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安 巩鑫
【摘 要】 当前，减税降费已成为各国推动经济增长和促进企业双元创新的重要举措。文章以2012—2022年Ａ股上市企业为研究样本，根据减税理论与双元创新理论，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机理。结果表明，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考虑股权性质、地区分组后研究结论依然稳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增强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正向效应，但对策略式创新的影响不明显。在非垄断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在大企业的样本中，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具有更明显的改善效应。文章为减税降费政策驱动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也为减税降费政策嵌入企业双元创新提供经验启示。
【关键词】 减税降费； 双元创新理论； 实质性创新； 策略式创新；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
【中图分类号】 F832.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05-0116-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加快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基于双元创新理论，企业的创新活动可以分为实质性创新与策略式创新，实质性创新是企业脱离原有技术轨道、寻求新技术，是一种大幅度、根本性和激进型的创新活动；策略式创新则是在现有的技术或产品框架内进行[1]。Mom et al.[2]指出，双元创新可被视为确保企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举措，实施双元创新有利于企业短期生存与长远发展。创新能够为企业带来差异化和竞争优势，但是创新活动具有风险大、资金投入高、不确定性较大等特点，加之一些企业经营资金紧张、创新意愿不高，此时需要政府的“有形之手”予以扶持，纠正创新市场失灵现象。近年来，我国接连实施大规模的减税降费政策，改革方案不断完善，“普惠性减税与结构性减税并举”和“减税与退税并举，阶段性措施和制度性安排相结合”。2023年全国新增减税降费及退税缓费超2.2万亿元，有效助力稳定市场预期、提振市场信心、激发市场活力。各种税收优惠政策核心都是通过降低企业负担水平来促进创新投入，提升企业创新能力。
已有文献主要从创新投入、创新绩效视角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一是减税降费和创新投入。创新需要资金支持，减税降费缓解了企业内部的资金流出，间接增加了企业对创新的资金投入[3]。二是减税降费和创新绩效。创新具有外部性特征，研发初期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减税降费可以分散企业风险，激发创新热情，提高创新绩效。可以看出，现有文献对减税降费与创新的研究取得了较为丰富的成果，但仍存在可以拓展的地方。首先，在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创新的影响时，主要将企业创新视为同质性活动，并没有分析减税降费对不同类型创新活动的影响，研究结论可能存在一定偏差。其次，之前研究主要从企业内部角度进行探讨，并未结合国家的宏观经济环境。然而近年来，国际局势错综复杂，经济环境的动荡和贸易摩擦的加剧会导致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加大。2022年，全球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年度指数约为314.9，比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时期上升了2.01倍。奈特不确定性认为，不确定的经济政策会鼓励企业增加创新投入，以追求最大化利润。在全球经济增长放缓的大背景下，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逐年加剧，研究减税降费政策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关联性对于推动企业持续深化创新、维护经济稳定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综上，本文以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分析减税降费对双元创新活动的影响，并基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视角，探讨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调节机制，为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增量贡献。本文可能创新之处包括：（1）以减税理论和双元创新理论为基础，实证检验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带来的直接效应，丰富减税降费带来的经济后果研究。（2）加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减税降费的交乘项，深入研究三者之间的关系，拓展了减税降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企业双元创新的研究内容。（3）从异质性角度出发，探究减税降费在产权性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规模不同的企业双元创新中的作用是否存在差异，为进一步完善减税降费政策及相关制度提供决策依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直接影响
企业的创新能力影响着企业在市场中的竞争能力，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在其中所起到的作用大小具有显着差异，实质性创新更关注新领域的技术突破和创新，而策略式创新则专注于对现有技术和产品的改进和优化。实质性创新衍生出的价值高且难模仿的新产品或服务，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有效占领市场，还能提高企业应对外部风险和压力的能力。减税降费加大了研发投入力度，能提高企业投融资结构的有效性，引导企业探索新的利润增长途径，从过去以“数量提升”为主的生产模式转变为注重“质量提高”和创新能力的发展模式，推动企业寻求新的资源进行实质性创新[4]。税收激励促使企业更多从事实质性创新活动，从而提高了创新质量[5]。换言之，企业在面临竞争激烈的市场环境时，需要不断提升产品质量和技术含量，开发具有竞争优势的高附加值产品，减税降费政策为企业实质性创新提供了更好的创新环境和经济支持，促进了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此外，税收优惠、政府补贴、市场竞争的多重作用会激发企业进行不同形式的创新行为，包括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一方面，策略式创新属于低质量创新，具有较强的模仿特征，更依赖外部资源支持，在税收激励下，企业为追求快速收益会增加策略式创新投入[6]。另一方面，策略式创新强调提升现有经营效率，企业将获得的减税降费现金流投入策略式创新活动，以获取更多现金流用于企业运营。因此，减税降费对从事策略式创新活动的企业创新产出的促进作用明显[7]。由此，提出假设1。
H1a：减税降费可以显着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即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存在正向作用。
H1b：减税降费可以显着促进企业策略式创新，即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存在正向作用。
（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调节作用
经济政策作为政府调整主体行为的重要手段，是企业面临的经营环境之一。在信号理论中，政策被视为引导经济活动的信号。当外部政策的不确定性和环境动态性较高时，企业所接收到的有关经济活动的信息不够充分，这会导致企业决策的模糊性增加[8]。考虑双元创新模式的差异化特点，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减税降费与实质性创新、策略式创新的影响的调节作用亦会存在一定差异。企业在进行实质性创新活动时需要考虑未来市场需求、技术风险和相关成本等因素，面对复杂多变的经济政策环境，企业为应对市场风险和增强市场竞争力，通常会选择增加要素投入以促进企业创新。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较高时，企业为谋求发展，必须加大研发力度并生产新产品，减税降费会刺激投资，激励企业提升实质性创新，实施新的创造价值战略[9]。根据前景理论，当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可能影响企业未来收益时，管理者的风险偏好陡增，企业更加重视减税降费政策带来的效果，更偏向于做出寻求高风险高收益的投资决策行为[10]，此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会对减税降费与实质性创新间的影响发挥正向作用。然而，由于实质性创新的投入周期长、风险大、回报慢等特点，企业在追求创新“质量”的同时，也需要追求创新“数量”，策略式创新是基于企业现有优势存量进行技术改良，追求“短平快”的利益最大化，对企业发展和利润获得做出增量贡献[11]，因此，企业更乐于利用减税降费缓解的融资约束开展策略式创新，即企业有动机偏好策略式创新抵御经济政策不确定带来的系统性风险。据此，本文提出假设2。
H2a：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实质性创新起正向调节作用。
H2b：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策略式创新起正向调节作用。
三、研究与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2012年是我国“减税降费”改革实施元年，故本文选取了2012—2022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初始样本，随后根据以下条件进行了筛选：（1）剔除金融保险行业的公司；（2）剔除ST、*ST以及PT类别的公司；（3）剔除了关键变量专利数量缺失或异常的公司，最终获得3 445家上市企业共计22 067个样本观测值。此外，为消除极端值对研究结果的影响，本文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缩尾处理。财务数据主要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专利数据（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数据库。获取经济政策不确定指数的数据来源为http：//www.policyuncertainty.com。本文采用Stata17.0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二）变量选取与说明
1.被解释变量
双元创新，包括实质性创新（SUINN）和策略式创新（EXINN）。目前多数文献采用专利申请数据来度量双元创新。根据我国专利法规定，发明专利指具有高技术含量、复杂度高以及研发周期较长的创新型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和外观设计专利则属于技术难度较低的创新。本文参考张完定等[12]的研究，将发明专利的申请数作为实质性创新的代理变量；将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专利的申请数作为策略式创新的代理变量。
2.解释变量
减税降费（TAX），主要是通过企业实际承担的税费负担来体现，本文借鉴闫坤等[13]的做法，认为企业实际的税费负担可以侧面反映减税降费的实施效果，用（支付的各项税费-收到的税费返还）/营业收入来衡量企业税负。考虑减税降费实际含义，本文在建模过程中采用反向指标进行衡量。该变量取值越大，代表减税降费的幅度越大。
3.调节变量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采用Baker et al.[14]开发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这一指标已经成为国际上广泛用于衡量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主要工具，并且经过了验证。鉴于EPU指数是以月度为单位的数据，为了与其他年度数据相协调，需要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转化为年度指标。参考顾群等[15]的做法，对当月公布的数据进行算术平均，然后将得到的年度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除以100，以确保其数量级的一致性。具体构建方法为：
其中，i代表公司，m代表月份。
4.控制变量
参考贺宏等[16]的研究，本文对以下变量进行控制：公司规模、企业年龄、资产负债率、公司成长性、流动比率、无形资产比率、总资产收益率、独董比例、董事会规模、大股东控股、现金持有量、资本支出、年度虚拟变量、行业虚拟变量。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构建
1.基准回归模型
为检验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模型如下：
SUINNi，t=β0+β1TAXi，t+∑βkCONTROLSi，t+∑IND+
∑YEAR+εi，t （1）
EXINNi，t=β0+β1TAXi，t+∑βkCONTROLSi，t+∑IND+
∑YEAR+εi，t （2）
模型1和模型2检验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的影响，其中，SUINN表示实质性创新，EXINN表示策略式创新，i表示某个公司，t表示年份；TAX是核心变量减税降费，CONTROLS表示若干控制变量。α1、β1为核心变量系数，βk为控制变量系数，IND表示行业效应，YEAR表示时间效应，ε表示残差。检验减税降费对双元创新的主回归效应是否存在，主要检验α1、β1是否显着。
2.机制回归模型
为检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减税降费与企业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参照祝树金等[17]的做法，将实证模型设定为：
SUINNi，t=γ0+γ1TAXi，t+γ2EPUi，t+γ3TAXi，t×EPUi，t+
∑γkCONTROLSi，t+∑IND+∑YEAR+εi，t （3）
EXINNi，t=γ0+γ1TAXi，t+γ2EPUi，t+γ3TAXi，t×EPUi，t+
∑γkCONTROLSi，t+∑IND+∑YEAR+εi，t （4）
其中，EPU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TAX×EPU为调节效应的交乘项。
四、实证检验与结果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
表2汇报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SUINN的最大值为7.828，最小值是0，标准差为1.720；EXINN的最大值为7.546，最小值是0，标准差为2.143，说明企业间的创新能力与创新水平仍然存在较大差异，实质性创新发展较策略式创新更不均衡。从全样本来看，SUINN和EXINN的均值分别为3.827、2.933，说明减税降费对双元创新均呈现增长效应，但实质性创新增长效应更大。此外，Tax的最小值为负数，这表明一些企业并未受益于税收优惠政策，反而承受了较高的税收压力。
（二）相关性分析
利用Stata17进行Pearson相关系数检验，结果表明，TAX与SUINN、EXINN分别呈0.083、0.043的显着相关，通过显着性检验。为审视变量间的多重共线性问题，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检验，各变量的VIF值均小于10，因此进一步验证了所选取变量的合理性，从而确保可进行多元回归分析。
（三）多元回归分析
1.基准效应分析
本文采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模型1为控制行业、时间固定效应后，SUINN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从列（1）可见，变量TAX在模型1中的系数为1.9989，且在1%水平上显着，表明减税降费可以显着促进实质性创新，即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存在正向作用，H1a得到验证；模型2为企业EXINN为被解释变量时的回归结果。列（2）的研究结果显示，变量TAX在模型2中的系数为3.1364，且在1%水平上显着。同样验证了减税降费与策略式创新之间存在显着的正向关系，H1b成立。综上，减税降费可以显着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
2.调节机制分析
为了进一步探究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和企业双元创新之间关系的影响，本文采用调节效应模型进行回归分析。表3列（3）和列（4）的结果各自检验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关系的影响。列（3）的结果显示，EPU×TAX系数为0.7861，且达到了1%的显着性水平，表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促进了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的影响，H2a成立。列（4）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企业策略式创新关系的调节结果，EPU×TAX的交乘项系数为0.2725，结果不显着，Ｈ2b不成立。原因在于不确定的政策环境可能增加市场竞争压力和税负压力，政府可能偏向于出台更多促进实质性创新的税收政策，而非促进策略式创新的政策。
（四）内生性检验和稳健性检验
1.内生性检验
为了有效降低内生性偏误，同时对前文基准回归结果的稳健性进行检验，参照管治华等[18]的做法，采用TAX的滞后一期项作为替代解释变量进行回归。面板2SLS第一阶段回归联合检验的F值分别为213.340和32.180，均大于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结果如表4列（1）和列（2）所示，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系数为正，且在1%的水平上显着；减税降费对策略式创新的系数也为正，且在10%的水平上显着。表明实证结果具有稳健性，这一结论与基准回归一致，证明了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的合理性。二是改变计量方法。静态面板模型容易造成估计偏误，因此，采用动态面板的系统广义矩估计方法（SYS-GMM）来重新验证减税降费和双元创新之间的关系。表4列（3）和列（4）的结果显示，系统GMM回归的发现与基准回归结果基本一致，进一步验证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具有正向影响这一结论具有稳健性。
2.稳健性检验
为增强实证检验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如下稳健性检验。
（1）替换被解释变量。第一，从研发产出角度，参考李文勤等[19]的研究，采用发明专利授权数衡量SUINN，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授权数衡量EXINN，重新进行回归，从表5列（1）、列（2）可以看到，TAX对SUINN和EXINN的系数分别为2.2760、2.5919，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着。第二，从研发投入角度，借鉴毕晓方等[1]的测度方法，采用企业合并报表当年研发活动费用化支出测度SUINN，研发活动资本化支出测度EXINN，如列（3）、列（4），TAX对SUINN和EXINN的系数分别为3.4512、2.3871，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着，说明更换变量取值后减税降费对双元创新的影响结果仍然是显着的。
（2）分样本回归。先对东部地区①企业进行回归，再选择中西部地区企业。如表5列（5）—列（8）所示，总体来看，对于SUINN和EXINN，无论东部地区还是中西部地区，TAX的系数均显着为正，且分别在1%或5%的水平上显着，与基准模型检验结果相符。
（五）进一步分析
本文按照产权性质、市场支配地位和企业规模维度进行进一步分析。
1.按照产权性质分组检验
将企业依据其所有权性质分为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进行分组回归检验。如表6列（1）—列（4）所示，不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国有企业，TAX对于SUINN和EXINN的影响系数均是正向影响，且均在1%的水平上显着。
2.市场支配地位异质分组
根据赫芬达尔指数对企业是否属于垄断行业进行划分[20]，引入虚拟变量进行设定，若企业主营业务为自然垄断或行政垄断，则虚拟变量取值为1，反之取值为0。通过表6列（5）—列（8）结果发现，无论企业是否垄断，TAX均能显着促进EXINN。然而，相对于垄断企业，TAX对非垄断企业的SUINN提升作用更显着。对此，本文认为可能的解释是非垄断企业面临着更为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创新压力，这种竞争和压力促使其更加注重实质性创新。而减税降费可以降低企业成本，增加可支配收入，增加企业在实质性创新领域的实践。相反，垄断企业在市场中具有较强的市场地位和议价能力，没有太多动机去实施技术研发[21]。
3.企业规模异质分组
本文将企业营业收入的中位数作为划分大企业和中小企业的阈值[22]，以进一步深入研究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表6列（9）—列（12）所示，以SUINN为被解释变量时，无论企业规模的大小，TAX对SUINN的作用效果都是正向关系，且都在1%的水平上显着。企业进行实质性创新，既能提升竞争能力，又能为企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充分的保障。而在以EXINN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大企业组的TAX仍显着为正，而中小企业组的系数则不明显。这一发现与赵珊珊等[23]的研究结果一致，他们发现领先行业的企业在得到政府支持的同时，也承担了政府对于策略性创新产出的要求，而这种压力主要集中在规模较大的企业身上。
五、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2012—2022年上市企业为样本，考察减税降费对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的影响效应，并以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作为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外部因素，探究其调节作用，得到以下研究结果：
1.减税降费对企业的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都有显着的正向作用。企业所享受的减税降费力度每增加1%，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提高的幅度分别是3.451%、2.387%，即减税降费的幅度越大，越能促进企业的双元创新。
2.减税降费政策效应存在异质性。就策略式创新而言，对于非垄断企业、中小企业的促进作用明显，对于垄断企业、大型企业的促进效应不明显。
3.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于减税降费与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存在差异，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削弱了减税降费对实质性创新的影响，具有负向调节作用，但是对于减税降费与策略式创新的调节作用不明显。
（二）理论贡献
1.本文讨论减税降费对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效应。已有相关研究一方面较少同时关注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两类创新类型，另一方面，减税降费的幅度对于双元创新的影响机制尚未探究清楚。本文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已有研究的有益补充，扩展了双元创新领域的研究范围。
2.在影响机制方面，已有研究主要关注融资约束、政府补贴等方面的机制，本文实证检验减税降费与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效应受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制约。即相对于策略式创新，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对减税降费与实质性创新的负向调节作用更明显，深化了对减税降费领域的理论认识。
（三）政策建议
1.坚持推进减税降费政策，促进企业实质性创新和策略式创新均衡发展。推动减税降费向制度化转型，帮助企业在竞争激烈的经济环境中提高灵活性和发展性，提升减税降费政策的指向性。企业应切实考虑合理分配用于不同类型创新的资源，以进一步提高其创新能力和市场竞争力，获得长期的可持续发展。
2.在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日益增加的背景下，减税降费政策要更多向实质性创新倾斜。相关部门可以在高不确定性的环境下实施有效的减税降费措施，引导企业开展实质性创新，以提升企业的生产能力和经营水平。要提高企业的实质性创新产出，应严格定义和界定企业的创新技术成果，并提高享受税收优惠条件的创新要求。
3.相比大型企业和垄断企业，减税降费对于中小企业和非垄断企业策略式创新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中小企业发展阶段更具敏感度，也更容易适应政策调整，需要针对性更强的政策和服务支持。因此，政府应采取措施加大对中小企业和非垄断企业的税收减免力度，为其提供更为灵活的减税降费政策，还应加强对中小企业的技术服务，提高创新成功率并更快实现创新成果产业化。
（四）研究局限性
本文仅关注了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在不同所有制企业之间对减税降费和双元创新的调节效应，而未考虑其他潜在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讨环境创新水平等变量的调节作用，从多维度为政府制定科学的减税降费政策，帮助企业从单一创新向双元创新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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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债券违约背景下公司股东与债券持有人的利益冲突及治理机制研究”（20BGL089）；浙江省社科联课题“减税降费影响企业双元创新的内在机制及效果研究——以浙江省制造业为例”（2024B102）；台州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减税降费对台州制造企业双元创新的影响”（23GHB06）
【作者简介】 陈安（1983— ），女，浙江台州人，台州科技职业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公司财务管理；巩鑫（1979— ），女，山西忻州人，博士，台州科技职业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公司金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