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蓬博 朱俊颖
帽筒，这一古人为放置帽子而生的筒状器，是清代才有的器型。根据目前的实物来看，帽筒流行于清代中晚期。它早期为实用器，后来随着清朝的灭亡，帽筒就没有了实用功能而变为陈设器。它的出现跟清代特殊的帽饰——“顶戴花翎”中的花翎有关。花翎只是清朝羽翎中的一种，还有蓝翎、染蓝翎等。也正是由于清朝官帽后拖着一根羽翎，为了避免羽翎的损污，需要承高而置，帽筒便应运而生。
佩戴羽翎历史悠久
2003年，考古人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若羌县罗布泊小河墓地发掘出距今3500年至3800年的毡帽，毡帽的一侧插有羽毛。1989年9月，在江西新干县的大洋洲乡商代墓葬中出土了一件青铜胄，胄正面浮雕饕餮纹，在胄的顶部中脊偏后铸有一圆孔。事实上，在更早期的1935年河南安阳殷墟墓出土的青铜胄上也多带有此类孔。目前学界研究认为，这就是安插羽翎的。以此来看，至少在3000多年前，就已经出现佩戴羽翎的现象。
江西省博物馆藏商代兽面纹青铜胄，胄正面浮雕饕餮纹，在胄的顶部中脊偏后铸有一圆孔。目前学界研究认为，这就是安插羽翎的。
日本东京永青文库藏的战国错金银狩猎纹铜镜上，就能看到所绘武士画面上插有羽毛。
通过故宫博物院藏唐三彩人物俑能看出唐代这种完整鸟状的冠就很流行。
此种佩戴羽翎的现象到了战国及汉朝时期依然流行。比如现藏日本永青文库的一面战国时期的错金银青铜镜上，镜背描绘一武士跨马持剑与面前猛虎搏斗的场景，而武士头顶戴弁，左右两侧明显插有羽毛，这也是所见最早且直观的古人佩戴羽翎的形象。对于此类插有羽翎的冠在《后汉书·舆服志下》有明确表述：“武冠，俗谓之大冠，环缨无蕤，以青系为绲，加双鹖尾，竖左右，为鹖冠云。”上述武士所戴的形象与《后汉书·舆服志下》所描述相吻合，基本可以判断此类冠应为安插鹖尾的鹖冠。“鹖”者为古书所说的一种善斗的鸟。《后汉书·舆服志下》记述：“鹖者，勇雉也，其斗对一死乃止，故赵武灵王以表武士，秦施之焉。”可以得知从战国至秦，对武士有赏赐鹖冠/羽的制度，也是对武士勇猛、不畏艰难的认可。
除了安插羽翎的鹖冠，根据目前考古出土以及历史文献记载还存在两种形状的鹖冠。一类是在秦朝的将军俑头上出现的鹖冠。此鹖冠形状犹如鹖之双翅，好似准备展翅高飞。另一种就是把鹖以具象化的形象来体现。如《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假豚。”现在认为这里雄鸡可能是误解，应该就是类似鸟的鹖。在山东济宁武氏祠画像石中的子路像也可以看到冠上有鸟状物。到了唐代这种完整鸟状的冠就更为流行，在陕西历史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等珍藏的唐三彩武士俑上多见到戴鹖冠的俑。唐代大诗人杜甫在《小寒食舟中作》中写道：“佳辰强饮食犹寒，隐几萧条戴鹖冠。”
明朝以降，此种佩戴羽翎的制度一直沿用。在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出警入跸图》中，可以明显看到武将头盔颈部也安插有羽翎。另外，羽翎到了明朝有了一个更大的变化就是明等级秩序。《明史·舆服志三》载：“都督江彬等承日红笠之上，缀以靛染天鹅翎，以为贵饰，贵者飘三英，次者二英。兵部尚书王琼得赐一英，冠以下教场，自谓殊遇。”所谓“英”在这里是支的意思，就是到了明代已经出现根据安插的不同数量的羽翎来区分等级了，这在明代《出警入跸图》中亦可以看到。明代的这种以羽翎数明等级的规定对清朝的羽翎制度产生了直接影响。
明代已经出现根据安插的不同数量的羽翎来区分等级了， 这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明代《出警入跸图》中可以看到。
戴帽配翎形成制度
清朝的羽翎制度相对于明朝及以前更加丰富化与制度化。首先在继承上，明朝以前的羽翎基本多是竖立安插，而清朝的羽翎也存在竖立安插的情况，这类多是出现在武将头盔上。比如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的清代高级武将甲胄，在胄顶之上便竖立安插有两支羽翎。需要一说的是，在清朝大阅兵时，皇帝所佩戴的头盔顶部的顶穗也应该是羽翎的演化体。武将头盔安插羽翎，皇帝头盔安插顶穗来加以区别，以明等级身份。其次在变革上，清朝的羽翎制度也和明代一样，以多寡来区分等级，只不过清朝是用孔雀羽上的眼来区分，而明朝是以天鹅羽的数量来区分。比如在《大清会典》明确记载：“孔雀翎翎端三圆文者，贝子戴之。二圆文者，镇国公、辅国公、和硕额驸戴之。一圆文者，内大臣、一二三四等侍卫、前锋、护军各统领、参领、前锋侍卫、诸王府长史、散骑郎、一等护卫均得戴之，翎根并缀蓝翎。贝勒府司仪长、亲王以下二三等护卫及前锋、亲军护军校，均戴染蓝翎。”最后就是创新上，明朝之前的羽翎基本均为竖立安插，而清朝出现大量的斜插，羽翎不是竖立而是在帽子后面拖着。此外，从清朝开始流行安插孔雀翎和蓝翎，甚至还有染蓝翎，羽翎更加丰富化。
清 高级武将胄 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藏
其实清朝在入关前就已经使用孔雀翎，比如在崇德七年（1642年）六月，皇太极赐“总兵官祖大寿，御服五爪龙纱朝衣，嵌双东珠红宝石金顶朝帽，并缎摔、缎袜，赐祖大弼，高勋，朝服，系孔雀翎凉帽”。但清朝初年的羽翎并未形成制度化，而是一种对武将荣誉的赏赐罢了。到了顺治时期，羽翎制度有了明确规定，比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时记载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宗室等一律不戴花翎，只有贝子以下才戴，贝子则戴三眼花翎，国公则戴双眼花翎，五品官以上可戴单眼花翎，六品官以下则戴蓝翎。虽然明确规定，但是在皇帝集权的时期，一切都是皇帝说了算。比如制度中明确提到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宗室等一律不戴花翎，但是在运行中可能会与规定相悖。据《高宗纯皇帝实录》记载乾隆五十六年八月，乾隆皇帝赏赐皇孙质郡王绵庆“赐黄褂、三眼花翎”。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十月“伊斯堪达尔人甚谨慎，诸事奋勉，请赏戴花翎，所奏甚是。伊斯堪达尔曾在乾清门行走，爵本郡王，又系阿奇木伯克，明亮、明兴、雅德等在任多年，并未代伊奏请赏戴花翎，殊属非是。伊斯堪达尔着加恩赏戴三眼花翎，以示朕笃念故旧回仆至意”。此时的伊斯堪达尔已承袭吐鲁番扎萨克多罗郡王的爵位，身为郡王是一律不戴花翎，但是在实际中却被乾隆帝赏赐了三眼花翎。
清道光 双眼花翎金顶官帽 俄罗斯冬宫博物馆藏
清 皇后貂皮嵌珠冬朝冠 故宫博物院藏
深腹造型另作他用
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出，清朝初年规定亲王、郡王、贝勒以及宗室等一律不戴花翎，认为佩戴花翎对这一众皇亲国戚而言有降低尊位之嫌。后来观念有所变化，把花翎赏赐当作一种荣誉，因此在特殊的皇族人员中加以赏赐。但纵观整个清朝史，赏赐官员三眼花翎并非易事，非重大军功而不授。有清一朝第一位被赏赐三眼花翎的大臣是乾隆年间的傅恒，从清朝入关一直到清朝宣布结束的近300年间，被赏赐三眼花翎的大臣仅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
清朝官员帽子后拖着一根羽翎，如果平置在桌案之上，势必有损污的风险，于是高大的承具便应运而生。这种承具早期是专门设计的帽架，也称冠架。在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的《清宫陈设档》中就有“镀金座玻璃圆帽架一座”的记载。此种圆帽架主要流行于康熙至雍正年间。到了乾隆年间有所变化——圆头顶部开口，在内膛中可以放置香料等起到熏香去味的功能。但是在清早期所见冠架多是皇家留下居多，既然顺治至乾隆时期已经形成严格的羽翎制度，那为何民间却极为罕见？这可能是冠的承具是自上而下兴起而流行。根据清朝皇家服饰我们可以看到，帝后所戴冠后常见垂有条带、垂珠，这些不仅仅是装饰也是级别的体现。比如皇贵妃或皇子福晋的朝冠享用三行二就的垂珠形式，而皇后和皇太后享用五行二就的垂珠形式。由于这些垂搭物的存在就势必需要高承具以免损污和方便打理，这就说明了为何皇宫中多冠架实物的原因。而清早期的官窑在承具上或没有具体的器物来搁置，或有些器物的功能我们尚不知其是否是做冠架的功能，比如棒槌瓶，这种器物是否在当时置官帽尚未可知，棒槌瓶的形制在乾隆至同治期间就不如清早期那幺流行，也许就是因帽筒的出现。到了清中期，帽筒的出现，冠架就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清嘉庆 黄地粉彩云龙帽筒故宫博物院藏
对于帽筒出现的时间，目前根据实物来看，可以定在清朝嘉庆年间，故宫博物院珍藏一件清嘉庆黄地粉彩云龙帽筒，这应该是现所见最早的帽筒实物了。从嘉庆出现一直到清帝宣布退位，帽筒一直发挥着极其重要的承具功能。然而随着清朝的灭亡，帽筒这种专门为高承官帽的器物也就彻底地失去了最初的实用功能，而随之而来的就是摆设，由于帽筒的深腹造型后来也常常被投放鸡毛掸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