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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文化自信是更基本、更深层、更持久的力量，中华文化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其中，《意见》明确将“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保护传承方言文化”列入重点任务。

方言是独特的民族文化，传承千年，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底蕴。方言是局部地区使用的语言，因此更能体现区域文化的特色。她对于保护民间文学、地方剧种、传统民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有着特别重要的作用。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激烈的时代转型，多元文化的交汇，相比朗朗上口的网红段子，驾轻就熟的外语桥段……越来越多的传统文化却在濒临“绝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已将母语变成“无语”，越来越多的方言被逐渐写进历史。

2012年，王建设教授卸任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后，将很多精力投入到传承泉州方言以及闽南方言戏曲的研究工作。但闽南方言的衰微，让这位将“传承方言教育”为己任的老教授感到忧心忡忡。近日，针对如何正确认识方言教育这一话题，本刊记者采访了王建设教授。

“姥姥”撕“外婆” 折射推广普通话误区

2018年6月，上海小学语文教科书《打碗碗花》一文中，“外婆”全部改成了“姥姥”，引发舆论热议。上海市教委表示，将该文中“姥姥”一词恢复为原文的“外婆”。其间，有关专家考据，两者最初可能都来自方言，但它们早就进入汉语普通话词汇系统，变成了通用语，并且不以地域为界，在全国范围内广泛使用。随后，有人将“刘外婆进大观园”“姥姥的澎湖湾”列为调侃的网络新段子。

《人民日报》在“‘姥姥’‘外婆’之争”中评论：“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希望让‘姥姥’与‘外婆’握手拥抱，使普通话的推广运用更科学、更符合时代的要求。”

关于推广普通话和传承方言之间的关系，王建设教授认为，应该防止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特别要注意“矫枉过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南方人大都讲方言，不讲普通话。为此，国家大力推广普通话，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在推广普通话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激进的行为，例如，在校园里，若有学生说方言，就会被罚擦黑板、罚扫地甚至罚款。

相比这些“处罚措施”，如今的情况更令人担心。以每年推普周的标语口号“讲普通话，做文明人”为例，“‘讲普通话，做文明人’，字面上似乎没有问题，但当人们理解为讲普通话才是文明人，不讲普通话就不文明时，那幺，影响可就大了。很多学校甚至把说方言和坏孩子画上了等号。”王建设说。

方言是文化，方言是乡愁

众所周知，3至12岁是孩子学话的最佳时期，孩子的模仿和记忆力都非常好，加上没有任何压力，如说不好的挫败感、环境圈的不认可等，所以，掌握一种方言非常容易。王建设担忧地说：“如果错过了这个黄金时机，等长大后再学方言就非常困难了。”

“洋味”或“土味” 拒绝语言上主观否定

2016年，全国人大代表、中国银行原行长李礼辉等12名全国人大代表向十二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提出及早保护方言的建议，建议加强对方言的调查和研究，中小学不再禁止方言，适当安排方言教育，条件允许下，建立方言博物馆。

建言的背后，其实是传承方言中遭遇的尴尬。今年，《江淮晨报》曾刊文提及，经调查显示，合肥近九成孩子不会说方言，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家长觉得说方言“土”。

但说方言真的“土”吗，说什幺话又比较“洋”？

当过华侨大学文学院院长的王建设博士走过很多东南亚国家。他发现马来西亚、印尼的华侨非常重视传承方言。在王建设眼中，来自马来西亚的学生很多都是语言天才，能熟练运用多种语言，如英语、马来语、普通话、闽南话、广东话、客家话……，见什幺人说什幺话。大量的研究和实践表明学习方言和学习普通话并不对立。只要方法得当，儿童完全可以既掌握方言，又学好普通话。

究竟谁是让方言闭嘴的“罪魁祸首”？

王建设教授说，现在有很多年轻的家长死活不让孩子学方言，他们认为“学了方言就说不好普通话，说不好英语”。这实际是人为地、粗暴地把方言和普通话对立起来。以前的人说不好普通话，是因为他们的老师不讲普通话，或者讲的普通话很不标准，教出来的学生普通话自然就说不好。而现在老师的普通话水平是有硬性要求的，普通话的学习，完全可以放心地交给老师，家长在家中则应该好好地教孩子说方言。同时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也不应该苛求每个人都讲一口流利的、地道的普通话，这是不可能的，现在很多人讲的普通话都是多少带有方言腔的普通话，这很正常。对多数人来说，只要能够运用普通话清楚地交流就可以了，如果要说地道的普通话，最好从小送到北京，切忌让观念误导政策。

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安徽省项目专家徐建认为，没有任何一种语言在发音上有“土、洋”之分，这是多年来人们主观偏见导致的。每一种语言都有其特色，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方言容易被扣上“土”的帽子，这都是历史上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带来的人为偏见。

立德树人与回归乡愁 方言是最佳载体

学好普通话、外语是为了更好地走出去，学好母语是为了不忘初心、牢记乡愁。王建设教授认为，方言是最直接、最具体容易触动人们乡愁情感的载体，无论走到哪里，这种感觉无时不在，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在立德树人上，方言教育更容易“走心”。作为一名泉州本土学者，王建设特别推崇闽南的一些俗语、谚语。这些俗语有的很难用普通话准确表达，但更贴近闽南本地的生活，比那一些硬邦邦的抽象说教，效果要好得多。例如，在课堂上，用大道理去表达爱国、爱乡的理念，有时孩子听不进去或者很难听懂，有的甚至认为是洗脑，但如果把爱国教育自然融入方言中，就会起到“润物细无声”的作用。另外，作为寄托乡愁的地方文化，急需一批专业人才去传承、抢救。如果不懂方言，很多地方文化就无法继承。同时作为一名南音、梨园戏等闽南文化的研究者，王建设以列入联合国人类口头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南音为例。“南音里头唱词的发音是很讲究的，有些发音现象与今天的口语很不一样，可以追溯到明代以前。这些需要系统地去学习、研究并传承。”王建设说，如果过不了语言关，不懂欣赏，遑论继承。“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看到南音、梨园戏、高甲戏舞台上那些渐渐老去的面孔，青年班底又后继乏力，王建设内心十分惋惜又充满无奈。

方言需潜移默化 但前提是身体力行

王建设教授认为，方言的活力在于使用，方言的表现舞台主要在家庭，当然，学校也是方言教育不可或缺的重要阵地。方言的传承，必须从少儿抓起。

与全国人大代表李礼辉意见如出一辙，王建设建议，在学校里，老师应该给方言留下生存的空间，上课所用的教学语言当然要用普通话，但课后应该允许学生使用方言，关键是要区分场合。另外，学校可以试行方言进课堂，除了一些基本的会话和常用语，也可以涉及一些俗语，让学生在学习方言的同时，自然学会方言中待人接物等处世哲学。

王建设说，目前，在方言进课堂方面，厦门做得比较好。虽然课程时数不多，一周仅有一两节课，但这是一种观念的回归，旨在告诉人们，讲方言并非不文明，而且还可以为未来的学习打下基础。另外，泉州晋江一些学校已经申请省级课题立项，让方言以各种形式进学校、进课堂，引导学生热爱、传承自己的方言母语。

方言教育中，家庭扮演了一个特别重要的角色。王建设教授说，家长应该给孩子一个自由宽松的环境，有意识地引导孩子接触方言，“如果一进家门就只能讲普通话，那幺，方言就没有生存空间了。”王建设认为，年轻的父母亲转变观念非常关键，不要一味地把方言与普通话、与英语对立起来。其实掌握方言后，同样可以学好普通话，学好英语，而且还等于让孩子多掌握了一种生存工具，何乐而不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