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海霞
生于1911年的萧红，在1933年22岁时发表处女作《弃儿》，从此开始了文学创作生涯
萧红大部分的写作，都是以其家乡的人、物、事为主要对象，以其“越轨的笔致”（鲁迅语），为我们留下了东北那片土地20世纪初期的画卷，特别是其代表作《生死场》与《呼兰河传》。在《生死场》中，萧红以女性细腻独特的感性笔触，糅合了大胆的“色块”状叙事结构，围绕着食物、性、农民自主权、地租、牲畜等主题，为我们画下了诗性而悲怆的奴隶群体的画卷。较之《生死场》的粗粝与赤裸叙事，《呼兰河传》的叙事与描写更为成熟。萧红在《呼兰河传》中描写了童年时期的人物、风景、故事、传奇，整部作品以“点”概面，通过一个个小人物的故事，刻画了让她梦魂牵萦的故乡的贫苦、无望、愚昧、麻木，讽刺幽致的笔触则使人感到悲凉、凄苦，深刻揭示了被无知愚昧绑缚的人是如何互相残酷地伤害。
如果说《生死场》与《呼兰河传》更多的是作家真实体验基础上的虚构，那么在萧红的散文中，她以几乎白描的手法记录了自己的生活，特别是“商市街”系列。她毫不避讳地用大量笔墨与篇幅赤裸裸地描写了她与萧军挣扎在饥饿边缘的体验，真实得几乎可以当作日记来读，唯一不同的是萧军的名字在散文中被改为“郎华”。同时，她也毫不留情醋意十足地写下了萧军到处“留情”的真实经历，以及作者心中无法言说的酸楚与怅恨。除了“商市街”系列之外，少女萧红流浪哈尔滨街头的经历也在同时期的散文中被细致地写了下来：与堂弟在万般落魄中喝咖啡，被老年妓女收留过夜，踟蹰在冰天雪地中的极度寒冷体验，等等。
可以说，通过萧红的小说与散文，我们能够大体了解她的生活轨迹，特别是她生命早期的经历，萧红传记的写作者也喜欢大量引用她的散文来构筑她的人生故事。换言之，就像许多女性作家一样，萧红用富于感性的思维与细腻的笔触把她生命中大部分的真实与真事都写了下来，形诸文字，是特别具有女性作家特征的“诉说式”“排遣式”写作。可是，在萧红的散文与小说中，有一个明显的空白，那就是她几乎没有用笔写下任何关于决定了她人生苦涩命运的两个男人的文字。这两个人的先后出现，几乎把少女萧红推向生命的死亡边缘。
如果以年谱的方式来记述他们两个在萧红生命中的出现，那么几行字就足矣：
1923年，在萧红12岁时，她的父亲把她包办许配给呼兰县驻军邦统汪廷兰之次子汪恩甲。
1928年冬，萧红参加哈尔滨学生联合会组织的反对日本在东北修筑铁路的示威游行，在示威游行中结识哈尔滨政法大学学生陆振舜。
1929年，汪恩甲辞去小学教员职务，进入哈尔滨大学预科学习，据说此举是为了取悦萧红，因为萧红听说汪恩甲有纨绔作风，并且抽鸦片烟，表示出不愿意嫁给汪恩甲。
1930年，陆振舜先期退去哈尔滨政法大学学籍，并进入北京的中国大学读书。此举是为了坚定萧红叛逆包办婚姻，同时为远离家庭出外求学铺路。同年，萧红逃离家庭，与陆振舜以表兄妹名义同居。
1931年2月，因为双方家庭施加经济压力，他们各自返回家庭，陆振舜与家庭妥协。萧红被软禁。同年10月，萧红逃出软禁，乘坐火车逃往哈尔滨，流浪哈尔滨街头。万般困苦中，与汪恩甲同居东兴旅馆。
1932年7月，汪恩甲不辞而别，留下有孕在身的萧红与四百余元的旅馆食宿欠费。处境艰难的萧红投书《国际协报》，从此与萧军结缘。
在这几行冷冰冰的事实背后，少女的萧红经历了怎样的疼痛与疼痛的伤害？少女萧红的心灵上留下了怎样的创伤？萧红在其所有作品中只字未提，在其写作中留下了一片意味深长的空白。从1928年认识陆振舜到1932年与萧军相遇，长达5年的时间在萧红的任何作品中没有直接提及。
那么，该如何解读这种空白呢？
作为受左翼文学流派影响的作家，萧红认为非“革命”性质的“资产阶级”的恋爱经历不足以书写
萧红的写作，无论是写作的题材还是视角，在初期都深受萧军的影响。那么写作首先是不是有益于革命是其主要的写作动机。从高度自传性质的“商市街”系列散文来看，其时的写作都显然直接或间接地具有“革命” 性质。饥饿、受难、穷困主题的赤裸裸的写作，都在间接控诉封建社会的丑陋，从而也在质疑这种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可贵的是，萧红的写作成功地避免了一些左翼作家“说教式”或者“喊口号”式的革命文学写作。
“商市街”系列散文的写作主题中特别突出的是饥饿。萧红写饥饿是现代作家中写得最好的，主要原因就是萧红在哈尔滨街头流浪时期亲身体验了极度的饥饿，后来与萧军一起生活的初期也是挣扎在饥饿线上。饥饿的极度体验，饥饿对生活中其他欲望的剥夺，饥饿对人体味觉的放大、扭曲，饥饿对生活掠夺造成的荒芜，饥饿暴露人性的自私本质等，萧红以其富于感性又大胆的笔触写出，读来惊人，如：
《提篮者》：“她数到一些那些卖面包的人早上挨家挨户卖面包，提着个篮子。然后她数着，有一天把身上所有的铜板给了卖面包的人，一块黑面包摆在桌子上，郎华回来第一件事，他在面包上掘了一个洞，连帽子也没脱，就嘴里嚼着。又去找白盐，他从外面带进来的冷空气发着腥味，他吃面包鼻子时时滴下清水滴，然后他说：‘来吃啊！‘就来！我拿了刷牙缸跑下楼去倒开水，回来时面包差不多只剩硬壳在那里。他紧忙说：‘我吃的真快，怎么吃的这样快？真自私，男人真自私！然后拿起牙缸来喝水。他说：‘再不吃了。他说：‘饱了饱了！吃去你的一半还不够吗？男人不好，只顾自己，你的病刚好，一定要吃饱的。然后跟着他说着说着他的手已凑到面包壳上去，并且另一只手也来了，扭了一块下去，已经送到嘴里，已经咽下他也没有发觉，第二次又来扭，就是这样。”
标题为《饿》的散文，主要描写与萧军同居初期极其窘迫地挣扎在饥饿线上的经历。饥饿使人丧失道德廉耻感，生物本能战胜了道德约束力，她想到了“偷”：
全旅馆的三层楼都在睡中，越这样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坚决。过道尚没有一点声息，过道越静越引诱我，我的那种想头越想越充胀我：去拿吧！正是时候，即使是偷，那就偷吧！
第二次失败，那么不去做第三次了。下了最后的决心，爬上床，关了灯，推一推郎华，他没有醒，我怕他醒。在“偷”这一刻，郎华也是我的敌人；假若我有母亲，母亲也是敌人。
饥饿使人丧失人的“理性”判断：
……郎华仍不回来，我拿什么来喂肚子呢？桌子可以吃吗？草褥子可以吃吗？……
饥饿剥夺、荒芜了青春的美好：
郎华还没有回来，我应该立刻想到饿，但我完全被青春迷惑了，读书的时候，哪里懂得“饿”？只晓得青春最重要，虽然现在我也并没老，但总觉得青春是过去了！过去了！？
……
追逐实际吧！青春惟有自私的人才系念她，“只有饥寒，没有青春。”
除了饥饿，萧红还在其同时期的散文中大篇幅描写与萧军奔波求生求职的经历，如《广告员的梦想》《家庭教师》等。此外，她细致的笔触还伸向使她产生“同病相怜”的可怜死去的小鱼（《同命运的小鱼》），盎然春意中哀叫濒死的叫花子（《春意挂上了树梢》），摩登小姐“血腥与血色”的红唇（《公园》），革命青年在日军统治下的革命行动及白色恐怖（《剧团》《白面孔》）。可以说，这个时期的“商市街”系列与同时期的其他散文，从主题与题材来说，都具有明显的革命性质。一方面萧红在遇见萧军之前就是一个追求时代新气象、反对旧秩序的进步青年；另一方面，对自己的救命恩人的崇敬与迷恋使她迅速接受了萧军的革命理想，成为志同道合的革命伴侣，从而加入左翼的写作阵营并成长为得力干将。可贵的是，恋爱中的萧红在写这些苦难时浸润着不容易察觉的乐观蓬勃的笔墨，透露出革命的乐观主义劲头。
而那些在萧红的散文中找不到的“空白”，那些不够革命的经历，显然被她有意地“屏蔽”了。
父权社会的压力让萧红三缄其口
没有被萧红形诸文字的这段时期的生活，可谓跌宕起伏，从萧红的传记中可以了解这一点，特别是从被软禁的高墙大院逃出的经历，一定非常惊险。可是，即使在后来被问及的时候，萧红对这段经历也是三缄其口，其中的具体情形，读者只能靠想象去猜测。
如果说被萧红大书特书的“商市街”是苦，是含有些许蜜月之甜蜜的苦难，那么，萧红书写中的那段空白则是耻。苦犹可向人诉说，博得同情，无辜者的苦还是一种对社会合理性的直接有力的控诉。而耻，则是一种私人性质的、不愿向人诉说的忏悔与自责，是对背叛的无法言说的愤懑。
根据人类学家本尼迪克特的研究，东方文化具有明显的“耻感文化”的特征。若他人对行为主体的行为的反应和评价不佳，行为主体的道德良心的“超我”便会产生耻感。东方社会的“耻感文化”体现的正是这样一种特别注重他人反应和评价的文化。他人形成强烈的、来自外力的道德舆论的约束力。行为主体若感觉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所敬仰，为群体所钦佩，就会产生荣誉之感；反之，一个人感觉自己的行为为他人所鄙视，为群体所贬斥，就会产生羞耻之心。
东方的耻感文化对两性行为都具有强大的约束力，但是，约束力的强度因性别而异。东方耻感文化对男性的宽容则是女性所无法享受的， 因为东方的耻感文化与父权一起对女性形成强大的道德约束力，背叛耻感文化与父权的代价往往是女性所无法承受的。父权体制从政、经、社、文等层面到琐碎的衣食住行等皆塑造出一条“唯一的道路”，若是有人想要违抗规则走其他的路就势必受到责难与遭受巨大的阻力，特别是作为“他者”的女性。
“耻感文化”中强大的道德舆论加上父权社会强烈地压迫、异化了人的天性，来自外力的压力扭曲、变异了人与人之间的自然亲情关系，萧红的父亲至死不原谅萧红带给家庭的“羞辱”。在萧红的小说中，父权的淫威无所不在，几乎她笔下所有的女性都是被损害、被剥夺人性的“畸零者”，女性不但要遭受来自父权的压迫，还要遭受作为父权帮凶的女性自身的压迫与迫害，如《呼兰河传》中的小团圆的婆婆，如那些恶意的看客，他们合力把无辜的小团圆媳妇毒打折磨致死。
以萧红的经历为例。在萧红与陆振舜受到家庭经济制裁回到呼兰后，陆可能只是受到些许舆论谴责，大可继续娶妻生子而翻开新的生活。萧红则被软禁，被视为家庭的罪人。由于萧红对父权的“背叛”与挑衅，萧红的家族被认为“蒙羞”“不道德”，萧红的父亲被撤销了呼兰教育厅秘书的职务，调往巴彦县任教育局督学，她的弟弟为了逃避道德舆论的影响，也不得不转学到了巴彦。
萧红后来的经历说明，由于与陆振舜的同居经历，被打上“耻辱”标记的萧红已经失去一个“正常”女性享有的婚娶的权利，由于她对父权的蔑视，她被父权社会剥夺了“明媒正娶”的权利。尽管萧红是受“五四”新思想洗礼的青年，但多年浸淫在父权的威力下，萧红内心也许多少受到父权社会思维的影响，这也就是她后来甘心与汪恩甲在街头旅馆同居的心理因素。汪恩甲后来的不辞而别，部分原因也是萧红由于其早期与陆振舜的同居经历而被汪认为“不堪为妻”所以弃之如敝履。
萧红少女时期遭受的这段被两个男性背叛的经历，作为受害者的萧红却接受了父权社会给自己的“耻辱”标签，视为耻辱，三缄其口，以至于没有形诸任何文字，在其文学写作中留下一段意味深长而默默诉说的空白。那些被男性负心、伤害的经历，没有留下任何文字记载，从而使他们逃脱了自己的罪恶被用白纸黑字记载。由于缺乏第一手的资料，就连汪恩甲的名字是否真实，都是萧红研究中一个悬而未决的疑案。
萧红作为一个时代的新女性，曾经要竭力反抗父权社会的压迫，为自己争得平等的权利与自由的权利，却终归失败，成为“弃妇”，弃妇与孕妇的双层愁苦，扭曲、剥夺了她的天然情感，这些在萧红的处女作《弃儿》中有读来令人惊心的描写：“芹的肚子越胀越大了！由一个小盆变成一个大盆，由一个不活动的物件，变成一个活动的物件。”是什么样的父权社会的压力与对爱的背叛的仇恨（仇恨由于社会压力而放大），扭曲了女人天生的母爱，使一个女人称自己肚子里的胎儿为“物件”？
萧红生命中的这段经历是少女时期的萧红生命中不能承受的痛。“什么最痛苦？说不出的痛苦最痛苦。”这是萧红著名的诗作《沙粒》中的最后一句。难以言说的痛，默默品味的伤，使萧红没有留下任何文字。
葛浩文在《萧红评传》的《结论》里所说：“萧红就是这一代中为了所谓现代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的一大部分人中的典型人物。遗憾的是他们那些人往往在身心方面都欠缺面对新方式的准备。对女性而言，这新的变革和考验是非常艰辛的，唯有那些最坚强的人才能安然无恙地渡过难关。”
萧红临终前曾说：一生最大的痛苦和不幸，就因为自己是个女人。来自男权社会的伤害，生为女人的无奈，也带给她无限痛楚。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外国语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