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彭程先生为上世纪90年代崭露头角的新散文作家群的重要成员，一向备受文学界的关注。作为忘年交，我们相知相重近二十年。他的几部散文作品，特别是《急管繁弦》，获赠之后，我曾认真赏读，受益良多。其散文新作《在母语的屋檐下》近将付梓，驰函邀序。我自知并非理想人选，但却之不恭，且又深感荣幸，遂唯唯以应。
古籍中讲：“序者，绪也，谓端绪也。”意谓序言应能帮助读者理出一些头绪，指出本文之独具特点。依此，我坐下来反复研读了文稿中的33篇作品，还泛览了作者的其他散文。积存的印象中，诸如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鲜活的哲思与诗性蕴涵，感知锐敏，腹笥丰厚，博收广采，视野闳阔，继承、借鉴文学传统，探求新的写作路径，以及发自内心的文学敬畏，把深度意识作为自觉追求等，均可视为端绪。但思索至再，犹感不足的是，还缺乏一条足以统贯全局的主线。
一个星期过去了，我又展读文稿，在《阳光灿烂的日子》一文中，看到了这样一段话：“印象派画家雷诺阿的画笔下，水果，静物，瓶花，儿童，丰硕裸露的女人体，都有着生动的质感，都被敷上了一层娇艳欲滴的玫瑰色，饱满鲜嫩，仿佛一口气就能够吹破，有液体流出。凝神端详它们，你仿佛听到果皮后面汁液的汩汩流淌，感觉到皮肤下面的血管筋络的跳动，感到了鼻息的温暖的嘘拂。你会有一丝纳闷：这些并不是什么难得见到的事物，但怎么平时自己的目光总是漫不经心地拂掠而过，从来不曾注意到其中的美呢？”作家把这一寓瑰奇于平凡的功力，归结为艺术家有别于常人之所在：“艺术家用自己敏锐的感知捕获了美，并将之出色地表现了出来。”
我的眼睛倏然一亮——这分明是“夫子自道”啊！艺术家的高明，就在于“灵丹一粒，点铁成金”，能使寻常物事转化成美的极致。好！我就以此来统照全书！
同雷诺阿一样，彭程在这部作品中所描写的大都是凡人细事，从文章的题目就可看出：《招手》《对坐》《返乡记》《父母的房间》《身边的人们》《童年乡野》《行走京城》《大树上的叶子》《在生长松茸的地方》《远处的墓碑》《瞬间的收藏》……正是这些一般人漫不经心的人情、物事，到了作家的笔下，便都成了说来动心动容、想去难舍难忘的妙绪奇文，正所谓：“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都为绝妙词。”（袁枚《遣兴》）
早在一千多年前，北宋文学家王安石就敏锐地发掘出诗文创作中的这一奇特景观。他激赏唐人张籍的《秋思》，并以“看似寻常最奇崛”一语概之，既切实际，更饶警策。
奇崛也者，瑰伟不凡是也，它与寻常相互对应。一般看去，二者分处两极，难于相容，可是，如以辩证思维分析，则是对立而又统一，交融互换，相反相成，当然需要一定条件。清人贺贻孙有言：“吾尝谓眼前寻常景，家人琐俗事，说得明白，便是惊人之句。盖人所易道，即人之所不能道也。”“古今必传之诗，虽极平常，必有一段精光闪烁，使人不敢以平常目之。及其奇怪，则亦了不异人意耳。乃知奇、平二字，分拆不得。”其实，寻常抑或奇崛，还有一个从什么视角、按什么标准加以认识的问题。明代学者李贽指出：“世人厌平常而喜新奇，不知言天下之至新奇，莫过于平常也。日月常而千古常新，布帛菽粟常而寒能暖、饥能饱，又何其奇也！是新奇正在于平常。世人不察，反于平常之外觅新奇，是岂得谓之新奇乎？”陶渊明的诗，浅近自然：“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苏东坡说：“初视若散缓，熟视有奇趣。”
创作实践告诉我们，就题材来说，以瑰奇、新巧取胜易，以寻常、自然超迈难。人情之常，喜欢求新逐异，新风景、新格局、奇人奇事，总是最吸人眼球的。相对于那类“登车揽辔，澄清天下”，叱咤风云的大人物，走入人群中再难以认出的普通角色，确是不易着笔。但是，艺术家的过硬本领恰在此处。这使我想起罗中立的油画《父亲》。那真是再平凡不过的一位勤劳、朴实、善良的贫苦老农的形象。古铜色的脸，风吹日晒所造成的条条车辙似的皱纹，犁耙似的双手，以及手中那只破旧的粗碗，似乎和美难以搭边。可是，通过画家神奇的运笔，却把那种承受生命之重的精神状态和热爱生活、充满阳光的内心世界，表现得淋漓尽致，迸发出强大的视觉冲击力。其精神内涵已经远远超出了生活原型，成为中华民族亿万农民的典型形象，在中国绘画史上树起了一座里程碑。
/二/
彭程的散文同样具有平中见奇的特点。这得力于他擅长以有限的个体生命体验，感应、揭示无限的存在，透过日常生活状态挖掘灵魂深处的奥秘，在狭小空间里拓展无穷的遐想，将传统心理纳入开放的视野，在昵昵儿女语、娓娓话桑麻中寄寓深沉的蕴涵。其动人之处，充溢着真情、睿智与诗性、哲思。
作为心志的感格、精神的外射，散文创作是作家自我意识不断觉醒的产物。散文的写作，应是审美主体与客体、灵魂与自然交融互汇，客观世界不断人化与人的精神不断物化这样一个能量交换的过程。美国哲学家苏珊·朗格说，艺术表现的是人类的情感本质。这种情感本质，必然是人类深层意识的外现，是个体生命对客观世界的深刻领会与感悟。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个体生命意识的觉醒与张扬，对于生存与死亡的省察与思考，乃是文明人心智发展的一个永恒主题。
在散文《远处的墓碑》中，作家从他岳父的骨灰盒和大理石墓碑上获得对死亡的感知。瞬间，那个仿佛不真实的远处，变得清晰、真切，如在眼前。他情感细腻地揣度逝者的在天之灵，当不会感到孤寂清冷：“他的岳母、我们称呼为老奶奶的外婆的骨殖，就葬在旁边。他们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关系胜似亲生母子。”而且，每年很多时日，家人都会前来看望。只是，悲痛将随着时光推移逐渐减弱，而缅怀、追忆会在心中年复一年地叠加。那些前来祭奠的亲人也会一天天地变老，并将从某一天开始，有的便不再前来，于是，队伍中又加入了逝者未曾谋面的新人。“看来，任何人的一生，其实都在向着某一个墓碑所在之处，移动脚步；或者说，从他一出生，就注定了会抵达的地方。”天涯化咫尺，只在一瞬间，这样便氤氲了诗思。“一个人应该在从墓地回来的路上，成为诗人。”因为“诗歌是语言的闪电，……引发这道闪电，需要一些特别的机缘和触媒。而因为绾结了生与死这个人生最大的话题，墓地显然是一个诗与思、情与理合适的催化之地”。
散文《对坐》，写他与父母处于“伸手可触的距离，他们的面容清晰地收入我的眼帘之中：密密的皱纹，深色的老人斑，越来越浑浊的眼球。他们缓缓地起身，缓缓地坐下，一连串的慢镜头。母亲这两天肺里又有炎症了，呼吸中间或夹带了几声咳嗽。我心里泛起一阵微微的隐痛。近两年来，这种感觉时常会来叩击。眼前两张苍老松弛的脸庞，当年也曾经是神采奕奕，笑声朗朗。在并不遥远的十多年前，也是思维敏捷，充满活力。而如今，这一切都已然悄悄遁入了记忆的角落。我明白，横亘在今与昔巨大反差之间的，是不知不觉中一点点垒砌起来的时光之墙”。这样，经常盘踞在心头的便是担心，直至做过一个这样的梦：“也是这样地与父母坐在一起，在聊着什么。忽然间，他们坐着的沙发连同后面的墙壁，开始缓缓地向后移动，渐行渐远。我大声呼叫，他们也手忙脚乱地叫喊和招手。但无济于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他们的身影越来越小，终于看不到了。”醒来之后，仍然惊魂不定。如果有一天父母离去，那“对我们而言，也就撤去了一种生命的支撑，割断了一条连接这个世界的牢固的纽带，我们内心深处会有一处被抽空的感觉，存在的根据也会变得恍惚可疑”。看来，就生命的有限性而言，“来日无多”是确定无疑的。由此想到，每番相聚，都弥足珍贵。所以，一定要尽量多地过来陪伴年迈的双亲坐坐——莫待无时想有时。
与这种灼灼真情相对应，是对于现实社会交往情态的深入体察。《身边的人们》，写的是同事、同学、同乡。日常生活中，除了家人，应以同事间的接触为最多。“要想了解一个人的优长和局限，知晓真实的人性，同事也是最好的观察对象和解剖标本。”“如果细心审视单位、公司等小天地中的人际关系，其间种种心思机巧，不乏波谲云诡，诸如合纵连横、围魏救赵、远交近攻等更多运用于国家之间的交往谋略，在此似乎也很能够获得印证。”看来，在这赤裸裸的现实主义的地盘，人际关系是天然地排斥诗性的。比较起来，倒是以非目的性为其本质特点的同学关系，显得单纯得多。“那种生命中最年轻的时光，属于诗的浪漫、梦的多彩的时光，同社会规则不曾发生纠葛的时光，大家在一个共同的时空里”，“一起成长，一起梦想，一起犯傻，也许彼此冒犯，但互相不以为忤”。“那种感情，其实很大程度上是对生命中的那段最美好时光的怀恋。同学是那一种生活的人格化存在，负载了那段日子里的记忆”。文本中诸般细致入微地揭橥世故人情的灵明与睿智，使人产生一种展读钱锺书、张爱玲小说时的快感。
彭程思维活跃，观察细致，感觉敏锐，长于思辨。散文创作中，注重对自身情感、心灵世界的深层开掘，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深切关注，对现实世界和国民心理的深刻剖析，摒弃那种平面的线性的艺术观念和说明性意义的传达。即便是面对一处自然山水，或者赏玩几幅画作，他也能融进一己的人文情思，提出独到的见解。梵高的画，观赏者多着眼于艺术，而他却说：“当你凝视时，某种寒冷感会从画面中沁出来，直逼你的灵魂深处，让你不由得打个寒噤。”对于艺术家来说，创作中情感的投入程度，是有一个安全范围的，超过这个限度，每每意味着伤害的逼近。因而如何在生活和艺术、理性和激情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感，便成为一个尖锐的课题。梵高的“感情状态和受其驱使的行为，总是在相互对立的两极之间摇摆，而中间大段的相对安全的地带，对于他来说是不存在的。或者说，最猛烈地燃烧自己，直到彻底毁灭，对他来讲是一种宿命。将感情控制在理性可以驾驭的程度，这不是他能够做到的”。
在最寻常不过的摄影面前，作家同样表现出他的创见与精思。《瞬间的收藏》中有这样一段话：“无限性，是摄影最为本质的特点。经由放大和缩小、拼接和叠加种种手段，大千世界被收纳于方寸之间。”“但就每一幅具体的图片而言，永远只是一棵叫作世界的巨树上飘落的某一片叶子。”选择和舍弃，同步于拍摄的过程中。镜头对准了什么，同时也便将其他推开，强调和忽略，如影随形。这是一个悖论：因为单纯而深刻，因为片段而完整。“这样，一个迷恋摄影的人，便比常人拥有更多的瞬间，更多的富足。他看到了笑容的一千种面貌，看到了霞光的一万种形态，看到爱情萌生时眉宇间一缕轻微的羞赧，看到恐惧袭来时嘴角边一道扭曲的纹路。……而且，每一幅照片都是唯一的，不可复制。镜头下，是一个个此在。生命的瞬间被捕捉，被记录，被收藏。有的甚至能够体现生命存在的本质，直接显露了灵魂深处的光辉。这样一些照片，仿佛刀上的刃，火上的焰，音乐响遏行云的那一刻。瞬间借由镜头的捕捉和定格，获得了永恒的特性。”
同时，作家也冷峻地指出，随着数码技术的发展和照相器材的普及，摄影日益变得简单化，人们举起相机时，失去了庄严神圣感，不再聚集起精神，调整好心情，屏住呼吸，仔细观察、欣赏和选择，差不多就是乱照一气，以致作品泛滥而佳作寥寥，如同当今情感泛滥，但动人的爱情稀少。此之谓：“方便了过程，却伤害了结果。”
/三/
人间万事，包括文学创作在内，艰辛与成功总是一对孪生兄弟，甚至成了连体婴儿。为此，王安石在写下“看似寻常最奇崛”之后，紧接着便加上一句：“成如容易却艰辛。”
彭程散文以高质量熠耀文坛，绝非出于偶然。对于文学创作，他悬鹄甚高，抱持极其严肃认真的态度，本着一种发自内心的敬畏和朝圣般的虔诚，视“率尔操觚”为对文学的亵渎。渴望深刻，注重对哲思与诗性的开掘，成了他藏于心底的深层意识与自觉追求。他带有强烈的针对性，痛切地指出：在文学的诸种样式中，散文堪称最为自由的文体。然而，过多的自由，难免导致自觉迷失。“人是需要界限的。界限的缺失会令心魂无所附着，进而带来精神的涣散和放纵。当前的散文写作中，存在着太多的对自由的滥用。”
而他自己，则是每番把笔，都有意“追求写作的难度”。早在25年前，他就在散文《娩》中自述：“为了一个独特些的意象，一个尽可能新颖的比喻，或者一个错宕的句式的安排，一处回环的语气的布设”，“逼迫自己，母鸡孵蛋一样等下去”。“一切都因为那个精灵。我看不见它，却能时时感觉到它的躁动。它追逐着我，逼迫着我，执拗而顽强。……我曾四处张望它的踪迹，在一个寂静的时刻，却发现它原来就藏匿在心中。我并且念出了它的名字：创造。”
正是这种可贵的创造精神，成为源源不竭的动力，鼓振着他刻苦向学，精进不已。长期以来，他以高度的文化自觉，浸淫于就学与工作的良好环境、氛围，置身全球化的学术背景、文化语境，消化、吸收传统文化与现代人文学科的精髓，以圆览之功，收会通之效。“运用脑髓，放出眼光”（鲁迅语），拓展开一个浩大的审美天地和开放性的学术视野，体现到散文写作中，“真力弥满”，“思与境偕”，种种奇思妙绪，警语华章，纷至沓来。诚然，以数量计，他在同辈作家中算不上高产，但他坚守质量第一准则：厚积薄发，发必有中。
说到散文写作的创化功夫，可概之以“画、化”二字。画，就是要有形象。英国美学家鲍山葵提出，要“使情成体”；中国的古人也说，“圣人立象以尽意”。通过形象的刻画、选择、提炼与重新组合来映现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化，就是要把客观事物化作心灵的东西，并设法把这种“心象”转换为诗性文字，化蛹成蝶，振翅飞翔。这两个方面，在彭程那里都得到了有效的践行。诸多散文充溢着丰富的哲理意蕴，作为作品中的思想元素，它们都表现为靠着生命激情的滋润、生命体验的支撑的思辨精神和理性情感；而那类铺展开来的叙事与抒情，则成为一种丰满肌肉的筋骨奇突，必要的激活与调剂。
这里存在一个智性话语的艺术转换和哲思与诗性的互汇交融问题。彭程由于重视体验、开悟，长于联想、生发，从中构建起一座沟通的桥梁。散文《返乡记》中记载：“姑姑得知我的女儿十四岁了，读初三了，便念叨说，过几年也该找婆家了，家里还有些好棉花瓤子，趁着眼神还行，先给絮几床被褥，算是姑奶奶的一份心意。她当然无从知道，孩子眼下正是多梦时节，小脑瓜里三天两头有新想法，前几天还嚷嚷着想考SAT，到美国读大学。我忽然联想到了如今颇时髦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对它我始终是一知半解不得要领，但此刻在华北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里，却对其中一个主要的观点，就是同一空间中不同时间的并存，似乎有所理解了。我和姑姑所生活的世界，虽然只有几个小时的车程，但从外观到内里，却是多么的不同，中间仿佛隔了一个世纪。”
对于散文作家，文学语言是登上神圣的文学殿堂的身份证。彭程对于语言极度重视，分外讲究。他语藏丰富，既深得汉语简练、严整、富于表现力的真谛，又娴熟于西方文学语言的通脱、幽默、活泼。“就是那一道道投射向生活的光束，有着繁复摇曳的色谱和波长。在一种语言中浸润得深入长久，才有资格进入它的内部，感知它的种种微妙和玄奥，那些羽毛上的光色一样的波动，青瓷上的釉彩一般的韵味。在一种语言中沉浸得足够久了，自然就会了解其精妙。有如窖藏老酒，被时光层层堆叠，然后醇香。瓜熟蒂落，风生水起，到了一定的时候，语言中的神秘和魅惑，次第显影。”这段有关语言文字的自白，形象传神地映现出作家本人的语言风貌。
宛如一棵枝叶扶疏的大树，语言深深扎根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土壤里。彭程特别关注在民族传统、外来文化和市场经济全方位开放、并存的状态下，如何坚守与发挥母语文字固有优势的问题，就此，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文章，最后大声疾呼：“爱我们的母语吧。像珍爱恋人一样呵护它，像珍惜钻石一样擦亮它，让它更好地诉说我们的悲欢，表达我们的向往。”而且，赫然以《在母语的屋檐下》为散文集命名，良有以也。也正是出于“对母语的热爱、虔敬和信仰”，抵御西方文化中心话语的他者侵蚀和商业大潮的冲刷，他在创作实践中，使散文作品植根于文化传统，既坚持精神价值，存在不为时尚所左右的定力，又能与时俱进，具备精神观念与艺术理念的现代性乃至前卫性；取材是传统的，而言说语境、言说方式是现代的，经过作家现代思维的过滤，生发出特殊的魅力。
他在《连续》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技术的飞速发展，让我们时时刻刻面对新事物，享受种种便利和好处。但与此同时，内心的感受也被切割得凌乱、无序、碎片化，不再有某个原点、某个恒久的存在物，致使生活中充满太多的见异思迁，许多事物变得空洞、浮泛。因而，对于体现出人格和行为的连续性，体现出坚持和固守，应予赞许。“需要把连续作为内心的一座神祇加以供奉，至少是怀有一份尊重。这样能够使自己变得更有定力，更丰富，更能够接近那些永恒、坚固的事物。”
是的，现在存在一个误区，往往是一说要创新，就必须与传统决裂，错误地把生物进化中那种后者不断淘汰前者的发展过程应用于文艺创造的实践。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诗人帕斯说：“诗歌没有发展，只有变化。”散文何独不然！
是为序。
（作者简介：王充闾，1935年出生于辽宁盘锦。著名散文家，辽宁省作协名誉主席。出版散文集数十种，其中《春宽梦窄》曾获首届鲁迅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