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吕 轶
（甘肃财贸职业学院 甘肃·兰州）
［提要］ 增强微观经济主体活力是2019 年改革的聚焦点，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2020 年经济形势更加剧了这项工作开展的紧迫性，2021 年双循环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的国家战略开局。国有企业担负国家使命，国有企业家理应振作精神带领企业大有作为，但国有企业家精神状态令人堪忧。本文从国有企业领导人企业家精神的两极分化、提高履职职业素质学习的自觉性进行分析，得出使命感是国有企业家政治身份与理论定位矛盾的调和剂，是激发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生动力，是撬动企业家精神的支点。阐述使命感教育培养的重要性及紧迫感，并给出通过增强归属感促进内生使命感的方法。
疫情之下，国际国内经济形势严峻。2020 年7 月21 日习近平在京主持召开企业家座谈会，重申保护和激发市场主体活力。2021 年双循环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的新的国家战略开局，国有企业作为市场主体重要的组成部分，其活力的激发必将拉动整个经济的提升，在新格局下大有作为。企业家是企业的核心决策者，企业家的精神状态决定了企业的发展状态。通过激发国有企业家的活力激活国有企业活力进而带动整个市场经济微观主体运行最为快速有效。鉴于部分国有企业领导者不尽如人意的表现，在他们身上企业家精神的彰显频遭质疑。找到国有企业领导者缺乏内化主动性的原因，明确撬动国有企业家精神的那个支点，知晓如何去做才能让国有企业家内生主动，这些问题解决了，增强微观主体活力也就水到渠成。
一、国有企业领导人企业家精神的两极分化及原因
现行体制下，我国国有企业与政府的特殊关系使得国企一方面积极参与进行市场化经营；另一方面承载政府的宏观调控。国企不仅是国家经济增长的主要承担者和国家经济健康、和谐发展的推动者，更是我们党赖以执政的经济基础，是整个国家经济的压舱石。我国国有企业家作为经济战略的实施者从一开始就打上了政治烙印，这也是与西方国有企业家、民营企业家最大的不同。行政委任是国有企业领导人产生的主要方式，即便实行了股份制改造的大多数国有企业，委托代理的链条长层级多等不足并没有得到有效改善，反而出现“新、老三会”并存，功能重复难以界定现象。对国有企业家的业绩评价依然由上级主管部门评定，淘汰与激励等诸多机制的不完善，淡化了反映企业家本质的市场评价。大中型国有企业领导层的选拔，首要的是看政治素质，其次是业务素质。频繁调动升迁，对企业的经营周期因素考虑不周，由此造成的损失、浪费在改革成本中分量不轻。按照传统理论，分工与交易要求的，对企业家最有利和最有效的支持和维护是尽可能地摆脱政治的参与和政府的干预。经济学理论认为，企业家是寻找、判断、发现利润源的人，什么挣钱资本就流向什么，资本市场的选择成就了企业家。如果不能使企业资产保值增值，那就得让贤、被追责，以致影响、结束其职业生涯。风险这么大，后果这么严重，无人敢敷衍怠慢。而对企业家的定位及其生存环境要求摆在我们面前的是理论与现实相去甚远，一方具有天生的政治身份，一方竭力挣脱政治参与和政府干预，国有企业家正是这样一组矛盾的统一体。矛盾双方的角力形成了我国国有企业领导人拼搏团队和怠懒群体两大阵营，在企业家精神的体现上呈现两极分化。
从改革开放之初摸着石头过河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全面推进，中国制造由小而散发展成大而全并将走向中国创造，曾经世界经济的追随者成长为“一带一路”的倡导者，从贫穷的内向型国家嬗变为今天世界经济“增长极”。辉煌成就的取得，离不开企业家们的艰辛付出，他们与企业荣辱与共，一同成长。尤其最早“下海”进入到国有企业的企业家最具代表性，他们思想解放、大胆实践，敢闯敢试率领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面对国际市场的技术壁垒与封锁，他们坚持走专业化发展之路，在“没有最好，只有更好”精神引领下，不断进行探索和实践，完成高科技产业化，实现产业升级，创造了可观的资本积累；他们放眼全球，越过小富即安，在产品、技术、商业模式等领域推陈出新，深谋远虑地进行核心技术研发，建立自己的专业技术人才团队和研发体系，提升技术的核心竞争力，扩大企业品牌国际影响力；他们不忘产业报国，发扬工匠精神，致力品质升级，让国有企业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中坚力量。国有企业家肩负使命，主导企业将政治责任落实到服从服务国家战略，将经济责任落实于促进绿色、安全发展，实现国有资产保值增值，将社会责任落实在积极参与社会公益活动等方面做出巨大贡献，树立和维护了良好的国有企业形象。大变革造就了拼搏一代的精英团队。
与此同时，在开拓进取、敢于冒险、善于学习、责任担当等方面一部分人却滋生了“怠懒”心理。他们或有企业家才能，但缺乏企业家精神，而企业家精神正是商人与企业家的本质区别。市场经济顺势而走逆风而行的游戏规则需要的是敢于冒险和承担风险的人。作为普通人，即便企业是自己的，也未必为它兢兢业业、殚精竭虑。面对困难、风险也难免心生犹豫产生惰性。国企的生存环境宽松，若无原则错误便无风险可言，于是一些人便做了“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维持现状”的所谓理性选择。进可攻退可守，也正是因为有退路，才瓦解了开拓创新的精神，淹没了敢于冒险的勇气，弱化了责任担当。这一现象严重影响到企业核心竞争力及未来发展，进而影响到改革的目标达成。
同样的环境，相同的条件，何以产生了如此不一样的结果？追根溯源，拼搏团队的企业家们正是凭借着一腔家国情怀孕育的使命感，才有了远大的追求、奉献的责任和变革的勇气。他们致力于国家和民族的强大，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将个人荣辱和企业成败融入到民族一体命运。怠懒群体正是因为缺了使命感少了责任心才随波逐流得过且过。可见，使命感是国有企业家政治身份和经济理论定位矛盾的调和剂，是激发国有企业家精神的内生动力。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推进和深入，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不仅不会被消减，反而还会被加强。我国客观存在的经济差异显着且多元，这些差异化的矛盾不能全部用纯经济的手段去消除，而必须借助政治的方法。“国情”、“特色”决定了道路自信和自觉担当，政治式推动的经济发展战略是我们的不二选择，国有企业家的政治使命更加重大。使命感应成为国有企业家最鲜明的特色，这是特殊身份对国有企业家的特殊要求。
二、提高履职业务素质学习的自觉性分析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要生存要发展，靠的是层出不穷的创新及迅速适应新环境变化，而创新是企业家精神的灵魂，没有企业家的引领和推行，创新便无从谈起。企业家的价值在于战略决策，即“做正确的事”，同时激励下属“正确地做事”。这对企业家的素质要求很高，科学文化、专业素养、法律、心理学、组织管理以及观察力、想象力、预见力、变化适应力等。资本运作、并购重组、国际经营、风险管控等方面的专业能力是对企业经营管理者底线性的业务技能要求。这些基本知识的掌握和能力培养要靠市场实践历练，在摸爬滚打中不断地积累经验，以及向成功案例学习。一如既往地保持进取精神，有目的地寻找创新突破口，灵敏捕捉市场变化机会，敢于承担并善于化解风险。国有企业家的晋升之路艰辛漫长，基本上都是从基层做起，层层选拔，择优晋升，重业务、重技术。现实中，技术能手未必都是管理能人，在管理理论及实践方面尽显薄弱。诸如淡薄的全球化经济一体化观念及合作理念，战略规划能力、决策能力欠缺等。在经营过程中，国有企业家有自己的“优势”，就是他们出身的背景、行政关系网络。早期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式以合并、兼并方式为主。很快，眼界、格局、知识结构限制了想象力和支撑力，对市场运行规律及变化的洞察不够敏锐，研究不够透彻，技术创新、产品创新和经营创新等创新能力等对进入转型期的企业质的纵横延伸掣肘。不学不慧，新理念、新策略和新方法来自持续的终身学习。彼得·圣吉的五项修炼浓缩了市场经济对职业管理者应具备的五大能力要求。针对不足，在关键、薄弱环节下功夫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业务素质成为必然。学习是个苦差事，主动学习更需信念的支撑和恒久的毅力。追根究底也只有“国”字当头的使命感才能让企业家们有“本领恐慌”的危机感，有想要更好地履职尽责，达到迎接新挑战要求，产生要主动加强学习，不断提升专业素养的愿望。
三、对国有企业家进行使命感教育的迫切性
如同医生要救死扶伤，军人要勇于牺牲，使命感应该成为国有企业家的基因符号。但使命感不是与生俱来的，是需要培养和教育，从心灵深处根植的信念。“欲事立，须是心立”。国有企业家绝大多数都是党员干部，信仰的力量在于笃行，落实到经济建设上，就要求企业家们的战略决策始终以国家利益至上，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融合。随着改革开放的纵深发展，市场经济意识迅速抢滩，随之而来的形形色色的思潮或沉渣泛起或鱼贯而入，对党员干部的理想信念是严峻考验。相当的人群不同程度地受到冲击，灵魂遭腐蚀，精神被动摇。市场是主战场，企业家们首当其冲成为被围猎的对象。国有企业公司改造过程中，违规操作，造成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失衡的治理结构，松散的管理机制，严重的内部人控制，与下合谋，重消费轻积累，以致出现企业亏损而员工收益增加的怪现象；与上合谋，在上缴份额上做文章，置国家利益和股东利益于不顾；财务制度形同虚设，在职消费令人瞠目；隐性寻租无孔不入，腐败滋生此起彼伏等。目前，我们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世界经济下行风险来临，大国战略竞争明朗化、极端民粹思想蔓延扩散、地缘政治热点博弈复杂激烈、全球治理真空日益凸显等复杂环境变化。恰逢我国经济进入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双循环”新发展格局规划构建国内大循环，更需要对国有企业家使命感的教育加大“正强化”的频率和力度，进行持续的坚守，常抓常新。
四、增强国有企业家归属感，促进内生使命感
使命感教育在于强化角色认可，解决的是“应该”的问题，要达到内心认同才能彻底完成“必须”的自我要求。内生的使命感所产生的动力远比强加的责任更具长远和坚定。心有所属，当为之做长远计。国有企业家这一在变革中成长起来的精英群体，是国家的宝贵资源、优质资源，更要充分利用。“国有企业家”概念的提出、国有企业家的重要作用、历史地位及国有企业市场主体身份得到了中共中央、国务院最权威的认可，从政治上给予爱护，思想上给予关怀，对增强国有企业家的归属感进一步内生使命感意义非凡。树立信任与监督相容相彰的理念，让企业家们安心、安身、安业的同时自觉接受党、社会和人民的监督。外部法制环境清明，企业内部规章制度健全，企业家的行为方能规范清晰、明确和稳定。“企业家才能”非一般的经营成本，在市场经济下，越是稀缺的人才，越要支付较高的价格，“天才租金”的概念深入人心。激励约束机制进一步有效化、科学化，才能保障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及正向激励的实施。建立对市场化选聘的企业高管、对组织任命的企业负责人等不同的配套激励制度体系，鼓励人才、留住人才。“双因素”理论揭示了激励的作用指向，给予他们最想要的，大胆启用力主改革创新的企业家，给勇于担责、思路宽、闯劲足的年轻人机会，推动国有企业家后备力量不断发展壮大。完善合理容错机制，科学评估企业经营责任，予以容错，帮助纠错，化解他们一招失误满盘皆输的风险，自觉放弃“维持现状”的所谓理性选择，让他们深刻感受到组织给予的温暖，享受工作获取的成就，增强个人荣辱与企业兴衰命运一体的体验，完成归属感的培养，促进使命感的生成。
使命感是国有企业家政治身份的要求，是为应对复杂环境变化出色履职进行学习的自觉性的动力来源。通过加大对国有企业家的理想信念教育、身家爱护和工作支持，增进归属感，内生使命感，将使命感作为支点来撬动企业家精神，市场经济微观主体的活力定能被激发且长久，国企这条大船方能扬帆起航，砥砺前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