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 华 李金凤
根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我国从2010年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需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国家层面来看需要出台相关政策以利于顺利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地区层面也需要进行仔细研究，出台地方政策，以便于更快的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那么，天津市作为一个直辖市需要面对什么陷阱？天津市政府可以采用什么对策来规避这些陷阱呢？本文主要围绕这两个问题进行分析。
在进行分析之前，可以从地区月度数据来看一下天津市在我国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之后近几年的基本情况。天津市在2010年2月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7.1%，累计增长31.6%；在2014年12月天津市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9.8%，累计增长10.1%，由此可知天津市的工业增加值增幅下降，工业增长减速。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在2010年2月为389.6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34.1%；在2015年2月天津市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值为901.54亿元，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累计增长13.6%，从数据上可以看出固定资产投资额度在增加，但是累计增长率在下降，天津市依靠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来促使经济发展越来越难以为继了。而天津市在2010年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11.1%，在2014年12月天津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累计增长却下降为6%。从天津市工业增加值、固定资产投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这3个指标来看，天津市经济处于下行的趋势，正面对着“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问题。那么，目前天津市从经济的角度来看需要面对哪些陷阱呢？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天津市需要面对的陷阱
国际经验表明，掉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往往是掉入了以下十大陷阱：第一，“经济增长陷阱”；第二“民主陷阱”；第三，“收入分配陷阱”；第四，“腐败陷阱”；第五，“城市化陷阱”；第六，“公共服务陷阱”；第七，“就业陷阱”；第八，“社会稳定陷阱”；第九，“信仰缺失陷阱”；第十，“金融陷阱”。
而天津市作为一个地方政府，从经济的角度来看主要面对的是“经济增长陷阱”、“收入分配陷阱”两大陷阱。
（一）“经济增长陷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乏力。天津市2000-2013年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具体情况如表1所示。
从表1中可以看出，天津市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最高曾达到27.91%，而在2012年和2013年环比增长率却呈现快速下滑趋势，2010年和2011年的环比增长率高有国家四万亿刺激计划影响的原因，所以从经济增长率来看，天津市近年来的经济增长乏力。
第二，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2000年以来，天津市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增长速度持续高于经济增长速度，在生产总值中所占比重持续提高，对天津市的经济增长起了较大的作用。从具体数据来看，在2000-2008年间，天津市第二产业和工业增加值年平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9.54%和19.79%，分别超出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2.74%和2.99%。而在2008年，工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50.88%，为2000-2008年期间最高点。
然而按照一般的发展规律，天津市工业增加值已经达到历史高点，同世界主要国家相比增长速度也较快，以后想要大幅度提升工业增加值，将是极为困难的事情。这表明，通过工业规模的扩张的方法来推动经济大幅增长不太行的通。因为从与各国的横向比较看，在那些已经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中，美国的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点出现在1981年，占比为29.3%，2007年已下降到17.1%；德国的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点出现在1970年，占比为39.1%，2007年已下降到25.1%；日本的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点出现在1970年，占比为38.8%，2007年已下降到22.8%；韩国的工业增加值占国民生产总值比重最高点出现在1987年，占比为34.5%，2007年已下降到31%。所以从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看，工业增加值的占比在达到最高点后都经历了一个持续下跌的过程。此外，因为2008年的金融危机，美国等西方国家为了本国经济的复苏，提高就业率，纷纷制定政策扶持传统产业，进行“再工业化”。由此可以推出，我国的工业化虽然还需要发展很长时间，但是今后的工业规模扩张空间会逐步缩小。
第三，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变小。1999年天津市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为正值，为10.56亿元，占当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0.72%，此后逐年增加，在2005年达到最高点，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为441.78亿元，占当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1.31%。2006年及以后逐年下降，2009年天津市的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为负值，为-817.3 亿元，占当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0.87%，此后缺口越来越大，2013年货物和服务的净流出为-2311.4 亿元，占当年支出法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08%。由此可以看出，外需对天津市的经济增长作用在变小。
从天津市出口总额环比增长率来看，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也在变小。
从表2中可以看出，天津市出口总额环比增长率最高曾达到45.31%，在2009年因为金融危机的影响下降为-29%，而在2012和2013年环比增长率却呈现快速下滑趋势，2013年居然下滑到1.43%，由此可知短期内外需对天津市经济增长的作用会较小。而从长期看来，外需形势也不是特别好，因为美国和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较慢，且我国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丧失，东南亚可以取代我国出口的国家亦有一些，所以今后外需对天津市的促进作用可能越来越有限。
第四，“未富先老”拖累经济发展。经济的增长离不开劳动力的投入，而天津市“未富先老”的格局必将拖累经济增长，“未富”是指人民生活水平没有普遍达到富裕水平，“先老”指老龄化。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享有人口红利。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供应，使得我国用工成本低廉、人口抚养负担轻。天津市作为中国的一个直辖市，自然也是不例外的。而随着老龄化人口比例不断提高，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并且会在2020年左右进入劳动力短缺时代。
表1 2000-2013年天津市生产总值环比增长率
表2 2000-2013年天津市出口总额环比增长率
从具体数据来看，2013年天津市年末常住人口为1472万人，其中0-14岁及以上人口为146.02万人，占总人口的9.92%，与2002年相比下降了1.51个百分点。15-64 岁及以上人口为1199.68万人，占总人口的81.50%，与2002年相比上升了3.71个百分点。65岁及以上人口为168.64万人，占总人口的11.46%，与2002年相比上升了0.72个百分点。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65岁及以上人口比例达到7%时，就表明这个国家或地区已经进入“老龄”社会，并且老龄化程度会不断加大。天津市2013年的人口数据与2002年的人口数据相比，儿童所占的比例下降了，成年或即将成年的劳动力所占比例上升了，老年人的比例也上升了，表明天津市在2013年仍享有人口红利，但是因为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和儿童的抚养成本的上升，儿童所占比例可能将持续下降，未来人口红利将消失。从天津市2002-2013年的人口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长率也可以看出这个趋势，2002年天津市的人口出生率为6.60%，死亡率为5.70%，自然增长率为0.90%；在2013年天津市的人口出生率为8.93%，死亡率为4.52%，自然增长率为4.41%。2013年的人口出生率比2002年的人口出生率上升了2.33个百分点，死亡率下降了1.18个百分点，自然增长率上升了3.51个百分点。天津市人口出生率的上升与上世纪80年代出生的双独子女到了生育年龄有关，因为按照我国政策，双独子女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所以人口出生率上升。天津市人口死亡率的下降与人们生活水平的上升和医疗水平的提高有关，因此未来天津市的老年人口所占比例将越来越多。
而天津市刚刚踏入中高收入国家行列，还没有进入高收入国家，就已进入老龄社会，这就是“未富先老”。与国际上其他中等收入国家65岁及以上人口平均比例5%相比，天津市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很严重。这些对于未来天津市的养老金账户将会形成很大的压力，养老金的缺口将会越来越大。同时因为人口出生率的下降，未来的成年劳动力将出现短缺的局面，使得劳动力成本上升，这样一来会使得商品成本增加，物价将会上升，可能导致通货膨胀、外资撤出、廉价劳动力这个比较优势丧失，这些对我国二、三产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对于“中等收入陷阱”的跨越也会造成较大的影响。
（二）“收入分配陷阱”
一般说来，在国际上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国家收入分配都较为平均，例如日本、韩国、英国等国家，而掉入陷阱的收入分配差距较大，有的甚至极为悬殊，如非洲一些掉入陷阱的国家。天津市的收入差距主要体现在城乡收入差距和行业收入差距上。
第一，城乡收入差距的逐步扩大。具体情况如表3所示，表中城镇收入用的是城镇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收入用的是农村纯收入。
从表3中可以看出，从2002-2013年，天津市城乡收入绝对差距是直线上升的，相对差距呈现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农村纯收入在此期间因为政策的扶持和拆迁补偿等原因导致收入上升幅度较快，天津市的城乡收入差距跟全国比起来不算太大，随着我国环境问题严重，可耕地面积缩小，农产品的价格将会上升，所以天津市城乡收入差距在未来有可能继续缩小。
第二，天津市的行业收入差距呈现逐渐扩大趋势。在2006年天津市的19个城镇单位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电力、燃气及水的生产和供应业，为年人均53764元；收入最低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年人均14775元。二者的绝对差距为38989元，相对差距为3.64。2013年天津市的十九个城镇单位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金融业，为年人均118448元；收入最低的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为年人均30517元。二者的绝对差距为87931元，相对差距为3.88。由这两年的数据中可以看出，行业收入中无论是绝对差距还是相对差距都扩大。从2006年和2013年的数据比较发现，我国仍然是一个工业国家，工业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在天津市的十九个城镇单位行业中年人均最低的始终是居民服务和其他服务业，表明服务业并未能成为占国民收入70%的行业，年人均工资低说明天津市民的生活水平未能达到全部富裕的水平，这一阶段居民们自然也不会在服务业中消耗太多货币，所以我国想向服务业为主的富裕国家转型大概需要较长时间。
表3 2002-2013年天津市城乡收入的绝对差距和相对差距
此外，在1993-2013年天津市生产税净额从83.56亿元快速增长到2431.55亿元，30年增长了29.1倍。说明政府税收较重，在目前经济不景气阶段，应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稳住货币。
天津市跨越“经济增长陷阱”和“收入分配陷阱”的对策
基于上述的分析，分别提出天津市跨越“经济增长陷阱”和“收入分配陷阱”
（一）天津市跨越“经济增长陷阱”对策
第一，关于经济增长乏力问题，需要用“未富先老”拖累经济发展来应对。在2000年天津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是4.33：50.76：44.91，2013年天津市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占市生产总值的比例分别变动为1.29：50.38：48.33，从这13年的发展结构中可以看出，第一产业比例明显下降，第二产业比例下降幅度微小，且仍然占据主导地位，第三产业比例上升较慢，发展总体滞后，明显低于发达国家的发展水平。所以在以后的发展中，应逐步提高第三产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在日本、韩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时，都进行了产业结构的顺利升级，实行产业从重工业升级到第三产业。
第二，关于工业规模扩张难以持续问题，需要从粗放型增长模式转变为集约式增长。虽然在产业升级中第二产业比重应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应上升并占据主导地位，但是在升级成功之前，在天津市的工业化没有彻底完成之前，工业规模仍然需要大力扩张。天津市应该从过去主要依靠大量投入劳动力、资本和土地的粗放型增长，转变为依靠劳动力素质调高、科技进步等等因素实行集约式发展。从制造业来看，应该大力发展节能环保、信息技术、生物、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新材料、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
第三，关于外需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变小问题，需要从外需转向内需。从2000-2013年，天津市的外需和内需均呈现萎缩状态，所以总需求萎缩。如2000年，天津市最终消费在支出法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49.59%，而2013年下降为39.21%；2000年天津市货物和服务净流出在支出法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为2.76%，而2013年下降为-16.08%。外需很难开发和控制，所以天津市应着力扩大内需。
第四，关于“未富先老”问题，天津市应该从两个方面着手，一个是提高在职和退休人员工资，逐步提高人们的收入水平。二是逐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解决养老问题。
（二）天津市跨越“经济增长陷阱”对策
第一，关于城乡收入差距，天津市应实行农产品保护制度，着重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水平，转移农业上的多余劳动力，提高农村居民的人地比例，并加强对“三农”的各方面投入，从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第二，关于行业收入差距，天津市应增加对低收入行业的补贴，对高收入行业加强个人所得税的征收，以缩小天津市的行业收入差距，使其保持在合理区间里。
参考资料
2.郑秉文.中等收入陷阱：来自拉丁美洲的案例研究[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12，（5）.
3.严行方.中等收入陷阱[M].太原：山西经济出版社，2012，（8）.
注：本文中数据若无特别标注，均来源于中国统计局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