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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汉武帝时期确立儒学独尊地位，使儒学自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版图之初，便通过多条途径在当地广泛传播。基于此，文章论述汉代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播的途径，包括以皇帝诏令文书为载体在河西地区传播，经由士人群体在河西地区传播，经由河西世家大族传播，经由学校教化传播四个途径。
关键词：汉代；儒学；河西地区；传播途径
河西地区虽处西部边陲，自纳入西汉统治范围后便得到汉王朝的高度重视。随着两汉在河西地区的治理，儒学传入河西地区并在当地通过多个途径广泛传播，推动当地移风易俗，融洽各民族关系，影响深远。
一、以皇帝诏令文书为载体在河西地区传播
诏令文书作为以皇帝名义发布的古代高级别公文，具有极强的社会影响力。汉代皇帝诏令多阐述儒家理念，甚至大量引用儒家经典，诏令文书下达至河西地区并在当地发布，促进了儒学思想在河西一带的传播。
居延汉简中有大量反映儒家孝道思想的皇帝诏令。如居延汉简中编号为349.9和编号为349.22的简文记载“□□强毋攘弱，众毋暴寡，老□□”；编号为306.8号的简文记载“□□甚无谓也，其令二千石各修其□□”。根据考证，这为后元二年景帝诏书内容。再如居延汉简中编号为126.30的简文记载“□□几成风绍休圣绪传不云户。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编号为332.16的简文记载“□□子雍于上闻也，二千石长官纲纪人伦□□”。根据学者考证，这为元朔元年十一月汉武帝发布诏书的内容。
除此之外，河西地区发现了经由皇帝诏令进入河西地区的养老赐杖制度。1957年，甘肃武威磨咀子18号墓出土了授予老人“王杖诏令”简册共十枚，还有两枚鸠杖。1981年，武威县文物管理委员会又征集到关于磨咀子汉墓的“王杖诏书令”木简二十六枚。另外，1989年，甘肃武威柏树乡东汉墓中出土木简记载“制诏御史：奏年七十以上，比吏六百石，出入官府不趋，毋二尺告劾，吏擅征召长安乡啬夫田顺，坐征召金里老人荣长，骂詈殴”。以上王杖诏令简册均反映儒家“孝老文化”，可以在汉宣帝本始二年诏令，汉成帝建始二年诏令，汉成帝元延三年诏令、元延三年养老赐杖诏令中查见。
汉代，儒家思想以皇帝诏令为载体进入河西一带，并在当地广泛传播，不仅促进当地儒家文化发展，形成汉代河西地区尊老敬老的风俗，还极大巩固了汉王朝对河西地区的管理。
二、经由士人群体在河西地区传播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通经致仕使更多的人成为精通儒学士人。本文采用湘潭大学李小瑞提出的将士人分为“官僚士大夫和民间人士”的说法。汉代河西地区既有通经致仕的官僚士大夫，又有不求功名利禄的儒家经师、民间士人。他们都精通儒学，统称为士人群体，毕生在河西地区从事儒学传播活动。
首先，河西官僚士大夫对儒学的传播。“今诏书昭先帝圣绪，令二千石举孝廉，所以化元元，移风易俗也”，官僚士大夫饱读儒家经典，以儒家思想化导河西风俗。窦融任河西五郡大将军，吸纳并礼遇能贤之士，如“以师友之道敬待”的班彪、“以儒学显，征试博士”的蔡茂、“少从刘歆受《春秋左氏传》”的孔奋等。其中，受窦融影响，孔奋任姑臧（今甘肃省武威市）议曹掾时被召回中原时，出现“姑臧吏民与羌胡敬重孔君清廉仁贤，以财物追送”的场面。孔奋不仅将儒家理念在河西姑臧地区传播开来，还影响到羌胡地区。两汉之交的郑兴“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虽被迫归服隗嚣，仍能够依经守义以儒家理念劝说隗嚣。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出任武威太守的任延，依照儒家“先富后教”理念，在河西地区“置水官吏，修理沟渠”，又“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使“郡中遂有儒雅之士”。张奂在汉顺帝、冲帝、质帝、桓帝时历任河西武威郡太守、匈奴中郎将，在职期间“严加赏罚，风俗遂改”，使儒学在河西武威一带广泛传播。
其次，河西民间士人对儒学的传播。在儒学独尊的背景下，民间士人大都受过良好的经学教育。他们经过个人艰难学习后，满腹经纶，研习不辍，或出于个人意愿着书立说，或身体力行聚众讲学。刘般随母避乱河西，“虽尚少，而笃志修行，讲诵不怠。其母及诸舅，以为身寄绝域，死生未必，不宜苦精若此，数以晓般，般犹不改其业”。刘般笃志修行，教徒讲诵精神在河西一带被人传颂。东汉候瑾力行儒家思想，着书立说，“以至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直呼其名，以侯君代指”。两汉之际中原动乱，“通儒”杜林“与弟成及同郡范逡、孟冀等，将细弱俱客河西”，并极大推动儒学在河西地区的传承。
汉代官僚士大夫如窦融、孔奋、郑兴、任延等精通儒学，以儒学教化百姓，地方社会教化功绩显着的同时，推动儒学在河西地区的传播。刘般、侯瑾、杜林等平民子弟在“学而优则仕”“通经致仕”的官学引导下，遵从儒家理念，着书立说，对儒学在河西地区繁荣发展起到带动作用。
三、经由河西世家大族传播
随着汉代对河西地区的开发，世家大族逐渐兴起。他们最初或为犯官、刑徒，跟随移民政令迁徙入河西地区，或为两汉之际避祸西迁河西。河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考古所研究员陈建魁认为，游学、入仕、建功、置田、联姻等是世家大族兴起的重要手段；兰钢中学教研员邓奇德提到，世族获取权力，谋求高官的主要途径：一是军功，二是儒学，其中尤以儒学最为重要。河西世家大族如敦煌索氏、曹氏、氾氏等重视儒学的传承，从而使得儒学经由世家大族在河西地区广泛传播。
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编号为P.2625的《敦煌名族志》残卷记载，敦煌索氏注重通过儒学获取功名，如索衾、索翰、索堪、索德。尤其索氏家族重视儒学经术的家学传承，后世子孙多博通经史、兼通内纬。与索氏几乎同时期迁入河西敦煌的还有曹氏家族，《郃阳令曹全碑》记载，曹全高祖父曹敏、曾祖父曹述、祖父曹凤三代皆举孝廉，担任长史等要职。曹全恪守儒家道义，两次被举为孝廉。曹氏家族注重家风家学的传承，灵帝时，曹暠被赵咨举为孝廉后担任荣阳令，敦煌曹氏以经致仕。敦煌藏经洞出土文书编号为S.1889的《敦煌氾氏家传并序》记载，东汉时期河西敦煌望族氾氏家族重视儒学传承，家族人物氾煛、氾孚、氾咸皆明通经纬，为官恪守道义。氾氏家族由军功世家成功转型为儒学世家，引领河西地区一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关于两汉时期世家大族的研究中，陈建魁认为，世家大族的家族文化中是否重视儒家文化是其发展的关键，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通经大儒，其发展就会渐趋衰落。另外，家学传承是世家大族数世显宦的文化保障，家族对儒学研习不辍，进一步推动后代子孙为巩固家族地位以经致仕。汉代世家大族在河西地区数量颇多，分布广泛，占有大量社会资源。他们通过着书立说、教授生徒等对河西地区的影响巨大，为促进河西文化，尤其是儒学的传播作出不可忽视的贡献。
四、经由学校教化传播
教化是汉王朝治理好河西地区的潜在需要，“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敦煌教育志》记载，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管理范围后，设置河西地方官学。此外，大量硕学鸿儒在河西地区聚徒讲学，私学兴起。
首先，河西地区设置以教授儒学为主的地方官学及教授人员。武威太守任延最早在河西地区“造立校官，自掾吏子孙，皆令诣学受业，复其徭役。章句既通，悉显拔荣进之”。任延开武威教化风气之先河，使郡中有儒雅之士人。除武威设立校官外，敦煌、居延等地遵从中原王朝诏令设置官学，在出土汉简中都有发现。如敦煌汉简编号为481A的简文记载“故建明堂，立辟雍，设学校详（庠）序之官，兴礼乐，以风天下，诸生、庶民，熙然响应”。居延汉简编号为E.P.T59：58的简文记载“前为县校弟子，未尝为吏”。汉代河西地区不仅设置官学教育机构，还设置“学师”作为教化人员。甘肃肩水金关汉简中编号为EJT23：883的简文记载“学师”。另外，兰州城市学院马智全教授考证发现张家山汉简与肩水金关汉简中的“学师”，从简文看是“畴官”。
“汉代兴办官学，无论中央官学，还是郡国学校，都以讲授经学为主”。河西敦煌郡“规定教学内容以儒学为宗，以读经为主”。敦煌悬泉汉简中有关于学生学习儒家经典内容的描述“乎张也，难于并而为仁也。曾子曰：吾闻诸子，人未有自致也者，必也亲丧乎。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其它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于父之…… ”。经胡平生、张德芳两位先生考证简文为《论语·子张篇》残文，是儒家重要典籍文献。
其次，河西地区私学并立，以教授儒学为主。李小瑞认为凡不由政府提供经费和校舍，由个人管理教学的均归入私学范围。汉代办私学人员中既有官僚士大夫，又不乏不求利禄的民间士人。私学因其灵活性和广泛性具备极强生命力。吕思勉先生提出“汉儒居官者，多不废教授……去官而必教授”，不在官位的汉儒往往会从事私人讲学。汉代河西地区私学众多，教授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
东汉廉吏李恂任武威太守时，“教授诸生常数百人”。“后坐事免，步归乡里，潜居山泽，结草为庐，独与诸生织席自给”，即使因事坐免，仍恪守儒家思想，兴办私学、讲经不辍。汉桓帝永寿三年，敦煌人张奂迁使匈奴中郎将，为官期间讲学不辍。即使兵临城下，“奂安坐帷中，与弟子讲诵自若”。后党锢之祸遭人陷害，免官故里，仍“养徒千人，着《尚书记难》三十余万言”。自西汉起，河西官学兴起。迟至东汉，官学和私学初具规模。官学设置“学师”管理教育，私学以儒士兴办。无论官学还是私学，皆以经学为依归，以儒家教化为主，对儒学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
自汉武帝起，河西地区纳入中原王朝统治版图，儒学由中原传入河西地区，并通过多种途径在河西地区广泛传播。依托于皇权至上性，皇帝诏令是儒学在河西地区广泛传播的关键渠道；河西士人群体无论在官抑或免官，以自身实际行动为儒学在河西地区的传播作出贡献；河西世家大族以经学传家，在谋求仕途和家族地位时刺激了儒学在河西地区的发展；河西公私学校的设立并以儒学为主要教学内容，为河西地区培养众多学人，使儒学在河西地区传承不辍。经过汉代曲折发展，河西地区儒学广泛传播，实现由游牧文化向中原文化转变。在魏晋中原动乱之际，河西地区“独安”且重教化的氛围吸引了大批中原大儒，保留了文化火种，为河西地区成为北方文化中心作准备，也为后世中原地区儒学的繁荣提供了必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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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胡平生，张德芳.敦煌悬泉汉简释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基金项目：2019年度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丝绸之路与中古时期的儒学西传研究”的研究成果，项目编号：19BZS146。
（作者单位：潍坊理工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