引入长江经济带地区区域范畴，探讨长江经济带地区工业行业企业的商誉在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之间所起的作用，对于长江经济带区域协调绿色发展、政府制定绿色经济政策以及企业进行绿色发展提升企业形象具有一定借鉴意义。第二，丰富商誉应用范围，结合原有商誉研究，对环境信息披露这一领域进一步解缆，将商誉看作是企业绩效上扬的“催化剂”，检验商誉对企业绩效的中介效应，为政府制定更完备的环境信息披露政策引导和企业自发践行环境信息披露提供一定启示。
一、理论分析与假设
（一）环境信息披露与公司绩效理论分析。传统经济学认为，企业积极的环境行为，不论是高新环保技术的开发还是绿色生产的进行，都会导致额外的高额运营成本，不利于企业的盈利。随着技术革命的不断深化，工业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全球范围内的环境污染问题日益凸显，可持续发展思想逐渐在全世界范围内盛行，可持续发展经济学和环境经济学认为，企业的环境行为与企业绩效具有一定的联系，即通过影响企业绩效带来对企业可持续发展各种直接和间接的影响。
企业积极响应可持续发展的社会责任履行行为，可以使企业在与社会其他因素或自身优势资源的联合反应中，获得超额收益，形成资源互补的杠杆效应。这些额外收益不仅包括积极实施绿色发展带来的诸如节能减排等方面直接的经济绩效，在目前环境保护日益重视，可持续发展需求日益提升的契机下，企业意识到生产非效率的存在，也会遵循利益相关者理论，通过环境管理实践，促成杠杆效应的实现，增加企业经济绩效。换而言之，公司积极的环境行为对企业绩效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由此提出：
假设一：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二者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
（二）环境信息披露、商誉对企业绩效的影响机理。而环境信息传递企业绩效。企业利用经证实的环境信息披露来展示企业所做出的努力，是实现积极环境行为增值效应的必要环节。在环境信息不对等的情况下，能否带来企业绩效，不仅取决于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透明度，是否货币化指标与非货币化指标，定性定量结合描述兼而有之，也取决于信息使用者对上市公司披露的生态环境信息的信任度。
企业在内部生态治理方面所做出的努力能够带来社会认同感。提高环境透明度的同时，也在向利益相关者表明其对生态保护问题的重视，体现其对政府环保部门政策的响应和遵循，以及对社会外界做出降低“三废”等污染排放、加强绿化、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等环境治理方面的承诺，本质上也是支持自愿信息披露理论。
在环境信息不对称的情形下，企业积极主动进行环境信息公示，能够有效地避免逆向选择和柠檬市场效益，使利益相关者了解到，在现阶段可持续绿色发展政策下，企业所做出的各种努力，提升企业在绿色环保方面的企业形象。商誉是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且商誉不仅仅存在正值，也可以为零或者负数，在企业与企业之间具有较为鲜明的区分度。而良好的环境形象产生的“绿色溢价”，即超额获利能力，与其他因素一起构成商誉，形成企业相对竞争优势，作用于企业的未来发展。
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有理由认为，积极实施绿色发展实践的企业，通过提高环境信息透明度，增加信息披露质量和可信度，在获得社会认同感以及被承认存在合法性的同时，能够获得政府有关部门的政策支持和税收优惠、投资者对公司发展战略的认同以及消费者的好感，实现环境保护溢价，提升自身的商誉价值，形成品牌效应，进而提升企业绩效。由此提出：
假设二：环境信息披露通过商誉来影响企业绩效
二、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本研究的初始样本包括2016～2018年长江经济带地区在中国沪深股市发布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工业行业上市公司，作一阶滞后。最终，在剔除不符合要求的公司后选取长江经济带地区338 家工业上市公司作为样本，并形成由1，690 个观测值构成的数据。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数据来源于和讯网和润灵环球的社会责任报告评级的统计数据，其他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采用总资产报酬率（ROA）作为企业财务绩效的替代变量，总资产报酬率的高低直接反映了公司的市场竞争力和长期发展能力。该指标越高，说明同等投入水平下，企业产出水平更高，生产效益更好，企业绩效也更为可观。
2、解释变量。借鉴以往研究文献，本文以“润灵环球”以及“和讯网”社会责任报告评价数据为基础来进行环境信息披露指数的指标量化。润灵环球评级满分为100 分，其中涉及环境整体管理信息、预防污染信息、可持续资源使用信息以及减缓及适应气候变化信息等方面的内容性维度，在总分中占比为45%，即45 分。另外，和讯网也是相关领域权威平台，曾经与润灵环球联合发布社会责任报告评级，满分同样为100 分。本文通过计算上述两家机构发布的信息披露评级的平均值，得到满分为72.5 的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ID）得分。
3、中介变量。本文依据已经产生的超额收益，将商誉价值看作是企业为获取超额收益所进行的投资，以商誉形成于已经发生的过去为依据，反向推导商誉的价值。具体可分为两步：首先，确认企业已实现的超额收益，公式为：超额收益＝销售收入×（实际销售利润率－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其次，将计算得出的超额收益，根据资本利润率进行还原，还原为在行业平均销售利润率的条件下，企业为获得与超额收益等额的收益，需投入的等量货币价值，即商誉价值。其计算公式为：商誉价值＝超额收益/行业平均利润率。
由于商誉可能存在负值，本文中商誉=（±）0.5×LN（商誉价值）2。其余控制变量定义见表1。（表1）
表1 变量定义一览表
（三）回归模型设定。为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商誉与企业绩效之间关系，借鉴温忠麟等（2004）的研究构建以下三个模型：
其中，Roait表示i 上市公司在t年的企业绩效，Edit为t年环境信息披露质量，Brit为i 上市公司在t年的商誉，Controls 为表1 中所列示的控制变量，ε 为残值。
三、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变量描述性统计结果见表2。（表2）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一览表
1、长江经济带地区A 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的环境信息披露水平指数虽然满分为72.5000，但平均值仅为24.2217，并且最高值为59.0900，最低值为0.1900。一方面企业间环境信息透明度存在较大差异，最高值高于最低值58.9000 分，相差分数占总分81.24%；另一方面平均值仅占总分的33.41%，P75 值仅为30.1478，总体环境信息披露水平仍然较低。这说明虽然2015年我国正式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国家以法律形式明确要求重污染企业公开详细环境信息，规范企业信息披露行为，但未引起大部分A 股工业行业企业的重视。政府有关部门需进一步加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引导，督促企业进行绿色可持续生产，提升环境信息披露透明度，以确保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数据的完整性、中肯性和同往期的一致性。
2、样本企业的总资产收益率标准差为0.1574，标准差较小，说明各企业总资产收益率的离散程度较为稳定，均值为0.0621，最小值-2.4000，最大值0.6300，但P25 值0.0256 为正值。这说明企业之间的竞争实力和发展能力仍存在不小的差异，长江经济带地区部分工业上市公司总资产收益率极低，且大部分企业绩效水平较低，企业需形成企业核心竞争力，进行生产优化，提升企业绩效。且大部分长江经济带地区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收益率都为正数，具有进一步实施绿色发展的实力。
（二）相关性分析。本文利用SPSS 对环境信息披露、商誉与企业绩效等相关样本数据进行Pearson 相关性检验，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 所示。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得分（EDI）与企业绩效（ROA）的Pearson 相关系数为0.221，且在1%水平上显着正相关（P＜0.01），说明长江经济带地区工业行业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得分越高，企业相应绩效水平表现越优秀。即，当企业的环境信息披露透明度提高时，利益相关者通过披露的有效环境信息，对企业环境行为有了更深层次的了解，随之反映到企业绩效上，企业获取经济绩效的能力提高。环境信息披露（EDI）与商誉（GW）的Pearson 相关系数为0.229，在1%水平上显着正相关（P＜0.01），说明企业加强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企业获得超额收益提升商誉，存在消费者偏好和“绿色溢价”。高质量的环境信息披露可形成企业的优势资源，提高企业竞争力。商誉（GW）与企业绩效（ROA）的Pearson 相关系数为0.428，且在1%的显着性水平上显着正相关（P＜0.01）。商誉作为企业所拥有的一项无形资产，随着企业商誉的增加，同等条件商品相较之下，消费者更倾向购买商誉表现良好企业的商品，进而企业股价表现更好，利益相关者对该企业更加看好，政府也倾向于给予企业更多优惠补助和便利，企业进而获取经济绩效，促进企业绩效改善。相关性与预期一致，表明环境信息披露和商誉对于企业绩效是一种正向资源。（表3）
表3 变量的相关性分析一览表
（三）模型回归结果。采用Hayes（2012）编制的SPSS 宏中的Model4（Model4 为简单的中介模型），在控制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发展能力（GROWTH）和独立董事比例（INDRATI）的情况下对商誉（GW）在环境信息披露（EDI）与企业绩效（ROA）之间关系中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表4 结果表明，环境信息披露有效透明度对企业绩效的正向影响作用显着（B=0.1300，t=5.5252，p＜0.01），且当放入中介变量商誉（GW）后，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直接预测作用依然显着（B=0.0770，t=3.4340，p＜0.01）。环境信息披露对商誉的正向预测作用显着（B=0.1550，t=6.6100，p＜0.01），商誉对企业绩效的正向预测作用也显着（B=0.3440，t=14.8809，p＜0.01）。（表4）
表4 商誉的中介模型检验一览表
此外，环境信息披露对企业绩效的直接效应及商誉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95%置信区间的上、下限均不包含0，表明环境信息披露不仅能够直接预测企业绩效，而且能够通过商誉的中介作用预测企业绩效。该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分别占总效应的57.89%、42.11%，因此认为该中介效应的影响具有统计学意义，即商誉对环境信息披露以及企业绩效存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42.11%，本文中提出的假设得到验证。
（四）稳健性检验。用净资产收益率（ROE）替代总资产收益率（ROA）作为企业绩效的衡量变量，模型中主要变量的显着性没有发生实质变化，环境信息披露指数（EDI）与企业绩效（ROE）仍然显着正相关，商誉在环境信息披露（EDI）与企业绩效（ROE）间存在显着中介作用，结果不变，说明各个假设的结果具有稳健性。
四、结论及启示
本文以2016～2018年长江经济带地区沪深A 股工业行业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作一阶滞后，结合资产评估超额收益法构建中介效应分析模型，探究环境信息披露、商誉及企业绩效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正向环境行为的信息披露能够向社会传递一种良好的信号，促进企业绩效的改善；环境信息质量对经营绩效的影响通过商誉的中介作用进行。
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召开和“碳中和”目标的大背景下以及日益深入人心的绿色消费需求下，本文选取工业行业为研究对象，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以上研究结论对决策者深入理解长江经济带地区环境信息披露与企业绩效的关系，探究绿色可持续发展思路，提高工业行业企业高管环保意识、自觉推动“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实现具有一定的启示。第一，突出环境信息披露影响机理优势，从企业的角度出发，改传统施压为引导，如政策倾斜等，进一步完善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使企业充分意识到高质量绿色生产的益处，引导企业更多地进行环境信息披露。第二，重视商誉的辅助作用。随着环境污染的日益严重、人民素质的快速提升，绿色消费观念日渐深入人心。社会公众的绿色环保意识不断增强，对企业产品的要求也越发严苛，故而现阶段要充分发挥环境信息披露的中介作用，通过非政府机构的软约束引导、推动企业守法，促进良性竞争。适当为企业引荐具有公信力的第三方公证机构，通过定性与定量指标相结合，提升企业环境披露信息质量形成信息优势，从而达到企业主动向社会展现良好环境表现的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