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路警

洛伦佐·德·美第奇（Lorenzo de Medici，1449—1492）是文艺复兴时期着名的政治家、诗人、庇护人、收藏家、外交家，佛罗伦萨的统治者，被同时代的人尊称为“伟大的洛伦佐”。洛伦佐本人很有文化修养，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诗人，几乎所有收录意大利着名作家作品的选集都收录了他的作品，有人认为他代表了他那个时代诗歌的最高成就。洛伦佐在音乐和建筑领域也颇有建树，会演奏多种乐器，经常为朋友们谱曲，还曾亲自为一座教堂设计外观。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是意大利文化最为发达的城市，涌现出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乔托、多纳泰罗等众多杰出的诗人和艺术家。佛罗伦萨人对于自己的城市以及城市文化、历史名人引以为傲。薄伽丘写《十日谈》的时候，“佛罗伦萨的光荣”这句话已经成为普遍接受的套语。佛罗伦萨的警官宫外面刻了一段拉丁文铭文：“佛罗伦萨充满了一切可以想象的财富，她在战争和内乱中击败了敌人，她受惠于好运和众多人口。”但丁在《炼狱篇》里夸赞他的故乡：“现在你喜悦吧， 因为你有足够理由，你富有，你太平，你有智慧……雅典和斯巴达，虽然制定了古代世界的法律，修文偃武，但在生活得幸福方面，它们就微不足道了。”公元约1400年佛罗伦萨首席长官科卢乔·萨卢塔蒂卷入与米兰的宣传战时，他用 “你们的但丁在哪儿？你们的彼特拉克在哪儿？你们的薄伽丘在哪儿”来回击米兰人对自己力量和财富的炫耀。

洛伦佐深爱着他所生活的佛罗伦萨，他努力提升佛罗伦萨文化的影响力，将佛罗伦萨打造成托斯卡纳乃至整个意大利的文化中心。

语言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和组成部分，因此洛伦佐竭力提高托斯卡纳方言的地位。文艺复兴时期，拉丁语与方言之间一直存在着竞争，洛伦佐的母语托斯卡纳方言早就取得了对其他方言的巨大优势。意大利人文主义者莱昂·巴蒂斯塔·阿尔贝蒂早在1430年代已编写过一本意大利语的语法书《佛罗伦萨语言的规则》，着名学者、洛伦佐的老师克里斯托弗·罗兰·迪诺认为方言是城市的荣耀之一，他写道：“佛罗伦萨方言是整个意大利共享的语言，在很多外国人那里也是众所周知的。”到15世纪末，托斯卡纳方言在文学表达中的主导地位得到了保证。人们普遍认为，美第奇家族在这一语言危机的关键阶段发挥了重要而持久的作用，洛伦佐从理论上、实践上都做出了杰出贡献。

洛伦佐对于自己的母语有着很强的自信心，他的所有文学作品都是用托斯卡纳方言写成的。在他的《我的十四行诗注解》中，洛伦佐提出了好语言的四个标准：第一条是语言需要丰富充足，适合很好地表达心中的想法与感觉。第二条是语言要甜美、和谐。第三条，让语言变得卓越的是这个语言记录下了重大事件。他认为人们写神学、形而上学、道德和自然的事情会让语言高贵起来。第四条是大事件的发生。一个语言兴盛的原因不只有语言自身的优点，还有机会和运气，比如拉丁语就是因为罗马帝国的扩张而兴旺起来的。

接下来洛伦佐就写到了重点——论证自己的母语托斯卡纳方言的高贵。他说：“我们的语言可以贴切自如地表达我们心中的任何观点……但丁、彼得拉克和薄伽丘，我们的佛罗伦萨诗人，在他们深刻的、甜美的诗歌与文章里，很清晰地展示了这个语言（托斯卡纳方言）的优势和魅力。”洛伦佐自视为但丁和彼得拉克的继承人，他曾模仿但丁《地狱篇》的风格写出了美妙的滑稽作品《盛宴》和《酒会》。

洛伦佐认为托斯卡纳方言还处在青春期，正变得越来越优雅、高贵，这需要每个人的才能与力量。在语言方面，洛伦佐以身作则，用托斯卡纳方言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并详细缜密地论证托斯卡纳方言的高贵，使得托斯卡纳方言最终成为新的民族语言的基础。

14世纪，佛罗伦萨人为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以及法学家扎诺比·德拉·斯特拉达等人修筑了壮丽的坟墓——使佛罗伦萨的教堂变成一个伟人祠，成为佛罗伦萨的荣耀和文化财富。出于缅怀这些学者、艺术家并提升佛罗伦萨文化权威性的目的，洛伦佐竭力纪念这些杰出人物，还为乔托和弗拉·菲利波·里皮建立了纪念碑。薄伽丘说乔托是“佛罗伦萨王冠上的一颗宝石”，洛伦佐也是乔托的忠实崇拜者，在他的积极活动和热心倡导下，公众一致决定把贝内戴托·达·马亚诺制作的乔托大理石半身像放在圣马利亚·德尔·菲奥内大教堂，以作永久纪念。着名诗人安杰罗·波利齐亚诺为乔托创作了碑文：“那人就是我，正是我，绘画艺术才得以再生，我的手灵巧且坚定；我的技艺所缺乏的，大自然同样也无；没有人比我画得更生动或更逼真。难道你不仰慕一座美丽而神圣的高塔？在我的画中，它一样高耸入云，气势宏大。我是乔托，何须重复这些事？我的名字本身就是一首颂歌。”

此外，洛伦佐还亲自到斯波莱托人那里，请求他们把与美第奇家族联系密切的佛罗伦萨画家里皮的遗体赠给佛罗伦萨的教堂，但斯波莱托人以他们的城市名人匮乏而佛罗伦萨的名人过剩为由婉拒了洛伦佐。既然无法把遗体接到佛罗伦萨，洛伦佐只好为里皮修建坟墓来彰显这位艺术家的荣光及佛罗伦萨艺术的荣光。应洛伦佐的委托，里皮的私生子经过斯波莱托时，为他的父亲设计了坟墓，并要求在安葬父亲的圣母院的管风琴下面、圣器室上方，为里皮修建大理石墓。这座坟墓含有洛伦佐的个人元素：坟墓上有洛伦佐的标志——钻石装饰的环。洛伦佐为修建此墓花费了100金杜卡特。波利齐亚诺也写了一首短诗铭刻在墓碑上，其中写道：“我的技艺折服造化神灵，我的作品可与她比试高低。此前我曾委身卑下的泥冢土茔，如今是洛伦佐让我在大理石墓中安息。”

在建筑方面，洛伦佐也不仅仅是一个感兴趣的观察者，他公开表示遗憾：在他所处的时代，建筑学的进步比不上其他艺术的进步。在仔细研究了罗马建筑家维特鲁威及其设计作品之后，他抱怨古典的准则被丢弃了。

于是，洛伦佐有意识地复兴传统的镶嵌工艺，这种工艺后来在佛罗伦萨大教堂派上了用场。以宝石雕刻艺术为例，当时很少有人从事这门艺术，洛伦佐却十分重视传承贵重宝石雕刻这门艰难的艺术，为了使这门艺术在佛罗伦萨城落地生根，洛伦佐和他的儿子从各地招募了一大批精通此艺术的匠人，这些匠人不但擅长宝石镶嵌，还创作了大量珍贵的作品。后来在洛伦佐的要求下，这些匠人把技艺传授给了一个名叫乔万尼·德尔·科尔涅奥莱的佛罗伦萨人，后又几经周折，终于把这种几近失传的手艺传授给了城里的年轻人。

乔尔乔·瓦萨里记录了洛伦佐在圣马可花园建立雕塑学校的事迹，并指出洛伦佐的目的：“热爱绘画和雕塑的洛伦佐发现当时竟没有一位雕塑家能与许多卓越画家的伟大成就和崇高声誉相匹敌，于是他决心创建一所学校。他恳请多梅尼科·吉兰达约把他作坊中有志于雕塑的青年送到他的花园，在那里，他将对他们进行培训，把他们塑造成能为他本人、为多梅尼科和整个佛罗伦萨带来荣耀的栋梁。”多梅尼科把他最优秀的弟子米开朗基罗送了过来，米开朗基罗在这里住了4年，直到洛伦佐去世。洛伦佐发现米开朗基罗的才能后，请求其父把米开朗基罗交给他自己培养，爱才的洛伦佐对米开朗基罗很好，让他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吃饭，送给了他一个红色斗篷，并给他父亲安排了一份工作。米开朗基罗在这里得到了良好的教育。花园里有很多古董，并装饰着大量精美的绘画，可以供他学习。洛伦佐喜爱的雕塑家贝尔托多·迪·乔万尼做他的老师，波利齐亚诺等学者也教导他、督促他学习，为他的创作提供主题，波利齐亚诺的教学成果可见于米开朗基罗的浮雕作品《拉庇泰人和半人马之战》。洛伦佐去世后米开朗基罗悲痛欲绝。洛伦佐的花园培养出了许多杰出的艺术家，曾在花园里学习过的佛罗伦萨雕塑家和建筑师安德烈亚·达尔·蒙特·圣桑索维诺誉满天下，葡萄牙国王便向洛伦佐索要他，于是洛伦佐将他派到葡萄牙。安德烈亚在葡萄牙旅居9年，为国王创造了很多精美的建筑和雕塑。

当时文化教育已成为佛罗伦萨的重要名片之一。所有由洛伦佐挑选的外交使节都是受到很好教育的人。洛伦佐在高等教育上也颇费心思，他设法复兴了名噪一时但日渐败落的比萨大学，还将儿子派到比萨大学学习教会法。他重金聘请当时最杰出的学者来授课，费拉拉的卡博尼·洛多维科在给费德里戈·达·蒙特菲尔特罗的信中说：“我相信你听说了他们多幺认真地维持比萨大学，他们用大量的金钱从整个意大利吸引着名的学者和大师。”洛伦佐把这座大学打造成了托斯卡纳地区最重要的大学，佛罗伦萨政府每年资助比萨大学6000佛罗令。另外，洛伦佐给佛罗伦萨大学基金会的捐款同样慷慨，佛罗伦萨大学是欧洲唯一一所有能力开设正规希腊语课程的大学，全欧洲的学生都来到这里学习希腊语。他重金聘请优秀的老师前来任教，其中包括在佛罗伦萨发行了最早（1488年）的印刷版荷马作品集的迪米特里厄斯·查尔康迪拉斯。法国、德国、西班牙的学生们都来到佛罗伦萨学习。

佛罗伦萨文化原本就领先于意大利其他地方，经过洛伦佐的努力，佛罗伦萨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洛伦佐身边，有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波提切利等一批优秀艺术家，有波利齐亚诺、皮科、马塞利奥·费奇诺等一批杰出学者。作为意大利的文化中心，佛罗伦萨不断向外输出学者和艺术家，为意大利文艺复兴做出了重大贡献。在洛伦佐生命的最后十几年，佛罗伦萨极其繁荣昌盛，各种节日、歌舞活动令人目不暇接，城市的每个角落和教区都装饰着天才们的文学艺术作品。人们认为这是佛罗伦萨文艺复兴的黄金时代，洛伦佐本人也成为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风向标和“教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