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春雨
摘 要：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才是成就事业的关键，一个优秀的领导者必须要学会如何用人。中国古代的统治者们很早就认识到用人的重要， 在发掘人才的智慧，调动人才积极性方面取得了显着的成果，并在用人艺术方面形成独特的风格， 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深厚的内涵。
关键字：中国传统；用人艺术；用人之道；人才
“功以才成，业以人广。”。人才是领导者成就事业的关键，如何吸收并使用好人才资源是每一位卓越的领导者必须面对的基本工作和考虑的基本问题。中国古代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在探讨治国理政之路的同时，深刻认识到人才对于国家强盛的重要意义，积累了丰富的用人思想与用人经验。
1 人才的辨识——知人用人，辨识有方
“得人之道，在于知人”，为治以知人为先。任用人才要以识别人才为基础条件，这是用人的根本，如何正确的识别人才是统治者面临的一个重要难题，为此，古代政治家思想家总结了大量识人辨人的方法，为统治者识别良才提供了借鉴。
（一）听言观行，知人良法
天有天道，人有人道。人总是可知的，都是有规律可循的，根据某人的实际行为表现，听其言而观其行，透过表象看本质，总可以正确认识人才。
中国传统文化中总结出一系列识人之法，强调听其言而观其行的原则。如孔子的听观法：“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瘦哉。”，庄子的“九征法”，都强调从一个人言行来判断他的德行，以此来彰显其内心的性格特点，将言行作为判断人才的最基本标准。
清朝末年的着名的政治家、战略家曾国藩不仅善于使用人才，而且善于识别人才，拥有一套独特的识人方法，曾国藩运用其独特的识人方法，对人的言行举止进行观察，发现了刘铭传这位大将之才。同时，曾国藩吐尽毕生心血，总结自身识人、用人的心得，编写了一本关于识人、相人的经典名着——《冰鉴》。对后世识人鉴人具有极强的启迪性与实用性。
（二）广其听民，野无遗贤
“人君之所士也，不能参听民氓，断之聪明，反徒信乱臣之说，独用污吏之言，此所谓与仇选使，令囚择吏也”。百姓是人才的伯乐，君主选用人才，要广泛听取和检验广大民众的意见，不能偏听偏信，专断不明。这样才能使人才得到更好的挖掘，不至于埋没人才。
孟子在《孟子·梁惠王下》中也谈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由之可见，百姓的评价与肯定，是鉴别良才的重要标准。
2 人才的选拔——德才标准，制度保证
（一）选贤任能，德才兼备
“选贤任能，德才兼备”。体现了我国传统的“尚贤”思想，“不党父兄，不偏富贵，不嬖颜色。贤者举而上之，以为官长。”。任人皆以贤能作为主要标准，也因此打破了世卿世禄制对官僚体制的束缚。墨子不仅要求天子要任用贤才，更直接希望太子应该由“贤于天下”者出任，具有一定的民主色彩。
对于人才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里，虽然不同时期不同时代各有主张，但在德才兼备已经成为大家的普遍共识。如孔子在《论语·述而》中要求“志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荀子在《荀子·王霸》中主张“论德使能而官施之者，圣王之道也，儒之所谨守也。”，《礼记·礼运》中也提到“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由此可见，德才兼备已成为判断人才必不可少的标准。
（二）但问功能，不拘资格
坚持德才兼备，任人唯贤，那幺又应该如何做到任人唯贤？对此，古代思想家、政治家们主张不论私仇，不限年资，不拘贵贱，不拘常格，一视同仁。如《墨子·尚贤》中“不便贫富、贵贱、远迩、亲疏，贤者举而尚之，不肖者抑而废之。”，《荀子·王制》中“贤不能待次而举，罢不能不待须而废。”都主张不分家庭贫穷、身份贵贱、关系亲疏远近，只要是贤能人才就举用他，不用按照级别次序而课破格提拔；而对于无德无才的人则要立即罢免他们。以免造成廉耻不分，好坏混淆。
（三）选贤举能，制度保证
1、察举征辟制
所谓察举就是地方或九卿考察贤才并举荐给中央。这一制度很早就已经存在，但是在西汉成为定制，察举主要的科目是“孝”、“廉”， “孝，谓善事父母者；廉，谓清洁有廉隅者”。 在东汉与察举同行的还有征辟制，它是指不经郡国荐举的程序，直接任用的用人制度。
察举征辟制相对于“世禄世卿制”具有很大的进步性与优越性，它一定程度上满足了官僚体制扩张的需要，为统治阶级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而且还打开了社会底层的士子入仕的通道，符合人民群众的呼声。
2、九品中正制
东汉末年战火连天，百姓流离失所，传统的察举征辟制已经很难实行，九品中正制就应运而生。其大致内容如下：在各州、郡、县置中正官，负责品评本地的士人，品评侧重于“家世”、“行状”，然后确定品级，品级共分九等；然后逐级上报，最后由吏部按品级斟酌授职。晋至南北朝时期九品中正制成为选官用人的主要制度。但同时察举制依然存在。
九品中正制虽然顺应了动乱时代的特点，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但由于其一出身门第作为品评的主要依据，而品评的结果又是授职的主要参考，所以存在着很大的弊端：导致门阀控制政权；压制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造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现象。
3、科举制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改革吏治，首创了科举制，设“秀才、明经”两科。即使是寒门子弟只要通过考试就能入仕做官，符合了广大寒门才的呼声，打击了世族门阀的势力，扩大了统治基础，满足了朝廷对人才的需求。后来隋炀帝加设“进士”科，后来唐朝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制度，使科举制在唐朝进入鼎盛时期。
隋朝科举选官，有效的把读书、应考和做官三者紧密的结合起来，逐步促成了“学而优则仕”的传统。
3 人才的任用——善任有为，量才使能
量才使用是一种领导艺术，是按照人的德、才具体情况，给予其适当的职务，充分发挥其智慧和能力。知人善任体现领导者应有的修养与品质，善用人者能成事，能成事者善用人，能知人后就要善用。作为领导者应该区别人才，灵活用之，中国传统文化中对如何用人、怎样发挥人的才能有着比较深刻的见解。
（二）不拘一格，用长避短
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对于领导者而言应该“用贤去邪，用长避短”。“任人之长，不强其短；任人之工，不强其拙。此任人之大略也”。
“明君之举其下也，尽知其短长，知其所不能益，若任之以事。贤人之臣其主也，尽其短长与身力之所不至，若量能而授官。”。用长避短首先要了解下属的优势长处，熟悉其缺点不足；然后就可以因能授官，使人得其位；然后就要合理配置组织内部的人才分配，这样既可以使人才相互取长补短，相得益彰，还可以规避、克制某些缺点。
（二）量才授官，录德定位
“德薄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小而任重，鲜不及也。”，德行浅薄而居于高位，才能不足而谋划大事，力量弱小却担负重任，将会惹出不少事端，导致众官不合，政事杂乱。因此，一个明智的领导者应该量才授官，录德定位，克服“大材小用”与“小材大用”的现象，使人才各得其职，各得其所。“君子量才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则君无虚授，臣无虚任。故无负山之累，折足之忧也。”。治理国家的关键是用人，用人的关键是任官。
唐太宗李世民用人，房玄龄善于处理政事，不知疲倦、鞠躬尽瘁，所以太宗让他做了中书令，负责全国政事；魏征总是关心诤谏之事，常常直言不讳，太宗就让他做了谏议大夫，专司谏议；李靖文武双全，太宗任命他做检校中书令。他们三人各得其位，相得益彰。在他们的辅助下，开创了贞观盛世。
（三）用人不疑，虚怀纳谏
曹操主张“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虽然他本人生性多疑，但他对自己任用的人才却很有信心。“用人之术，任之比专，信之比笃，然后可以尽其才，而可共成事” 。然而在中国传统社会，执政者给予下属以充分的权力未必换来下属的死心塌地。将能而君不御，从理论上说是很容易的，但实际上做起来很难实行。春秋战国时期很多人才都因为担心君主的猜忌而逃亡他国，造成“晋才楚用”，甚至法家认为“人主之患在于信人”。这也说明给予下属适当的信任对组织很重要，而且贤明的君主都会选择相信臣下。
唐太宗吸取前朝灭亡的教训，主动倡导谏诤，不因人废言、不计较言辞态度，奖励直言、保护诤臣，重视谏官，知过能改，在太宗的鼓励倡导下，君臣之间开诚布公，谏臣盈庭，讽谏蔚然成风。 领导者虚怀纳谏是需要一定的自知之明以及度量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足，况且其精力也是有限的，事必躬亲不可能尽善尽美，必须集思广益；而如果没有容人的雅量，也很难得到正直的谏言。
（四）赏罚并用，灵活用人
国君赏罚不分，无法令人信服，不能调动人才的积极性，国家就会陷于混乱，所以古人把赏罚看作为管理人才的关键。“治国有二柄：一曰赏，二曰罚。赏者政之大德，罚者政之大威也。”。怎样使用好这治国二柄，首先，赏罚必须起到劝诫的作用，赏要能够为人信服，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罚要给人以警惕，“杀一儆百”。其次，赏罚必须公平，不能偏私，“使内外异法也”。最后，赏罚力度必须得当，不能滥赏滥罚，也不能起不到激励作用。赏罚是一种很好的激励手段，但一定要用好，不然很容易起到相反的效果，往往会适得其反！
除了赏罚并用，赏罚有度外，领导者还要审时度势、灵活用人。人才的品性不同，才识不同，而社会环境也不同，必须把社会条件和人才综合考虑，灵活使用人才。在战乱年代，本就人才凋零，如果此时仍然秉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标准，恐怕会错失很多人才。曹操生当乱世深知其中道理，所以对人才从不苛求，他提出“举贤勿拘品行”，广开才路，建立了最为庞大有效的智囊团队，助他成就霸业。而在和平时期，取士还是一个坚持德才兼备的标准，不断优化官僚队伍，还要保证人才的新老更替使不匮乏。
4 人才的考核——立政之道，査吏为先
在用人之后一定要对所任用的官员加以考核，以及时进行“赏善罚恶”。这样才能保持官员的廉洁清正，最大的发挥官僚队伍的治国理政作用。
（一）行政体系，监察考核
为维护统治秩序，对人才团体即所谓的官僚机构进行监督考核，我国古代官僚机构内部制定了一系列的官员绩效考核制度，这是一项极具特色的人事管理制度，如周朝以“三宅三俊”作为考核官吏绩效的标准，秦朝与汉朝的“上计”，将考核内容更加完善、细化，唐宋的“善最”考课，考核制度作为常设的政治制度，不断发展与完善，考核制度对官吏的政绩、道德品质、治世才能进行评价，使能者晋升，得到重用，正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中国传统的官吏考核制度对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二）以贤察贤，询之众人
除了正常的吏部定期对官员进行考核外，还有一些综合的考评方法。以贤察贤就是指让已经被考评为“贤人”的人去考察其他人，或者用他们的标准去考察其他人。询之众人就是指让大家一起评价某人的方式，广泛发动群众参与考评。
这两种方法不仅可以用来考核，也可以用来发掘新的人才。诸葛亮就是通过以贤察贤的方式被刘备请出山的，如果没有徐庶向刘备推荐诸葛亮，也不会有后来的“三顾茅庐”和“隆中对”。 访到人才后，不知如何任用也可以用“询之众人”的方法，“明主之选将帅也，访于众、询于人。若十人爱之，必为十人之将，百人悦之，必为百人之将；万人伏之，必为万人之将。”
参考文献
[1]刘建军：《领导学原理——科学与艺术》，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3版。
[2]霍小娟：《用人之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1版。
[3]郝勇：《中国古代用人故事大观》，海潮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