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诚　孙立春

摘要：由于明朝政府的政治考量以及日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双方开始朝贡贸易。宁波具备诸多优越条件，因而成为中日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但后来由于政治、经济等原因，中日朝贡贸易势衰直到完全消失，宁波因此失去历史发展机遇。有鉴于此，在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中，宁波应该采取扩大开放、减少过度的行政干预、重视市场经济等政策。

关键词：明朝；中日朝贡贸易；宁波；一带一路

宁波自古以来就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个桥头堡，其在明朝的中日朝贡贸易体系中长期占据垄断优势地位。而当前中国正处于对外开放新阶段，大力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宁波与浙江又在这个战略中扮演着重要角色，故可总结相关历史经验教训并将其应用于当下的新形势。本文试分析宁波在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中的地位演变之原因、影响，总结相关经验教训，并结合当下宁波的现状，提出若干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建议。

宁波拥有绵延曲折的海岸线与广阔海域，是难得的天然良港。且宁波自中国经济中心南移后，一直保持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加之它与日本有悠久的交往历史，尤其在唐宋时期的中日交流中更是扮演重要角色。有鉴于此，洪武初年朱元璋于宁波设立浙江市舶司，宁波开始成为明朝与日本进行朝贡贸易的唯一指定港口。

朱元璋在位期间对于中日朝贡贸易态度暧昧，浙江市舶司因此几经废立。及至永乐时期，朱棣发动“靖难之役”登基，而足利义满也结束日本南北分裂局面，成为日本的最高实权人物，彼此都存在通过国际交往、宣扬政权的正统合法性之需要。加之足利幕府对于朝贡贸易利润的追求，永乐帝出于解决东南“倭患”问题的考虑，并满足自身“天朝大国，万国来朝”的虚荣心等原因，在足利义满上表称臣后，中日朝贡贸易在永乐时期得以迅速发展。

有关中日朝贡贸易的相关制度也在此期间确立。赵元任出使日本时，代表明政府诏告日本“令十年一贡，贡道由浙江宁波府，每贡正副使毋过二百人，若贡非期，人船逾数，夹带刀枪，并以寇论”。同时明朝政府还发放一百道勘合作为贸易凭证，立“日”字勘合一百道、底簿二册和“本”字勘合一百道、底簿二册，将“日”字勘合一百道及“日”、“本”二字底簿各一册收于礼部，将“本”字勘合及“日”字底簿一册交于日本，将“本”字底簿一册交浙江布政司收存，以便于日方朝贡船抵宁波后验对。自此，日本进贡船需有勘合，否则就是走私。永乐元年八月，浙江市舶司于宁波复立，“设市舶提举司，隶布政司。每司置提举一员，从五品；副提举二员，从六品；吏目一员，从九品”。（出处）宁波作为浙江市舶司所在地，承担确认朝贡使臣身份、看管朝贡货物、承接日本使者在宁波的一切生活用需、约束百姓与日方使团的私自交往、管理日方使团与民间交易行为等一系列职责。通过上述可见，宁波在明代中日朝贡贸易中的地位，随勘合贸易体制和浙江市舶司的出现而得以正式确立。

此后在宣德至正德年间，日本又赴宁波朝贡八次，但相比永乐时期，此时的朝贡贸易已经显现较大弊端，渐呈尾大不掉之势，这主要表现为三点。1. 明政府厚往薄来的朝贡政策给自身带来了巨大的财政负担。明政府按照高于货物实际价值的价格收买日本的朝贡货物，同时额外给付大量钱币作为赏赐，并承担日本使节在中国的一切饮食交通花销。而伴随国力的日渐衰落，明朝政府对于朝贡贸易的巨大开支日益力不从心。2. 沿海倭乱日益猖獗。明朝在“土木堡之变”后，军事实力遭受重挫，北方蒙古侵扰日甚，有限的军事资源不得不被更多地分配于北方边境，东南沿海的海防体系由之削弱。同时自正统后屯田制遭受破坏，部队军官大量侵占军田，克扣军饷，军内腐败严重，部队战斗力下降。世代从军的“籍户”制度也已名存实亡，逃兵现象严重，及至嘉靖时期宁波卫所的实际驻军数仅约为定员的一半。在军队数量与质量均严重下滑的背景下，明政府自身在防御倭寇上颇显力不从心。与之相对，作为日本对明朝贡的主体，室町幕府自身统治基础薄弱。“应仁之乱”后，幕府自身实力下降，失去了对于全国的控制，无力禁绝倭寇对于明朝沿海的侵扰。这一切使得明朝政府难以达到通过中日朝贡贸易，利用日本政府的力量压制倭寇之目的，而这正是明政府愿意与日本开展朝贡贸易的最大动力。3. 朝贡体制混乱。虽然明政府于宁波设立浙江市舶司专司中日朝贡贸易之事，但是在朝贡贸易的具体开展过程中依旧乱象丛生。一方面明代官场腐败，市舶司官员尤其是作为实权者的市舶司太监往往中饱私囊，收受贿赂，违反相关限制措施，容许日本使节与无籍牙人私通交易，买卖购置各种违禁货物。而日本方面由于朝贡贸易的巨大利益诱惑，其入明朝贡的人数和船只不仅违例超额，而且亦不依十年一贡的期限，或三年或五六年，没有固定的日期。

中日朝贡贸易的弊端乱象在嘉靖二年的“宁波争贡”事件中达到高潮。由于幕府大权旁落，当时中日朝贡贸易为大内氏与细川氏所主导。在大内氏派遣宗设谦道为正使携正德勘合来到宁波朝贡后，细川氏不甘示弱，迫使幕府颁给自己一道弘治勘合也遣使赴宁波朝贡。到宁波后，由于市舶司太监赖恩接受细川使团通事宋素卿的贿赂，在安排两个使团的宴会座次与朝贡物品验货顺序时存在偏颇，引起了宗设谦道的不满，导致两队使团的人马在宁波发生火并，并波及绍兴。“宁波争贡”影响之恶劣，使得明政府一度欲废除浙江市舶司，断绝中日官方贸易。但明政府此后仍于嘉靖十八年与嘉靖二十六年，先后两次接纳湖心硕鼎使团与策彦周良使团，同时作出表态：“敕巡按御史督同三司官核，果诚心效顺，如制遣送，否则却回，且严居民交通之禁”。由此可见，明政府对于日本朝贡使团的不满与戒心日渐加强，“争贡事件”成为中日朝贡贸易的一大转折点，预示着中日朝贡贸易行将退出历史舞台。

嘉靖时期沿海倭患猖獗，明政府对日本方面相当不满，故对日本的朝贡日渐冷淡。加之日本国内政局变动，自策彦周良后，嘉靖一朝再未有日本使团来明朝贡。与之相对，“半商半寇”的民间走私则不断兴盛，甚至在宁波外海的双屿港出现走私基地，规模巨大。朝贡贸易的势衰与民间走私贸易的兴起对宁波的朝贡贸易垄断地位构成极大冲击，但彼时浙江市舶司终究未被裁撤。伴随沿海倭患渐平，日本结束战国混战，进入“安土桃山”时代，中日两国存在继续或者说恢复朝贡贸易的可能性。然而隆庆时期迫于形势，明政府于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贸易，尽管规定“议止通东西二洋，不得往日本倭国，亦禁不得以硝磺、钢铁违禁之物夹带出海”，但许多中国商人还是在官方的半默许状态下，通过中转绕道等方法进行着与日本的贸易。嘉靖中期到万历末年，前往日本诸岛开展贸易的明朝商人已由“不下千数”增至“二、三万人”。而宁波不在此开放之列，已经事实上被迫游离于对日民间贸易体系之外。“通倭之人皆闽人也，合福、兴、漳、泉共数万计”。而在万历时期的壬辰战争中，中日政府双方发生直接军事对抗，两国关系再无缓和余地。德川家康此后欲与明朝政府恢复友好关系并重启朝贡贸易的请求，未得到明政府的积极回应，便是其表现。在中日双方再无开展朝贡贸易可能性的背景下，宁波的中日朝贡贸易垄断地位至此业已名存实亡。尽管浙江市舶司的最终裁撤是在万历末年，但首辅沈一贯对此曾有明确定义：“今倭奴久已绝贡，定海一关，不过本地渔船及近境商船出入。”可见宁波已经失去官方或者民间对日贸易的可能性，万历中期已经完全转为一个国内商贸中转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