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文

左宗棠与郭嵩焘，都是晚清湖湘人杰中的“尖子”。左以灭太平军、平陕甘回乱、定鼎新疆等赫赫武功封侯拜相，郭以“西方坚船利炮、器物之优只是皮毛，制度人心风俗之优才是内里”的高深见识傲视同侪。郭和左同是湖南湘阴人。据《左宗棠年谱》，为了躲避战乱，“公（左宗棠）与同县郭嵩焘，周历湘阴、东山，为避地之约”。1852年中秋节前后，两人依约举家迁至白水洞“诛茅筑屋”以为邻。咸丰二年（1852年）七月太平军围长沙，八月接任湖南巡抚的张亮基，数次派人礼聘左宗棠入幕。左犹豫，郭嵩焘以势理劝说：“公卿不下士久矣。张公此举，宜有以成其美。”左遂入张亮基幕府。此外，郭嵩焘对左宗棠还有救命之恩。据陈明福著《左宗棠传略》，湖南永州镇总兵樊燮到省赴抚署请训，巡抚骆秉章让樊去师爷左宗棠处听训。樊燮至左公馆，未下跪请安。左恼羞成怒，大骂：“滚出去！”由此惹祸，樊燮后台湖广总督官文参劾左宗棠为“劣幕”，徐珂著《清稗类钞》第3册有载，咸丰密谕官文：“左某如果有不法情事，即行就地正法。”谁能救左宗棠的性命？在京翰林、南书房行走郭嵩焘向主持朝政的户部尚书肃顺求情。据薛福成《庸庵笔记》，肃顺指示应对之法：“必俟内外臣工有疏保荐，余方能启齿。”郭左思右想，决定找同在南书房行走的工部尚书、军机大臣潘祖荫帮忙。郭先将保荐左宗棠的折子写好，即去王府井古董店重金买下一只明万历年间利玛窦从意大利带来进贡的镶银玛瑙鼻烟壶，再带上300两银票。潘、郭本为故交，为此性命之急，潘纳宝及金，并依郭写就的奏折上奏。就此，左宗棠不仅免了性命之灾，还因郭嵩焘撰疏中一句“天下不可一日无湖南，而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遂使左名满天下。由于郭嵩焘的女儿嫁给了左宗棠的哥哥左宗植的儿子，故郭、左还是姻亲。以上实在找不出半点左宗棠参劾郭嵩焘的理由，而左对郭四连纠参又是铁板钉钉的事实，究竟为了什么？

一是左宗棠自视过高，欲立“山头”。关于左宗棠的“傲气狂态”，陈明福先生著《左宗棠传略》有专题叙说。左信奉：不恤人言，我行我素。第一次会试落第，左就写了一副“身无半亩，心忧天下；读破万卷，神交古人”的对联张挂起来。左在1854年写给好友刘蓉的信中则言：不为知县，则为督抚。左还有一句惊世骇俗的话：天下事无不可为。这就简直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了。左之狂傲，连其红颜知己周诒端夫人都甚觉他大言不惭。

待左挂帅掌兵，傲气狂态更是无边。据王兴国著《郭嵩焘评传》，1863年郭嵩焘出任广东巡抚后，先后与两任总督毛鸿宾和瑞麟不和。郭嵩焘固然心高气傲，但两任总督对郭嵩焘也极不尊重。如向朝廷草疏，他们总是要郭主稿，可又经常不让他署名，这就欺人太甚了。可在郭为难之时，左对旧友、恩人却是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且从《左文襄公书牍》中抄录几段：“粤东兵事，谬误太甚，怪阁下不能发谋以匡救之。”“阁下开府两年，于粤、楚人才，未甚留心，已难辞其咎，而小处则推求打算如弗至，此所以近于迂琐也。”“吾窃料公所为，亦无以远过毛、瑞也；才之不可强，而明之有弗逮也，人乎何尤！”

对于左之讥诋，郭初不甚介意。郭一直自认广东吏治玩愒，军务不振，左之相责，令他深自愧恨。如同治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公元1866年1月4日），郭“接左帅咨十余件，指陈军事，与鄙人批饬李星衢、张寿泉，无一不相符合，而词加严。发声振聩之功可喜，亦窃自愧也”。到十二月十七日，又“接左季高信，立言愈谬，诟詈讪笑，皆吾辈所不肯以施之子弟者，君子交接不出恶声，所以自处宜如是矣。是夕以一信复之，嗣后于此公处境不宜时与通问也”。不管郭如何谦恭宽厚，最后对左的嘲讽羞辱还是动了肝火。

1865年，太平军残部由康王汪海洋率领，自江西而浙江、福建，即将杀至闽、粤边界的龙岩、上杭一线。为此，朝廷令左宗棠为钦差大臣，督办闽、浙、粤三省军务，并就近查办广东督、抚失和事。左上奏朝廷，说自己与郭为姻亲，应循例回避。朝旨不允，左于是一连四疏，直言广东军务的种种失误，皆因郭嵩焘不顾大局，“迹近负气”之故，最后一疏，竟隐隐然说郭有贪污行为。这对清廉自守的郭嵩焘真是莫大的冤枉和羞辱。

左对郭的参劾，貌似重公轻私，其实夹带私心。这在左参郭的第三份参折中显露无遗。据《清穆宗实录》卷一六七，此折中云：“……浙江布政使蒋益澧才气无双，识略高臣数等。若蒙天恩，调令赴粤督办军务，兼筹军饷，于粤东目前时局，必有所济。”蒋乃左之亲信，以蒋代郭，是左大帅“山头战略”布局。左要与曾国藩一争高下，时曾、左交恶已白热化，而郭被左认为是曾“山头”的人。在左的一再参纠下，郭嵩焘被朝廷解除署理广东巡抚之职。左之背恩负义，给郭造成了终生不解的心疾。晚年郭嵩焘在《玉池老人自叙》中沉痛写道：“最不可解者，与某公（左宗棠）至交三十年，一生为之尽力。自权粤抚，……某公一意相与为难，终以四折纠参，迫使去位而后已！”

二是左宗棠性情刚烈，失之于莽。据陈明福先生著《左宗棠传略》，道光十六年（1836）秋，湖南安化人、两江总督陶澍请假回乡扫墓，途经醴陵。时在醴陵渌江书院主讲的左宗棠，应县令之请写了一副恭迎陶大人的楹联：春殿语从容，廿载家山印心石在；大江流日夜，八州子弟翘首公归。联中涵盖了道光皇帝两次为陶澍亲笔御书“印心石屋”匾额这一陶澍视为一生荣耀的雅事。陶澍见之甚喜，约见左宗棠，呼小他33岁的左为“贤弟”，欢谈竟夜，并约左下次赴京赶考时绕道南京一叙。道光十八年（1838），27岁的左宗棠赴京会试，不幸第三次落榜。离京回湘时，左应约至南京两江总督府。陶澍妥善安排左住下，嘱属下好生招待，但从此近两个月竟将左“晾”在了馆舍里。左不堪冷落，头晚收拾行装，次晨不告而辞。下人报知，陶澍只穿着一只袜子就追了出来，挽左肩说：“左贤弟怎么走得这么急呀？我还要与贤弟结为儿女亲家呢！” 1864年暮春，湘阴文庙梁柱夹缝中竟长出一枝灵芝，此乃祥瑞之物。此年湘阴还真福有双至：左宗棠被封为一等恪靖伯，郭嵩焘署理广东巡抚。嵩焘之弟昆焘家信传吉：文庙生灵芝，是我郭家吉祥！此话传到战功名望日隆的左宗棠耳里，多年流窜心头和郭氏争强之气瞬间爆出。据《左宗棠家书》：“湘阴果有祥瑞，亦为吾封爵故，何预郭家事乎！”左宗棠请来骈文大家周荇农作《瑞芝赋》，明确灵瑞是他左家吉祥。此时的左大帅对曾国藩都讥讽有加，更何况他从来视为书呆子的郭嵩焘？如果说显达之前的左宗棠在陶澍面前耍性可以看作志气，那么，在挂帅封爵之后，与郭家争什么祥瑞之气，实属小器，请人作什么《瑞芝赋》，更令人啼笑皆非。

那么，左宗棠是怎样将与郭嵩焘多年的友情乃至恩情转化为敌意的呢？对郭嵩焘的救命之恩，《左宗棠家书》中有意味深长的数字：“此谊非近人所有。”含义模糊不痛不痒，似看重，又似言不由衷；似记情，又似心安理得。对另一恩人潘祖荫，左以部下重金购得送他的大盂鼎相赠。此乃道光年间在陕西宝鸡眉县出土的国宝，是西周早期青铜礼器中的重器。

客观地说，挽救左免于“就地正法”，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肃顺，因为咸丰既已下旨严办，只有肃顺这样在帝前一言九鼎的权臣，才有可能改变咸丰的成命。潘祖荫呢？地位、影响比郭嵩焘高，但本质上仍是穿针引线，就此而言，郭嵩焘的作用更加关键。因为，即使肃、潘是十万吨级的原子弹，少了郭这根引信，它的威力也无从触发。更何况，郭嵩焘为此费尽心机，寻宝又加解囊。左之重潘轻郭，所呈心态难言其美。郭家几近小康，左家几乎赤贫，左结婚时不得已“倒插门”；还有，左、郭科举都不顺利，但郭十年会考终成进士，而左三考落第即打“退堂鼓”。对此，左是蛮在意的。据说封疆之后，左见客先见举人，让进士延后。可见，在长期的左、郭交往中，郭是倾心相交，而左却憋着一肚子鸟气，总在寻找机会要压郭一头。机会来了，左帅岂肯放弃？

就说左宗棠斥骂樊燮一事，樊燮实劣，但其“朝廷体制，未定武官见师爷请安之例”，是占着理的。左理屈词穷村骂以对，实属莽撞。传说一天曾国藩、左宗棠等几位乡友相聚，左喜作惊人之语，曾以联相嬉：季子自名高，仕不在朝，隐不在山，与人意见辄相左？左当即还以牙眼：藩臣当卫国，进不能攻，退不能守，问尔经济有何曾？虽是打趣，亦可见下联更尖刻伤人。而此之后，曾仍屡次向朝廷力荐左宗棠。而左得势后以攻陷天京幼天王走脱等连参曾国藩。

三是左宗棠避祸自保，不惜损人。对于郭嵩焘的去职，王兴国著《郭嵩焘评传》认为，要在朝廷欲削弱湘军，并引曾国藩致郭嵩焘之弟昆焘信中“近日原（杨岳斌）、霞（刘蓉）、筠（郭嵩焘）、沅（曾国荃）次第去位，而印（刘长佑）复继之。吾乡极盛，固难久耶？思之悚惕”之语为证。此理固然成立。湘军首复武昌，钦命曾国藩为湖北巡抚，仅因一句“匹夫登高一呼应者云集恐非朝廷之福”，钦命立改，即为明证。而太平军即将剿灭时，湘军中官至总督、巡抚者先后达20多人，位至布政使、按察使、提督、总兵、参将、副将、道台、知府、知县者不可胜数，朝廷更加忌惮。但惟其如此，更证左之参曾、参郭，纯属避祸自保不惜损人，左无非借此向朝廷表明：我跟湘军不是一伙，我只忠于朝廷。

从今鉴往，左宗棠是保疆卫土的民族英雄，郭嵩焘是见深识远的启蒙主义思想家：对左郭交恶，无不扼腕。是残酷的生长环境、险恶的官场生涯、艰巨的使命任务造就了左文襄的酷烈人格，使他在以怨报德时失去了心理牵制，细察左之“酷烈”，实源于“狂傲”，“狂傲”源于过度“自我”，“自我”过度即是“私”。美国著名的战争史学者卡根认为，自古以来人性的改变微乎其微。中国理学大师王阳明也提醒我们，去山中贼易，去心中贼难。这都提示我们今天的政界、商界、知识界、文艺界等各界社会精英，必须时时牢记自己的社会责任和文化道统担当，像防“贼”一样提防我们内在的“自我”越过道德的边界，以对历史负责的精神检视自己的言行，使其不仅合理合法，而且堪为世范。因为，即使我们今天的辉煌大到足以掩饰一切，而历史和后人，也会对我们进行高度理性的严格审视和无情褒贬。

（作者系国防信息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