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叔湘说：“教育的性质类似于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叶圣陶补充说：“办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所谓办教育，最主要的就是给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吴康宁说：“教育毕竟不是农业。学生和农作物有着本质的不同，教师和农民也有根本的区别，教师和学生的关系不同于农民和农作物的关系，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与农业收成的影响因素具有不同的复杂性。”
我说，上面三位先生说的都对。他们的论述构成了对教育更全面更科学的理解。
语言总是有局限性的。都说语言是思维的外壳，可我们常常感到“语言”这件“思维的衣服”往往捉襟见肘。
因为我们的每一句话都有着特定的针对性和目的性，所以不可能面面俱到。在教育越来越工业化、越来越功利化的时代，吕叔湘和叶圣陶提醒人们“教育是农业而不是工业”一点错都没有，并不能因此得出他们没有把学生当人而当成了农作物的结论。但是，当有老师片面地理解教育，以为教育真的就是“静待花开”那幺简单省事，吴教授的提醒就显得尤为必要。所以，不同时空针对不同问题而提出的观点，看似对立，其实是互补。
我还想到对教师的其他一些比喻：“蜡烛”“春蚕”“园丁”“导演”“导游”“摆渡人”……如果说这些比喻曾经是一种“时尚”，那幺现在否定这些比喻则成为另一种“时髦”。太多的文章宣称“教师不是蜡烛，不是春蚕……教师就是教师”，貌似很有“思想性”。但我们忘记了比喻这种修辞手法的特点，就是“取其一点，不及其余”。也就是说，任何比喻仅仅是在“某一点”上才能显示其合理性，如果你要无限放大这个比喻的含义，必然很荒唐。
说教师是“蜡烛”“春蚕”，仅仅是说明教师职业具有奉献的性质，宛如蜡烛和春蚕。这错了吗？没有错。否认了教师工作的奉献，就否认了教育这个职业。但如果你非要理解成教师只能如蜡烛和春蚕一样最后慢慢耗尽自己的生命，那当然很荒唐。但这不是比喻的荒唐，而是你不懂比喻造成的荒唐。
“姑娘好像花儿一样。”我还没听到谁质疑歌曲《我的祖国》中这句歌词。如果有人愤然质疑：姑娘怎幺能是“花儿”呢？她是活生生的人，她有自己的高贵尊严、丰富思想、美好情感、独立意志和自由人格，怎幺能像花儿一样被动地任人欣赏呢？这简直是对美丽姑娘的侮辱。面对这样的“雄辩”，我们说什幺好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