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锡梅 李 晓 米振宏
摘要:研究采用主观幸福感量表和自尊量表对370名低收入人群样本进行调查。结果表明,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和自尊处于中等水平,二者互为预测变量,生存质量和收入水平等现实生活状况因素对二者具有共同影响;收入增长预期等认知因素对主观幸福感的获得具有中介因素;工作与家庭的关系、朋友支持对自尊具有重要影响。
关键词:青岛市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自尊
主观幸福感专指评估者根据自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性评估,它是衡量个人生活质量的综合性心理指标,反映主体的社会功能与适应状态(Diener,1984)。主观幸福感已成为评价经济社会发展质量的重要评价指标,得到了广泛的重视和研究。自尊是基于自我概念的自我体验。不少研究探讨了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的关系,以及影响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的因素。但对低收入人群的相关研究还很少见。本研究对青岛市低收入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以及影响因素进行测量和分析,以拓宽和深化对主观幸福感的研究。
一、对象与方法
(一)对象
本研究的调查样本取自青岛市市区和郊县的低收入人群,共计370人,其中男女分别为199人和147人;30岁以下的110人(29.7%),30-40岁的154人(41.6%),40岁以上的100人(27.0%),平均年龄为35.18岁。
(二) 研究工具
1. 自编综合问卷
根据研究目的编写的综合调查问卷,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家庭人口、教育程度、宗教信仰等人口学项目,以及收入增长预期、生存质量、婚姻满意度、工作与家庭的相互影响等专项调查问题,共19项。
2. 幸福感指数量表
该量表是Campbell等人于1976年编制的,用于测查受试者目前所体验到的幸福程度。量表包括两个部分——总体幸福感指数量表和生活满意度问卷,前者8题,后者1题,均采用1~7级评分。量表信度效度良好。
3.Rosenberg(1965)自尊量表(SES)
该量表用以评定个体关于自我价值和自我接纳的总体感受,共10题,采用1~4级评分。
(三)数据处理
采用社会科学统计软件包SPSS for windows 13.0 进行数据管理和统计分析,主要统计方法包括描述性统计、t检验、方差分析和回归分析等。
二、结果和分析
(一)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的描述统计
由表1可见,青岛市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指数平均分和标准差为10.54±2.258(量表总分全距2.1~14.7),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自尊测验平均得分28.90±4.133(量表总分全距10~40),处于中等水平。
(二)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的关系及影响因素分析
1. 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的相关分析与方差分析
Pearson相关分析结果显示,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相关非常显着(r =.534,p<0.01)。进一步将自尊得分排序后按75%和25%百分位数为界划分为三等,转换为自尊等级变量,以之作为自变量对主观幸福感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自尊对主观幸福感的主效应均非常显着(F=1.771,p<0.001; F=2.319,p<0.001)。以上结果强烈提示主观幸福感与自尊之间存在密切联系。
以往多数研究是从总体上评价人们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水平,此类研究大多支持低水平自尊与低水平主观幸福感存在强烈内在联系的结论。如Dutton &Brown;[2] (1997) 发现,在面临失败时,低自尊个体比高自尊个体面临更强烈的情绪困扰,原因在于失败使得低自尊个体自我感觉糟糕,同时低自尊是导致个体抑郁的一个高危因素。本研究相关分析和方差分析的结果支持上述研究的结论。
2. 对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的回归分析
以各人口学变量和自尊作为自变量,采用逐步代入法(stepwise)对主观幸福感进行多元回归分析,结果有6个变量可以进入回归方程:生存质量、自尊、工作家庭冲突、收入增长预期、婚姻状况、人均收入;修正后的总变异解释率(Adjusted R2)达到58.3%。结果表明,低收入人群的主观幸福感受到现实生活状况(如生存质量、人均收入、家庭冲突、婚姻状况)、认知因素(收入增长预期)和人格因素(自尊)的共同影响。
以人口学变量和主观幸福感为自变量,以自尊为因变量进行多元回归分析(Stepwise),结果有8个变量可以进入回归方程:主观幸福感、人均收入、家庭人口、正向家庭-工作影响、年龄、朋友支持、子女数量、负向工作-家庭影响;总解释率(Adjusted R2)达到55.4%。结果表明,低收入人群的自尊受到主观幸福感、现实生活状况(如人均收入、家庭人口、子女数量)、工作-家庭影响、社会支持等因素的共同影响;其中,对于自尊而言,人均收入、工作-家庭影响6、年龄、朋友支持三个变量具有负向预测效应。
三、讨论
(一)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与自尊的关系
本研究表明,低收入人群主观幸福感和自尊都处于中等水平,基本正常。二者之间存在密切联系,主观幸福感和自尊互为预测变量,但主观幸福感对自尊的影响较大。这是因为,作为人格变量的自尊主要涉及对自我价值的态度和体验,主观幸福感的获得有利于个体形成积极的自我价值体验。但高水平自尊虽然有利于个体追求高标准的生活和坚持自己的观念,但并不一定有助于获得高水平的主观幸福感。有研究表明,追求高自尊存在一定的风险。如Crocker[3] (2002a) 研究发现,个体追求高自尊的过程可能会导致个体自我调控能力的减弱,以及生理和健康水平的降低,在日常生活中,个体追求自尊目标的失败会导致惭愧和愤怒等消极后果。因此,主观幸福感更有可能扮演自尊的影响因素之角色。
(二)影响低收入者主观幸福感和自尊的因素
本研究表明,低收入者主观幸福感和自尊都受到现实生活状态的直接影响,特别是人均收入,对二者具有共同影响,这一结果与国内外有关研究结论一致。特别之处在于:(1)主观幸福感受到认知因素的影响较大,生存质量作为现实生活状况的一般自我感觉,收入增长预期作为对未来收入的判断和期望,都是个体的认知因素。可见,在一定程度上,幸福是相对的,认知因素在幸福感的获得过程中具有中介作用。(2)工作与家庭的相互影响、朋友支持等因素对自尊有较大影响。工作对家庭的消极影响会增强自尊,而家庭对工作的积极影响则可降低自尊。这一结果看似奇怪,但恰恰反映了我们文化中提倡的“重事业轻家庭”的倾向,工作妨碍了家庭生活似乎是理所当然的,而家庭促进了工作倒显得不正常了。朋友支持对自尊具有负向预测效应。对此结果的理解首先要体会国人“讲人情”、“要面子”的心理。有朋友支持固然好,但越是需要朋友支持,就越是容易因欠下“人情债”而令自己面子上难过。
(三)改善低收入群体主观幸福感的途径
幸福感已成为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新的评价指标。不断提升国民主观幸福感同样是我国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目标的题中应有之意。根据上述研究结果,要促进低收入人群幸福感的提高,应从多方面进行综合规划,努力改善低收入群体的生存状态。主要途径有:(1)大力解决低收入群体的住房问题,并逐步改善其居住条件和居住环境。(2)加快完善低收入人群的社会保障机制,在教育、医疗卫生、劳动保障等民生领域建立基本保障。(3)稳定和增加低收入人群的收入,通过健全制度和加强监管防范恶意欠薪,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制度,建立有效的经济收入纠纷解决机制。(4)建立面向低收入人群的社会支持系统,鼓励社会团体和志愿者组织为低收入者家庭提供各类咨询指导和服务,引导低收入群体互助组织的发展。(5)培育公平、尊重的社会文化,建设各阶层和谐共生的社区文化,在教育、就业等方面保障低收入人群的公平权利,提高低收入者的素质。
参考文献:
[1] 汪向东等, 心理卫生评定量表手册.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社,1999年:82,318.
[2] Dutton , K. A. , & Brown , J . D. Global self - esteem and specific self-views as determinants of peoples reactions to success and failure.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 1999 , 73 : 139-148.
[3] Crocker , J . Contingencies of self-worth : Implications for. self-regulation and psychological vulnerability. Self and Identity , 2002a , 1 : 143-149.
作者简介:夏锡梅,性别:女,(1971.7--), 籍贯:山东高密,学历:研究生,单位:青岛大学,研究方向:心理健康教育。
基金项目:2008年青岛市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