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功富 吕月童 詹俊
【摘 要】 在ESG理念盛行的背景下，传统文化能发挥什幺样的时代价值，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文章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考察儒家文化对企业ESG评级表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提升企业ESG评级表现，且这种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提升企业ESG表现的过程中，儒家文化是外部监督机制的一种隐性替代机制，它与法律环境互为补充；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儒家文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被削弱。文章从微观层面揭示了儒家文化提升企业ESG表现的内在逻辑，为ESG理念注入东方文化基因，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儒家文化； 非正式制度； ESG表现
【中图分类号】 F2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20-0068-08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正处于推动转型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时期，企业需进一步增强环境、社会和绿色治理责任意识，妥善处理好人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从而为经济可持续发展贡献关键力量。党的二十大报告也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并要求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在此背景下，ESG作为评价企业可持续发展的一种方法论，是一种包含环境、社会、治理三个维度的评价体系、企业行动指南及投资方式，其向市场传递了企业追求经济绩效与社会绩效相统一的绿色发展价值观，高度契合经济高质量发展主题和党的二十大精神要求，将持续受到学术界和实务界的关注。
近年来，国内ESG的发展主要以政策驱动为主。相关政策和监管规则的出台推动了企业ESG责任履行，但是仅仅依靠正式制度推动企业ESG责任履行的效果有限，这是因为正式制度只是规定了企业ESG责任履行的最低标准，而且不健全的正式制度容易诱发“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1]。值得注意的是，文化传统、风俗习惯等非正式制度也能够对企业行为产生积极的引导作用[2]，其中文化是影响社会、政治、经济行为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企业中发挥“认知地图”的功能，并对企业成员的行为起到“社会控制”的作用[3]。儒家文化作为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非正式制度之一，其思想伦理、价值规范、认知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企业家精神，对企业的经营决策行为发挥了一定的指引作用[4]。此外，儒家众多思想与ESG理念在本质上是一致的，ESG理念的本质在于绿色治理，强调企业、社会、环境和谐发展，追求社会价值最大化，这与儒家文化中的“仁爱万物”“天人合一”“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等思想相契合。
鉴于此，本文以2011—2021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了儒家文化对企业ESG评级表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可能的贡献体现在两个方面：（1）紧跟“文化自信”政策导向，从非正式制度视角出发，探讨儒家文化对ESG表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绿色转型提供了新的视角，是对ESG相关文献的重要补充。（2）充分考虑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交织共存的制度背景，分析了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分析师监督对ESG表现的交互效应，为深入理解文化和制度之间关系、增强文化自信提供理论和经验证据支持。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一）文献回顾
目前学术界关于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因素研究主要包括内外两个方面。从外部环境特征来看，现有文献研究了经济政策波动、文化制度、环境制度对ESG表现的影响。在经济政策高度不确定时期，企业更有动机提升ESG表现应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风险和信息不对称问题[5]。在文化制度层面，管理层重视利益相关者诉求，社会凝聚力水平较低，其ESG责任履行水平较高[6]。在环境制度层面，重污染行业ESG表现在《环境保护税法》出台后显着提升[7]。从企业内部特征来看，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企业高管特征、董事会特征和治理水平对ESG表现的影响。已有研究发现，女性高管占比[8]、董事会规模[9]、董事会会议频率[10]与企业ESG表现正相关，而企业管理层任期越长其ESG表现越差[11]，党组织参与治理[12]能够积极提升企业ESG表现。
儒家学说历史悠久，经久不衰，由春秋末期孔子所创，后经孟子和荀子等集大成，逐渐形成了以“仁、义、礼、智、信”为核心的完整思想体系，迄今为止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洗礼，已经形成了一种文化基因，成为了民众“日用而不知”的伦理思想[4]。近年来，儒家文化的微观经济后果成为学术界高度关注的主题之一，具体表现为，儒家文化能够改善企业内部控制质量[13]、减少高管在职消费[14]、促进企业创新[15-16]、降低股价崩盘风险[17]、促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18]、推动重污染企业绿色并购[19]、提升企业价值创造能力[20]。然而，也有文献研究发现，儒家学说中一些局限性思想对女性职业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21]。
综上所述，现有文献关于儒家文化对ESG责任履行的影响研究大多基于ESG的单一维度，未将ESG作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由于E、S、G三者之间是有机统一、相互影响、缺一不可的，因此从单一维度去研究ESG可能会得到有偏差的结论。本文认为有必要将ESG作为一个整体，从儒家文化的视角研究其对企业ESG整体表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
（二）研究假设
ESG理念要求企业管理者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高度关注环境、社会和治理三个维度的非财务绩效。因此，企业ESG表现取决于管理者对ESG理念的认知和由此带来的行为改变。对企业管理者的认知和行为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是什幺？制度理论认为，制度环境塑造了企业生产经营的基本原则[2]，管理者为持续获取经济资源和竞争优势，会调整自己的行为、规范和价值观，以使其与包括规范性、规制性和文化认知性在内的制度环境因素保持一致[22]。社会嵌入理论则认为，个人的决策和行动不是基于自利与算计的“理性选择”，而是受规则和价值观塑造的心智观念影响[23]。中国企业的商业活动嵌入受儒家文化影响的制度环境中，必然受到该思想文化的熏陶和引导，长期以来的儒家文化熏陶在管理者的价值观中留存印记，塑造了其独特的个体认知和价值偏好。综合以上观点可知，儒家文化对企业管理者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有着重要的影响，而ESG是管理者的一种价值理念和行为，因此儒家文化会对企业管理者的ESG理念和行为产生影响，进而决定着企业的ESG表现。这种影响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从环境维度来看，儒家生态思想提倡“仁”治，强调仁爱万物、万物一体，同时在“天人合一”思想的引领下，倡导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此外，儒家生态思想在众多论述中都可以得到体现。如“山林虽近，草木虽美，宫室必有度，禁发必有时”“伐一木，杀一兽，不以其时，非孝也”。因此儒家文化能够激发管理者环境保护意识，提升企业在环境维度中的表现。
从社会责任维度来看，儒家众多观点与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相契合。企业社会责任理论强调企业对消费者、社会、环境的责任和贡献，不能以追求利润为唯一目的，这一理论与儒家核心观点“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相呼应[18]。新制度经济学理论指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这一过程更不能忽视的是道德伦理因素的影响[24]。也就是说，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本质是为了处理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儒家文化作为利益冲突的产物，构成了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重要内生性因素，必然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产生积极影响。
从公司治理维度来看，儒家文化氛围能够作为隐性约束机制防范管理者道德风险，管理者为顾及自身形象以及公司业界声誉，会更有动力提升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17]，并加强ESG理念培养和体系建设，向外界传递绿色发展的经营理念。此外，儒家文化的“忠信”“自律”“义利”等思想能够抑制管理者的短视，重视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培养代理人战略眼光，加大对可持续发展项目投资占比，推动企业经济绩效和社会绩效协调发展[19]。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1。
H1：儒家文化能够提升企业ESG表现。
关于儒家文化通过何种路径影响企业的ESG表现，本文认为，绿色创新和信息透明度可能是儒家文化影响企业ESG表现的两条重要路径。
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具有一定的外部性，而儒家文化可以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降低生产经营活动对环境造成的负外部性影响，进而提升企业ESG表现。一方面，儒家文化中“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等思想深谙事物发展规律，从动态的角度阐述了创新和变革的重要性[15]，同时“普遍和谐、仁爱万物”的思想能够激发管理者的绿色发展意识，推动企业绿色转型[19]；另一方面，儒家文化中“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等众多论述都是儒家文化重视教育和人才培养的体现，有利于为企业技术转型积累人力资本[16]。因此，儒家文化促进了企业绿色创新，能够改善企业在环境维度的表现，提升企业ESG表现。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儒家文化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来提升企业ESG表现。
受机会主义驱动，企业管理者通过选择性披露环境、社会责任信息，“漂绿”ESG报告从而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进而对ESG表现产生不利影响。然而，儒家文化可以通过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抑制管理者的机会主义行为，提升企业ESG表现。这是因为：一方面，儒家文化所倡导的“信”乃“五常之本，百行之源”，有利于改善信息环境，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17]；另一方面，儒家文化倡导的“义利”“自律”等思想能够有效抑制企业管理者对坏消息隐瞒等机会主义行为的发生，提升企业信息透明度[13]。而随着企业信息透明度的改善，企业管理者更有动机提升非财务信息披露水平和质量，抑制“漂绿”等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行为的发生。此外，公司信息透明度的提升能够有效缓解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进而加大ESG体系建设的投入，提升企业ESG表现。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3。
H3：儒家文化通过增强企业信息透明度来提升企业ESG表现。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及数据来源
本文以2011—2021年度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初始样本，并剔除样本区间内被ST、*ST以及金融保险类行业和主要数据缺失的公司，最终获得3 773家公司27 427个样本观测值。其中，企业ESG表现的数据来源于Wind数据库，儒家文化数据来源于中国研究数据服务平台（CNRDS）数据库，稳健性检验中的明清官办书局数据来源于《中国印刷史》，财务数据来自于CSMAR数据库。本文对所有连续变量均进行了上下1%的缩尾（Winsorize）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企业ESG表现（ESG）。选用华证ESG评级数据对上市企业的ESG评级表现进行量化评估。华证ESG评级框架参照国际主流评价框架，并结合上市公司特点，以季度为更新频率。该评级共分为9档，依次赋值1—9，本文使用四个季度的ESG评级均值作为企业该年度的ESG表现。
2.解释变量：儒家文化（Confu200）。借鉴潘越等[14]、潘爱玲等[19]、范英杰等[20]的研究，选用上市公司注册地200公里以内明清时期进士数量作为儒家文化的代理变量。古代科举制度是儒家文化的载体之一，地区进士数量越大，代表该地区受儒家文化影响较深，同时以明清时期进士数量测度企业注册地的儒家文化氛围可以最大限度地缓解实证研究中的内生性问题。根据CNRDS获取的明清进士位置信息，使用STATA软件cngcode命令获取明清进士坐标，然后利用上市公司注册地和明清进士经纬度坐标计算出二者的距离，最后汇总公司注册地200公里以内的明清进士数量。
3.控制变量：借鉴王禹等[7]、柳学信等[12]的研究，选用企业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企业年龄（Age）、股权集中度（Top1）、董事会规模（Board）、独立董事比例（Indep）、地区经济发展水平（GDP）、两职合一（Dual）、产权性质（SOE）；同时控制年度、行业固定效应。
各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验证H1，构建如下基本模型：
ESGi，t=β0+β1Confu200i，t+βjControlsi，t+∑Ind+∑Year+εi，t（1）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描述性统计结果显示，上市公司ESG评分的均值和标准差分别为4.1359和1.0317，说明样本企业ESG表现水平偏低，且不同企业的ESG表现存在较大的差异。本文的ESG样本均值与现有文献相比存在一定差异，这是因为华证公司对其底层数据和部分指标算法进行了优化，并对历史评级数据也做出了相应调整。Confu200均值与潘越等[14]的研究基本一致，标准差为1.4732，说明不同企业注册地的儒家文化氛围差异较大。
（二）主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H1的回归结果。从研究结果来看，无论是否加入企业层面的控制变量，也无论是否控制行业和年度固定效应，Confu200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表明企业注册地儒家文化氛围越浓厚，企业管理者越重视环境、社会和治理责任的履行，企业的ESG评级表现越好，即儒家文化能够提升企业ESG评级表现，本文H1得到验证。
（三）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问题的处理
考虑到模型设定中可能存在着遗漏变量等所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借鉴潘越等[14]、范英杰等[20]的研究，选用企业注册地与明清官办书局之间的最小距离（Distance）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两阶段回归。在明清时期，书籍获取的难易程度会直接影响到地区的进士数量，二者关系应为负相关，满足工具变量的相关性要求。而企业与官办书局之间的距离与ESG表现无直接联系，满足工具变量的不相关性要求。根据表4第一阶段回归结果可知，工具变量与儒家文化氛围显着负相关，且弱工具变量检验F值远大于10，证明了工具变量选取有效；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表明，Confu200的回归系数依然显着为正，这说明缓解了潜在的内生性问题，本文结论依然成立。
2.儒家文化的替代变量
（1）借鉴潘越等[14]的研究，考虑地理距离因素影响，进一步采用企业注册地100公里、300公里以内的明清进士数量来测度企业的儒家文化氛围。
（2）借鉴潘爱玲等[19]的研究，采用企业注册地所在省级行政区的明清进士人数除以该省级行政区人口数来测度企业的儒家文化氛围。
（3）借鉴邹萍等[18]的研究，采用企业注册地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以内的孔庙、书院数量来测度企业的儒家文化氛围。
3.ESG表现的替代变量
分别以彭博咨询公司和商道融绿的ESG评级数据替代华证ESG评级表现数据，其中，彭博ESG数据分值为0—100分之间；商道融绿数据自2015年开始对沪深300上市公司进行评级，评级数据分为9档，依次赋值1—9。
4.考虑地区层面的因素影响
（1）借鉴潘越等[14]的研究，考虑到少数民族聚集地区，其思想文化可能与内地存在些许差异，因此剔除新疆、西藏、内蒙古、青海地区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
（2）借鉴潘越等[14]的研究，考虑到一线城市可能由于地理聚集、城市国际化等因素的影响，从而对回归结果产生系统性影响，因此剔除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地区样本后重新进行回归。
（3）安慰剂检验。尽管模型中已经控制了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但依然可能存在地区层面无法观测的影响因素，因此，借鉴潘越等[14]、邹萍等[18]的研究，将儒家文化变量随机打乱分配到公司—年度观测值重新进行回归，并重复该过程1 000次，然后刻画出儒家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与P值的分布，打乱之后儒家文化变量回归系数分布在过原点的垂线对称，意味着儒家文化回归系数期望值不显着异于0，且大部分P值位于P=0.1的短虚线以上，证明了不存在其他无法观测地区因素的影响，回归结果依然稳健。
上述稳健性检验结果与主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表明本文的研究结论稳健①。
五、机制检验
H1已得到了验证，且经过了多项稳健性检验，得到了较为可靠的研究结论。但是关于儒家文化通过企业绿色创新和企业信息透明度两条路径影响企业ESG表现的H2和H3尚需进一步进行实证检验，因此，本文采用逐步回归法对这两条可能的路径进行验证。
（一）企业绿色创新（Gpa）
本文选取企业绿色创新专利的申请数量作为绿色创新的代理变量。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以企业绿色创新（Gpa）为被解释变量的列（1）中，儒家文化变量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在以企业ESG表现为被解释变量的列（2）中，企业绿色创新和儒家文化两个变量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进一步通过Bootstrap检验和Sobel检验验证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模型中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这表明，企业绿色创新在儒家文化影响ESG表现的路径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本文H2得到验证。
（二）企业信息透明度（Info）
本文选用沪深证券交易所对上市公司年度信息工作评价结果来度量企业信息透明度。该评价结果共分为4档，分别赋值1—4，赋值越大，企业信息透明度越高。回归结果如表5所示，在以企业信息透明度（Info）为被解释变量的列（3）中，儒家文化变量的回归系数显着为正；在以企业ESG表现为被解释变量的列（4）中，企业信息透明度、儒家文化两个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进一步通过Bootstrap检验和Sobel检验验证中介效应，结果表明模型中存在显着的中介效应。这表明，企业信息透明度在儒家文化影响ESG表现的路径中发挥了部分中介效应，本文H3得到验证。
六、进一步分析
（一）儒家文化与企业ESG表现：法律制度的互补效应
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作为制度体系的两个重要组成部分，二者的关系有可能是替代，也有可能是互补[2]。儒家文化作为非正式制度，法律环境作为正式制度都会对企业ESG表现起到促进作用，那幺这二者的共同作用效果究竟是替代还是互补？这取决于企业对ESG责任履行是否只是为了满足法律规定的最低标准，如果企业不满足于最低标准，儒家文化和法律环境对提升企业ESG表现呈互补作用，这是因为儒家文化影响了企业的效用函数和风险态度从而使企业愿意支付更高的成本去追求更高的标准[1]。因此本文借鉴邹萍等[18]的研究，以王小鲁等（2021）发布的市场化指数分指数法律环境评分来作为法律环境（Law）的度量。由于该评分截至2019年，同时考虑外推数据具有主观性，因此决定样本年度也截至2019年，在基准模型中同时纳入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两个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列（1）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和法律环境与ESG表现显着正相关，交乘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正，表明儒家文化与法律环境在提升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中为互补效应。
（二）儒家文化与企业ESG表现：分析师监督的替代效应
在企业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分析师关注能加强对企业的外部监督，当企业面临的外部监督较强时，能够起到良好的外部治理效应，其环境、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够得到提升。因此本文预期，对于受到更多分析师关注的企业，儒家文化作用的发挥可能减弱或者无需发挥作用，企业ESG表现也能得到提升。本文采用分析师数量（Analyst）来衡量企业受到的外部监督水平，同时在基准模型中纳入儒家文化与分析师监督两个变量以及二者的交乘项。回归结果如表6所示，从列（2）可以看出，儒家文化和分析师监督与ESG表现显着正相关，交乘项系数在1%的水平上显着为负，证明了儒家文化与分析师监督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为替代效应，儒家文化氛围能够作为一种外部监督机制的替代方案，对企业ESG表现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儒家文化与企业ESG表现：外来文化的影响
儒家文化对企业ESG评级表现具有促进作用，考虑到外来文化对企业的冲击可能会削弱儒家文化对ESG评级表现的促进作用。为检验这一推测，本文分别借鉴邹萍等[18]和潘越等[14]的做法，采用外资持股（FI）和对外开放程度（For）来衡量外来文化对企业的冲击程度。如果某公司某年度有外资持股，则FI取值为1，否则为0；如果公司注册地为五口通商口岸（广州、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则For取值1，否则为0。实证结果如表7所示，可以看出，无论是外资持股变量还是对外开放程度变量，其与儒家文化的交乘项系数均显着为负，表明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儒家文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被削弱。
七、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沪深A股2011—2021年上市公司为样本，从非正式制度视角研究了儒家文化对企业ESG评级表现的影响效应及其作用机理。结果表明，儒家文化能够提升企业ESG评级表现，且这种提升效应主要是通过促进企业绿色创新和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来实现的。进一步分析表明，在提升企业ESG表现的作用中，儒家文化是外部监督机制的一种隐性替代机制，它与法律环境互为补充；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儒家文化对企业ESG表现的促进作用被削弱。
为了促使企业ESG责任履行由“被动适应”转向“主动承担”，本文提出以下建议：（1）政府层面。一方面，政府需加快完善市场化程度、法律环境等正式制度，借鉴儒家经典思想构建本土化ESG信息披露及管理模式，为我国企业ESG责任履行提供良好的外部市场环境。另一方面，政府需加强儒家文化的宣传教育，在基础教育中加大儒家文化等传统文化的教育力度，在大学商科教育中传授具有中国特色，立足中国文化，服务中国社会的儒家经管思想。（2）企业层面。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应理解儒家文化内涵及优劣势，以及多种文化带来的冲击，利用其中精髓解决企业经营管理过程中遇到的环境、社会问题，尽可能地将儒家思想融入到企业ESG责任履行的各个环节，促进企业绿色创新、改善企业信息透明度，进而提升企业ESG表现。另一方面，企业管理者应将儒家文化融入到企业文化，将ESG责任履行化为自我约束，积极主动地践行ESG理念，实现企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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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危机情境下河南企业数字化转型赋能组织韧性的机制与对策研究”（2022BJJ098）
【作者简介】 张功富（1969— ），男，江西万载人，博士，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企业投资；吕月童（1998— ），男，河南驻马店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企业投资；詹俊（1995— ），女，河南信阳人，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公司治理与企业投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