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先登

“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一带一路战略是我国未来10年的重大政策红利,当一带一路携手京津冀与长江经济带这两大协同发展的增长两极之际,环渤海经济圈作为我国东部地带具有世界影响力的增长极,开创未来经济社会发展新局面,率先践行新常态,无疑具有非常重大的构筑全球价值链的世界意义。实践将会证明,环渤海经济圈只有率先践行新常态,才能取得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和打造中国版全球价值链中的最大化区域比较竞争优势。

深刻认识新常态大逻辑

党的十八大后,经济发展新常态伟大实践突出表现为长期坚持科学“速度模式”、不断优化提升经济结构、持续实施创新驱动战略三部分主要内容;由“经济发展新常态”升华成“新常态经济”的理论概念,其内涵是:速度模式、经济结构、创新驱动三大要素。进而,以新常态经济形态为物质基础,升华成“新常态”理论,三大元素是遵循规律,坚守规矩,依法治国,成为指导经济社会发展的伟大创新理论,促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完全进入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实践自信的常态化发展新时期。

“新常态经济”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的丰硕成果。在我国经济形成东部率先、东北振兴、中部崛起、西部大开发的生产力配置大格局中,2014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深刻指出,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指导国民经济长期实现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防风险科学发展的大逻辑。

2014年被称之为“新常态时代元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深刻认识新常态是大逻辑的起点,适应新常态是顺应大逻辑的全过程,引领新常态是把握大逻辑所决定发展趋势的落脚点。伟大实践取得的丰硕成果证明,以新常态大逻辑为根本标志的新常态经济社会将完全进入推进新改革、开拓新空间、培育新增长点、管控新风险的更高层次发展阶段。

率先践行新常态,开创发展新局面,要在新常态经济发展的进程中,长期坚持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内容的“速度模式”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鲜明特征是遵循经济规律,以新常态经济理论为指导,并与域情紧密结合后落大、落细、落小,而形成新常态经济的“速度模式”。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各个区域或城市都以新常态经济的“速度模式”理论,指导确立符合域情的增长速度发展目标。

千规律、万规律,价值规律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第一经济规律。遵循社会主义价值规律的本质,就是要实现全社会货币财富和实物财富的稳定增长,确保经济建设实现以质量和效益为核心内容的“速度模式”主导的科学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解决就业、民生、建设等发展问题,“速度模式”是须臾不可或缺的法宝。现代经济理论揭示,世界上任何文明国家都会坚定不移地把发展放置于头等重要的位置上,速度是发展的一种内在表现形式,由此而形成的“速度模式”是客观的永存于人类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中,国家无论实行何种经济社会制度,都演绎着发展的“速度模式”。邓小平经济理论的基石最集中的体现在加快发展、加快改革的“双加快”发展战略上。长期以来我国经济学界和实际工作部门就发展速度问题有过多次争论,近年来也不乏歧义。对于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曾经出现过的、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所谓“跃进”,是必须“记忆犹新”,但是也决不能“因噎废食”。实现科学发展,发展是主题,速度是硬指标,以此形成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速度模式”。“速度模式”是整个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任何主政者坚持科学发展观,都会把“速度模式”放置在第一要务里的重要位置。

从经济发展实践表现出来的一般规律和按照世界银行及主要国家与地区惯常使用评价速度能级的口径出发,笔者研究的成果显示,中国确定速度能级标准是,1%~3%为低速增长,4%~6%为中速增长,7%~9%为高速增长,达到两位数的为超高速增长。其中,低于1%的增长为超低速增长,3%~4%之间为亚中速增长,6%~7%之间为亚高速增长。20世纪70年代末,我国进入改革开放期后,基本上是长期处于超高速增长期,到进入21世纪第二个10年期后,已经完全改变了国家经济总量“底盘小”的形象,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形成拥有巨大经济总量的“大底盘”国家形象。同时,我国长期处于超高速增长期的发展阶段,其“速度模式”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产生了三大矛盾:一是超高速增长驱使下的“速度模式”,使传统经济刚性化结构难以在一个宽松的氛围中进行必需的调整,直接导致难以完全有效地进行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以实现经济结构适度的软性化;二是超高速增长驱使下的“速度模式”,在某些领域仍然没有处理好数量与质量的关系,形成在国内外市场上被认为是“数量大国”,而不是“质量大国”,市场要求实现数量与质量同步发展的呼声越来越强烈;三是超高速增长驱使下的“速度模式”,受制于资源约束的领域越来越多,要求保护环境的呼声越来越强烈,同可持续发展产生了必须解决的矛盾问题越来越多。面对上述三大矛盾,如果再使经济增长保持在超高速上,显然会违背经济发展的规律。站在新的发展历史发展起点上,党的十八大后,党和国家果断决策,面向未来,中国需要建立与实施新常态经济发展态势下的“速度模式”。何为新常态经济理论指导下的“速度模式”呢?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双加快”发展战略,确立我国经济保持在亚高速或个位数增长区间发展的“速度模式”的本质是,要牢牢按照新常态理论指导的战略部署,避免“非常态”,坚定地把工作重心放到“爬坡过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上;放到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上,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不断放大生态红利、绿色红利;放到打造营业收入过百亿元企业、过千亿元企业、过万亿元企业上,使之成为产生世界影响力的跨国公司;放到正确把握民生经济发展趋势上,不断提高民生保障与发展水平,使国民经济始终处于稳增长的发展态势。在实践中坚持新常态,避免“非常态”,各个区域都在努力进行完善“速度模式”的探索。2014年在我国GDP增长7.4%、总量首次突破60万亿元、达到63万亿元的形势下,环渤海经济圈内的省市以新常态理论为指导,体现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常态平稳运行的“速度模式”。

率先践行新常态,开创发展新局面,要把不断优化区域和城市经济结构放在突出位置

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客观地决定了经济结构调整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攻方向,需要坚持由工业主导型经济转向现代服务主导型经济,传统产业主导型经济转向创新主导型经济,投资主导型经济转向消费主导型经济的三大导向。区域和城市要在推进区域发展战略中,以特色为前提,建立符合发挥本土优势的经济结构。现代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揭示,任何一个发展阶段转向更高发展阶段的跨越,都是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来完成的;都是建立起既符合国家“五位一体”总布局要求,又适应域情的特色经济结构。

环渤海经济圈需要率先把握好上海自贸区“主打全球”试点和2014年12月国家建立广东、福建、天津3个自贸区“主打区域”试点取得重大成果向全国推广发展的进程,不断优化区域或城市经济结构。要明确看到广东自贸区功能主要是加强粤港澳合作,带动珠三角区域发展;天津自贸区功能主要是面对东北亚市场,充分发挥区域拥有的航运、金融租赁等比较优势;福建自贸区功能主要是深入开展与台湾企业的合作交流等,我国正在以实施自贸区战略为切入口,建设面向世界的高标准自贸区网络推动的“苗圃”变“森林”的新外向型经济结构模式。

优化城市经济结构,需要强化产业业态的不断创新。实践证明,产业业态创新是提升行业与企业竞争力的关键,是加快推进变革的动力所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城市提升竞争力必然决定了需要高度关注世界制造业已经或未来必然发生的重大变革。2013年德国制定工业4.0战略,核心概念是将物联网和服务互联网应用到制造业为主要特征的工业优化升级上,以区别于前三次源于机械化、电力和信息化引发的工业革命,巩固德国作为世界制造业最具竞争力国家的地位。目前德国“工业4.0”理念正在演变为实践,它使产品与生产设备之间、不同生产设备之间,通过数据交互连接为一起,使工厂内部纵向之间、工厂与工厂横向之间都能成为一个整体,形成生产的智能化。我国作为世界重要的制造业基地,要实现“中国制造2025”战略目标,进入世界制造业第一阵营中去,做出对世界经济最大贡献,必须借鉴有益经验,把体现现代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智能化制造作为不可更改的重要发展方向之一。同时遵循产业项目建设规律,把包括智能制造、强基工程、设计能力、制造服务业、质量效益等内容的产业项目建设作为经济发展的重头戏,提高产业项目建设谋划水平;深度发展“国字号”、强力扶持“民字号”、改造提升“老字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企业。在强化产业业态不断创新中,要把握城市发展机器人的力度和趋势。2013年我国成为世界最大机器人消费市场,公认机器人产业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一个切入点和经济增长点。从机器人产业业态发展的大趋势看,目前各个主要城市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制造业、金属加工业、电子电气业、橡胶及塑料制造业、食品工业、制药工业、玻璃及陶瓷工业等都在积极鼓励企业更多使用机器人,以替代付出薪酬越来越高的人工。实践也证明,使用机器人能够极大提高效率。如制衣业使用机器人,钉扣子工序,以前4个工人的工作,现在由一人创作电脑,智能缝纫机可以完成全部流水线工作,基本实现无人操作;使用智能剪线机,效率是人工剪线的8倍;智能立体整烫机提高效率30%~35%;使用机器人可以帮助企业建立起完整的柔性制造系统等。

优化城市经济结构,需要强化现代服务经济在城市经济结构中的“首位”地位,也就是主导地位。要采取更加有力的措施,打造完整的现代服务经济价值链,以更加有力的投入,通过强链,助推现代服务新业态发展;通过补链,有效补齐现代服务产业链高端环节缺失的短板;通过建链,对尚未形成完整产业链的现代服务领域,着力引进和培育具有核心地位的企业进行辐射与延伸,以形成较大产业规模和较高集聚水平的产业集群。打造完整的现代服务经济价值链,极其需要适应消费市场结构的发展。从消费市场发展的一般规律看,生产结构要适应消费流的发展趋向;消费流的发展直接推动消费群流的细分化消费趋势;消费群流的发展又会直接推动定制消费群的形成与发展,定制消费群是消费群流发展的一种高端形态。这种高端形态能够促使新的商业业态和新消费模式的建立,只有把握住以个性化、多样化为主导的新消费模式发展的主流趋势,才能打造完整的现代服务经济价值链。需要指出的是,定制消费群只有形成客户流,才能打造完整的现代服务经济价值链。什么是商业项目的最低客户流呢?笔者通过一万平方米商业项目2013年实现效益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项目每天运行10小时,全天人流达到2000人次,平均每小时200人次,每人次平均消费金额达到全国平均水平,才有可能实现物化成本+人工成本+纯利润基本为零的保本经营,这里2000人次就是最低的客户流。否则,商业项目极有可能出现亏损,而难以长期经营下去。同时,要科学规划大型城市综合体布局空间,如果在一个只有一站公共交通距离的空间内,没有有效的客户流,布局数个集办公商务、五星或超五星酒店、精品主题或大型商业项目、观光和文化休闲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大型城市综合体,是违背经济发展规律的,到头来只能是“恶性竞争、两败俱伤”。

优化城市经济结构,需要加快打造城市现代金融体系。在建设城市现代金融体系中,特别要高度关注阿里巴巴在美国纽交所上市创造的“阿里号”金融平台,这一与电商平台并列的又一大平台系统,将深刻影响中国互联网金融的发展。目前,中国互联网金融整体规模在10万亿元,无论是从国家宏观层面,还是从城市中观层面看,互联网金融都将发挥着重要作用。坦诚的讲,中国大多数城市目前在互联网金融建设与使用上,同城市所设定的发展目标,是有着必须引起关注的差距;只有真正关注到差距,才能在建设现代金融体系中,充分发挥互联网金融在城市经济发展中的作用。

优化城市经济结构,需要优化品牌结构。城市遵循经济规律,长期实现稳增长,极其需要大力发展品牌经济,使品牌经济成为城市经济的主体形态。21世纪世界进入了品牌经济主导市场发展趋向的时代,21世纪的竞争最主要的表现为以城市圈群为空间主体的区域竞争,区域经济进入了品牌形象主导竞争胜负的时代。当已经物化了的、具有了“烙印”性质的“品牌”在区域的各个领域都表现着它的“统治地位”时,抓住这个“统治地位”带来的机遇,升华这个概念,实现品牌经济向品牌城市的转变,就能形成城市在国内外强大的竞争力,就能促使城市经济永远充满活力地发展,长期实现稳增长。

优化城市经济结构,需要把优化民生福祉结构放置于一个突出地位。遵循“民生为本”的发展规律,城市要长期坚持发展与民生并举的第一要务战略方针,让发展成果更多惠及全体人民,不断提高民生福祉水平;不断优化民生福祉结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生福祉结构由民生基本保障体系、小康经济社会保障体系、公民自由发展保障体系这三大体系构成。不断优化民生福祉结构,需要把握住的要点。一是现代世界发挥着主流影响作用的政党,所提出的政治主张有着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高度关注民生问题。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把发展民生作为党长期执政的第一要务,把民生确立为长期执政的首位战略目标;把让人民群众共享改革开放不断发展的成果,作为党长期执政的基石。党的十八大开启中国从国富到民富、国民幸福发展、到2020年实现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新征程。站在实现两个“百年”目标新的历史发展起点上,必须坚持改革为了人民、改革依靠人民、改革成果由人民共享的指导思想。在构建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中,区域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中,要始终坚持民生至上的理念,突出惠民生;在惠民生中实现服务民生、保障民生,完成多重目标的平衡与协调,不断提高全社会民生福祉水平。二是不断提高全社会民生福祉水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根本目的,为达到这个目的,培育壮大中产阶层成为一个关键环节。加快培育壮大中产阶层,不仅在于缓冲贫富两极分化的矛盾,更重要的是让底层人群看到向上的希望,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为此,要通过配套性的分配收入制度改革,通过“国家创基业、企业创财富、百姓创家业、能人创企业”格局的形成,催生越来越多的人进入中产阶层,这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创造辉煌未来最有力的抓手之一。三是不断提高全社会民生福祉水平,要高度关注切实解决市民在不同发展时期提出最迫切要求解决的问题,需要深刻认识民生“需求层次”。按照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人的需求按层次逐级递升,分别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情感和归属需求、尊重需求、自我实现需求等。在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人民群众渴求的民生内容有着差异;在同一发展阶段,不同的阶层表达着不同的民生需求愿望。在国民幸福发展中,衣食住行是人民群众最为关心和敏感的问题,长期保持高度关注民生问题的热度,不断提高人民的福祉水平,是衡量执政为民的重要尺度。如何使收入分配、教育公平、医疗改革、房价调控不断提高,满足大多数市民需求的水平,是长期实施民生工程建设、而不可更改的大趋势。四是不断提高全社会民生福祉水平,需要突出针对性,强调实效性,聚焦聚神聚力狠抓落实,对确立的民生工程与项目,要以紧之又紧、细之又细、实之又细的科学作风,突出抓好“最先一公里”和“最后一公里”的完全畅通;要切忌好大喜功,盲目“作秀”,避免落实力度逐级递减的现象;要按照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客观需求和财力的可承担能力,对保障民生基本需求项目,政府必须给予全力投入;要对非基本需求的民生项目,创造性的运用政策,发挥政府“抛砖引玉”的功能,吸引更多的投资主体进入非基本需求的民生项目中来,实现共建共享共赢;要努力构建以政府为主导、市场为主体的整合性巨灾保险体系,这是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最符合国情的巨灾风险治理模式。

率先践行新常态,开创发展新局面,要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兴起,世界科技创新呈现出的新态势是新技术替代旧技术;新特征是智能型技术替代劳动密集型技术;新模式是创新驱动替代要素与投资驱动,适应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长模式,唯有抓住可以大有作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带来的发展机遇,不断增强创新驱动新动力,推出越来越多的信息技术与制造技术深度融合的数字化网络化“中国智造”和“中国创造”。建立与完善大国区域经济发展空间新格局,率先践行新常态,决定了所有的区域和城市都把深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让创新成为驱动经济发展新引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决定了城市要不断提高打造创新世界价值链水平,建成特色创新研发体系,使之成为集聚全球创新研发力、不断涌现科学技术原动力的“源泉”,走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之路,开创实施创新驱动战略新局面。

(一)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培育和发展智慧思想市场,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城市要在各个领域培育和发展智慧思想市场,让智慧思想市场在城市的所有环节都繁荣兴旺起来。繁荣兴旺智慧思想市场要努力发展智库,2013年全球智库总数已达6826家,中国以426家列美国1828家之后,位居第二。虽然,中国已经成为智库大国,但是从“入眼”到“上榜”的转化率仅为0.47%,使“入百强榜率”还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这是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

“智慧思想市场”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而逐渐兴旺起来的,她已经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内容之一,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实现中国梦的题中之义;城市只有繁荣兴旺以创意创新与科研机构、各类院校、新闻传播媒体、企业等为主体的智慧思想市场,才能在实现“亚太梦”等的大开放格局中,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充分展现开创创新驱动新局面的城市特色、城市风格、城市气派。企业作为创业创新主体,只有在“智慧思想市场”繁荣兴旺发展的大环境中,才能走出创业创新之新路。

实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已经成为国策。要营造有利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新政策环境和制度环境,以不断开拓和扩大“众创空间”。城市要开创创新驱动新局面,极其需要重视基层学习组织建设和普通市民知识传播的工作。笔者在做实证研究中提出,城市在建设学习型和创新型城市的过程中,特别注重提高普通市民的学习和知识传播水平。学习和知识传播水平提高的过程就是市民创业创新素质提高的过程,就是集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巨大正能量的过程。

(二)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不断提高“人才是第一资源”的认识水平和工作水平

城市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除运用传统的成功引才制度和政策外,必须站在“人才是第一资源”的新起点上,通过柔性引才新政,开辟引才新渠道,提高集聚海内外优秀人才的水平。所谓柔性引才新政,就是用人单位在不改变人才的人事、档案、户籍、社保的前提下,采取聘请顾问、短期兼职、“候鸟”式服务、退休返聘、对口支援等方式,创新的一种引才制度。

城市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不断提高领军企业与领军人物生长与成长的发展水平;不断提高引进高层次科技团队的规模与水平,让其携带的成熟科技成果、高新技术产品、资金及研发技能、管理经验等人力资本直接入股;增强对关键岗位、核心骨干的激励奖励;采用协议工资等分配方式聘任高层次人才。要通过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以法保障不断提高职务发明成果转化收益划归研发人员及对转化做出贡献人员的比例;以法保障科技人才从科技项目中获得的津贴和高层次科技人才的收入超出本单位平均收入部分不受工资总额限制。

城市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建立健全面向全球的引智引资政策和开放环境,加大国际知名创新性企业、研发机构和“千人计划”等海外高水平科技人才引进力度,不断提高域内高校院所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与推进协同创新和科技成果转化的“三结合”的水平;要把分灶式研发转化为深度融合式研发,建设有国内外重大影响力的技术转移枢纽,在最短时间内能够把“纸上科研”转化为实际生产力,使之成为密切服务区域经济发展的有形生产力,推动深入实施“科技兴市”战略。

(三)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以城市主体性创新功能区、“产学研”大平台、企业技术中心或“慧谷”为主体内容,使之形成完整“组合拳”式的创新体系

目前城市普遍面对环境约束加剧、要素成本上升、结构性矛盾日益突出的挑战;面对大多数产业仍然处于国际分工和产业链中低端环节的现实。面对这样的现状,极其需要以新的战略、新的视角、新的举措,为实现中国梦和亚太梦,长期坚持实施创新战略,走出一条具有城市特色的创新之路。建设主体性创新功能区是城市走特色创新之路的一个主要内容。

建设主体性创新功能区是创新性的制度改革,这一改革的本质是建设城市谋定未来发展的创新高地。建设成熟型经济中心城市更加需要以符合国际标准与内涵的指标体系,通过建设主体性创新功能区,突出打造具有国内外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建设主体性创新功能区要以原创成果、集成创新为主导,加快完善符合科技进步规律的体制机制和法制,充分发挥企业技术创新主体作用;要充分整合和提高城市创新资源集聚、创新资源对接服务、创新资源共享与扩散的功能水平,不断提高城市集聚世界前沿学科与科技原创成果的水平;要突出微观主体创新效率高、创新成本低、创新点多样化的特点,强化提高微观主体创新水平,促使整个国家迸发出万众创新的巨大活力。

建设主体性创新功能区,要完善以科技资源开放量和服务企业业绩为导向的市场化评价机制,鼓励高校、科研机构、大型企业向社会开放共享科研仪器设备、数据资料、科技成果和科技人才等科技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联合研发、委托研发、中试检测、技术转移、人才培训等服务。

要认真借用互联网发展的成果,通过充分利用互联网,打造集聚、服务、撮合、孵化等功能为一体的科技创新平台,为各类企业、科技人才、产品与技术等创新元素提供零距离的服务平台;整合社会资源,为中小企业提供网上网下的产品、技术工艺设计、装备策划、营销、信息等服务,助推科技服务业向高端化发展。

(四)长期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按照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四新”准则,瞄准世界科技前沿领域和顶级水平,通过市场化机制,加快聚焦重大科技创新工程和创新产业项目

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新兴产业、服务业、小微企业作用更加凸现,企业小型化、智能化、专业化将成为产业组织新特征。为此,城市要按照新技术、新产业、新模式、新业态的“四新”准则,建立新型科研成果管理制度体系,鼓励院校和科研机构通过托管方式,委托第三方专业技术转移机构代理开展科技成果许可、转让、投资等工作。要积极探索建立科技报告和科技成果登记制度,加强技术交易市场建设,建立符合科技成果转化规律的市场定价机制,探索科技成果市场交易制度。通过创新模式,建设企业为主体的孵化大市场,所谓孵化大市场就是通过完善科技企业梯级孵化培育体系,促进多元化投资主体建成企业培育载体;以城市拥有的孵化器或孵化器集群为依托,集路演、融资、要素转让、综合服务为一体的综合交易平台。

实施创新驱动战略,要把握好发展动力转化的“度”,长期坚持扩大有效投资的方针,保持充足的投资拉动力,把重点放在集成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上。同时,不断提高区域科技成果转化率,不断提高城市科技高地与尖端领域规模水平。城市要加快发展科技型企业,特别是政府要通过主导风险投资公司等组织机构,以财政资金引导社会资本不断扩大科技创业风险投资基金等规模,建立覆盖研究、小试等各个环节的科技创业风险投资体系;要综合运用市场培育、创新奖励等形式,实施名牌、商标、标准等发展战略,力促一批科技型企业成为科技创新“小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