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芳
【关键词】 左宗棠；民本思想；研究；意义
【中图分类号】 G64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0463（2017）
10—0088—02
左宗棠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他在抵抗英、俄、法帝国主义侵略，特别是在收复新疆，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中，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左宗棠在镇压太平天国、捻军与回民起义中，又成为清末维护腐朽封建专制统治的“中兴名臣”。对于这样一个毁誉参半的历史人物，怎样从文化心理层次上揭示其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怎样从民本主义演变及对其影响的新视角，对左宗棠的立身行事作出某些探索，应是研究左宗棠的一个新课题。
一、研究现状与背景
1867年，左宗棠率军入陕西攻剿西捻军和西北反清回民军。史学界热衷的评论就是关于左宗棠剿灭陕甘回民起义的历史。早期学者大多数出于阶级斗争论和民族情感角度出发，对这件事情进行了全盘否定。1955 年，范文澜着《中国近代史》中就左宗棠收复新疆说到，“左宗棠是极端反动的屠夫，”“他出兵新疆，虎狼般杀害南北疆人民，同在关内一样，对人民犯了极大的罪行。”1957年，崔继恩发表的《左宗棠述评》，可以看作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篇就左宗棠的功绩进行全面评述的着作。可惜的是限于当时阶级斗争需要，他的观点并不够客观严谨。如他在文中写到“1873年11月（同治十二年九月）他又用‘先抚后剿'的办法，攻破了肃州城，随即又大肆屠杀，老弱妇孺亦难免于难，左宗棠对这次‘胜利的得意竟不下于金积堡之役，他说：‘数十年征伐之事，以此役最为妥善。”
改革开放后曾经出现掀起研究左宗棠的热潮，出版关于左宗棠的专着多达十部。如董蔡时的《左宗棠评传》，该书围绕左宗堂一生的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结合当时的具体情况，加以考察、比较、分析后认为，提出左宗棠是第一次鸦片战争中抗英派，镇压农民起义的反动派，中俄伊犁交涉中的抗俄派，中法战争中的抵抗派，而且在上述几次反侵略斗争的怒涛中，他都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杨东梁的《左宗棠评传》以左氏一生从事的若干主要活动为剖面，全面评析了左宗棠各项事务的功过得失，认为左宗棠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思想和他为中华民族建立的功绩，必须予以肯定。这两部书可以说是收集史料全面，对左宗棠一生事迹基本持客观的态度。在此之后的学者们对左宗棠的评论基本是功过参半，褒贬不一。王天奖在其《左宗棠评传》中一方面充分肯定左宗棠在对待侵略中反帝态度的坚决性，同时也指出他作为封建地主阶级的一个忠实代表，在处置国内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上的局限性。孙占元着《左宗棠评传》认为左宗棠站在人民起义的对立面，维护与拯救清王朝统治的举措，是其过失。安静波的《晚清巨人传： 左宗棠》认为左宗棠兼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深厚的民本主义”思想，是“新旧矛盾交织、中西文化早期融合中的过渡人物”，他既是“铁骨铮铮的民族英雄”，“励精图治，顺应历史潮流的改革者”，又是“血腥屠杀敢于造反的民众，犯下了严重的历史罪过。”2002 年，沈传经、刘泱泱合着的《左宗棠传论》，该书不仅使用了一些新资料，而且内容全面、研究深入，是比较值得一读的左宗棠传记。该书中对左宗棠在西北的军事活动与经济社会政策做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尤其对左宗棠创办西北机器工业的成绩与贡献，进行了深钻细研。
21世纪以来，研究左宗棠的论文，数量达到了400多篇。论文尽管很多，但都博而不专。大部分全面细致的记载了左宗棠的一生，然后对其功过进行评价。本文就其在西北执政的17年单独列举出来，尝试论述一下其在甘肃执政期间的表现及其凸显的民本思想。
二、研究内容与概念界定
首先，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中“西北”一词的范畴。西北行政区划上指陕西、甘肃、青海三省及宁夏、新疆两自治区，自然区划上的西北地区指大兴安岭以西，昆仑山一阿尔金山、祁连山以北的广大地区，大致包括内蒙古中西部，新疆大部，宁夏北部，甘肃中西部以及和这些地方接壤的少量山西、陕西、河北、辽宁、吉林等地的边缘地带。本文中的“西北”特指甘肃、宁夏、青海。
什幺是民本思想，《尚书·五子之歌》记载“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意思是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作为统治者要敬民、重民、爱民，认识到民众的力量，自我约束，修善德行。慎重处理民事、国事。民本思想开端于商周交替之时，到康乾盛世达到了顶峰。伴随着近代鸦片战争的开始，中国的社会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这种民本思想受到内在和外在因素无法全面体现。作为晚清重臣左宗棠，历史冠以着名的军事家、政治家、着名湘军将领，洋务派首领。他在西北执政非常注重民生，自始至终贯彻了民本思想。
三、史例及所体现的民本思想
首先，就陕甘回民起义中，马占鳌求抚，左宗棠招安一事，史学界颇受争议。清同治元年（1862年），马占鳌腊月率众反清。同治十一年（1872）降清，任左宗棠马队三旗督带，捕杀回族暴乱。后随甘军提督董福祥转战剿灭各地起义军，因累建功勋，官至提督衔总兵，赐号“勒尔津巴图鲁”。马占鳌的受降，以及后来西北回民军阀的崛起，都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左宗棠，可以说在当时，左宗棠完全有能力像其他封建统治者采取杀戮或屠城政策，而他并没有，他很看重个人的发展，以至于将敌人培养成了自己忠实的手下，使其当时不仅在平定“回乱”上立下了汗马功劳，而且也为整个西北回族社会的稳定和日后西北军阀的崛起埋下了伏笔。宁夏大学的霍维洮先生评价“这次运动与农民起义有根本的不同。它并不具有推翻清王朝的目标，而是追求民族自治的斗争。在沉重打击清政府地方统治之后，各支回民军均与清政府谈判达成‘抚局”。
在对待陕甘回民起义的安置工作上，左宗棠说过“回民自唐朝以来，杂处中国，蕃衍孳息千数百年，久已别成气类”，“回民入居中国由来已久，其人杂处诸夏，旧本齐民”。左宗棠已经认识到回族是中华民族不可分割的一体。他进一步明确地提出“无论汉、回、番民，均是朝廷赤子，一本天地父母之心待之”。对待回族，要抱有平等理念。左宗棠经过周全考虑，向朝廷奏请甘肃乡试分闱，在兰州单独举行。获准后，又奏请甘肃分设学政，主持甘肃的教育事业和科举考试。从此，每科乡试，甘肃、新疆可以产生43名举人。这极大地鼓舞了甘肃、新疆的士子发奋求学的积极性，促进了西北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陕甘合闱时共取62名举人，但绝大多数录取的是陕西士子，因为他们尽得天时地利之便。分闱后，左宗棠奏请甘肃取40名，朝廷只批准30名。光绪二年（1876年），左宗棠奏准再加10名。自此每科乡试，甘肃可考取40名举人。其中特设回族举人1名，这样每科至少能考取1名回族举人。这一民族优惠政策保证一定的回族知识分子进人仕途、参与政事，从而有效提升了当时回族的政治地位，加强了回族对国家的认同感。
关于左宗棠对西北经济开发的论述，史学界大致分为两派，肯定与否定。学者王迎喜着《谈左宗棠在甘肃新疆的政绩》一文谈到左宗棠在甘肃整顿吏治，卓有成效。自古以来，“苛政猛于虎”，况且对于经济本来就很萧条又经过动乱的甘肃人民来说更是雪上加霜。左宗棠对老百姓的疾苦很是悲悯，同治十二年，左宗棠视察甘肃看到“遍地伤残，白骨黄茅，炊烟断绝”，遂决定“急筹娠抚，俾延喘息”。这年冬，左宗棠看到嘉峪关外的难民纷纷入关，关外荒地闲置无人耕垦，就“筹银二万两分发给三州县（指安西、敦煌、玉门—引者），并拨寒衣万套娠之”。同治十三年二月，左宗棠又“奏免甘肃积欠钱粮。”为使百姓安心农事，左宗棠令给饥民贷款，支援籽种、耕马等，如在皋兰县，同治十二年“发耕马四百三十五匹，骡一十五头，骆驼一十一只，以代耕作。十三年，赦免皋兰县咸丰十年到同治十二年地丁银二万九千七百五十三两二钱九分八厘，粮八万九千三一百四十八石四斗八升五合四勺，草五万六千六百二十七束二厘；光绪二年，贷皋兰县四乡农民羊只银六千八百二十八两八钱”。同治七年冬，左宗棠在甘肃镇远、庆阳一带安置饥民十七万人，主要办法是“督丁壮耕作，教以区田、代田法，择险荒地，发祭巨金”。在史料记载中，这样的赈济灾荒的案例举不胜举，从中能看出左宗棠的确贯彻了他年少时期的理想“身无半亩，心忧天下”。持否定态度的最新的观点评论要数蔡宇安的《论清同治回民起义对近代西北回族社会经济的影响———基于经济人类学的视角》，认为“清政府对幸存回民采取高压性的善后措施，不但打乱了西北回族历史分布格局和社会生活秩序，同时也破坏回族以农业为主兼营商业的经济结构，使陕甘回族经济基础几乎尽丧，生产力的延续和积累濒于中断而难以发展，导致了回族社会分化的加剧以及整体经济水平的急剧下降。”其实，左宗棠任职陕甘总督期间间，继续从事洋务，创办兰州制造局（亦称甘肃制造局）、甘肃织呢总局（亦称兰州机器织呢局），虽然并未给朝廷获利，但后来为中国第一个机器纺织厂，也为西北的近代化工业开启了大门。
四、结论
左宗棠在镇压陕甘回民起义中提出“不论汉回 ，只辨良匪”原则和“剿抚兼施”的方略 ，尽管暴露了作为一名封建大臣维护封建君主反动统治的本质属性，但大量史料证明其人并不存在对回族人民的民族偏见和民族歧视。在开发西北期间，左宗棠视人才为国家由贫弱而富强的根本。为维护民族团结和边疆安全，他广设义学，普及教育，大办书院，刻发书籍，甘肃分闱，拓展士路，推广汉族先进文化，推行洋务，发展少数民族地区文化教育，培养少数民族人才。这些都进一步说明左宗棠贯彻了“民本思想”，这值得我们学习和研究。
编辑：蔡扬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