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明海

三月份，我去了趟新会。先游览“小鸟天堂”，坐船行在雨后的天马河上，看沙洲上大榕树间成群翻飞、筑巢的白鹭灰鹭牛背鹭等，遥想百年前巴金游经时的原始样貌，深深感叹文字的力量和巨大影响。接着又驱车去了相距不远的梁启超故居。在小鸟天堂时抬头可见的巴金笔下那座叫熊子塔的“高塔”，就立在梁启超故居后边凤山之上。在游客中心闲逛的时候，我还是照以往旅游的老习惯，买了两本书，一本是《宋元崖门海战》，另一本是《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回来读完后意犹未尽，又买了《梁启超传》。四月是学校的“读书月”，在读书月启动仪式上，我登台跟上千名孩子推荐了《梁启超和他的儿女们》这本书，承诺说，我会写一写读这本书的感受。

梁启超是公认的中国“最牛的父亲”。国人历来重视家庭教育，所谓“耕读传家久，诗书继世长”，在历史上不乏成功的父亲，如教子有方、提倡“修心”“修行”、勤俭自持的晚清名臣曾国藩，如培养出多位民国风云人物如宋庆龄、宋美龄、宋子文等六子女的宋嘉树等。惟梁启超，“一门三院士，九子皆才俊”，且九个子女都不贪恋追逐名利、权势，却在人文、自然、军事科学等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力。九子中有诗歌研究专家、考古学家、建筑学家、图书馆学家、经济学家、社会活动家以及火箭系统控制专家，并有两人名校毕业先后从军，参加过淞沪抗战且加入新四军。他们当中的建筑学家梁思成、考古学家梁思永都当选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院士；解放后，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的梁思礼则当选了中国科学院院士。

梁启超九个子女中七个留学海外，1910至1930年，梁启超把思成、思永、思忠、思庄送往国外学习，这期间梁启超与子女有密切的书信来往，共给他们写了400余封家书。这些日常家书中，梁启超所表露出来的坦坦荡荡的家国情怀、教育理念、爱子之情、赤子之心，朴素而本真，莫不使人感念、感动。纵然时代变易，却仍能源源不绝地予人启示和怀想。

寒素之家

1916年，梁启超在致梁思顺书信中，引用了孟子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的名言，“吾家十数代清白寒素，此乃最足以自豪者……使汝等常长育于寒士之家庭，即授汝等以自立之道也。”其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与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新会梁启超故居怡堂书室有“读圣贤书 立修齐志”的对联，书香家庭气息扑面而来。

梁启超曾在信中说，“吾若稍自贬损，月入万金不难，然吾不欲尔”。他甘守寒素，一面是着眼于对子女教育的正面影响，另一面，则是不愿与腐败政治人物为伍，摒弃“不义而富且贵”。1915年，梁启超力阻袁世凯称帝，写下了《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袁世凯知道后，花二十万银元来收买梁启超，让他不要发表这篇文章，被梁启超拒绝。此文公开发表后，全国各报闻风响应，星星之火，烧遍全国，为反对袁世凯复辟大造舆论，历史上称此为“一篇文章闹垮了一个洪宪王朝”。

但他在子女成长的关键时期，在子女职业道路的选择上，既尊重其兴趣，同时也不吝投入。比如梁思成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建筑系毕业时（林徽因当时也在同一所大学攻读艺术并选修建筑系课程），梁启超专门筹集5000美元，资助梁思成和林徽因到欧洲实地考察西洋美术、建筑。梁思成和林徽因游遍了欧洲各国，对一些世界闻名的建筑有了研究，回国后两人在东北大学任职，创造了中国大学的第一个建筑系。之后“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里，梁思成仍不忘自己身为建筑学家的责任，他携带妻子林徽因走遍中国15个省，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两人互相鼓励扶持，测绘了各个朝代两千多件古建筑遗物。

今日中国经济发展，国民生活大为改善，在家庭教育上，家长多纠结于对子女“穷养”或“富养”等概念，近年来又有“考研热”“考编热”“考公热”以及“巨婴”“啃老族”“全职子女”等等现象和说法。细究起来，客观上固然是升学、就业、养老等社会竞争和压力增大的缘故，而一些家庭的教育观念，也值得反思。

家国天下

梁启超子女中七人都曾出国留学或工作，接受西式教育的影响，但骨子里，他们是传统的。1927年，梁启超在给孩子们的信中说，“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梁启超所有出国的子女，无一例外都在抗战中或新中国成立前夕回到祖国。“报效祖国”这四个字，在梁家从来不是一句说来好听的空话。

这种传统来自祖辈，已浸入家族的血脉。在距离梁家约30公里的地方，有个称为崖山的出海处，也是南宋亡国时十万军民与元军最后激战并最终覆没的古战场。从梁启超记事起，祖父就常常讲起历史旧事：南宋忠臣陆秀夫，为保护幼主奋起抗元，最后走投无路，背起小皇帝投海就义，南宋大臣、后宫妃嫔以及军民也跟着投海，无人投降。也讲述了文天祥在此写下的《过零丁洋》等。这些民族英雄的故事激励着童年的梁启超，长大后，他的思想不断发展变化，但正如民国政界人士徐佛苏对他的评价，“四十年中，脑中绝未忘一‘国字。”

他将位于天津民族路的书斋命名为“饮冰室”，自号“饮冰室主人”，正是借庄子“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借以表达自己变法维新，临危受命，面对国家内忧外患时内心焦灼之感。其后他还与学生蔡锷密谋，并亲身参与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称帝。除公开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引导舆论外，还亲自从天津秘密来到上海，偷渡越南，绕道去广西，鼓动广西独立；再冒生命危险再赴广东，说服广东都督支持共和。

在孩子们小时候，梁启超也喜欢在茶余饭后讲宋元崖山海战的故事。待他们长大懂事，梁启超便会与之探讨国家前途、民族命运。这份百折不回的爱国热血，同样流淌在他每一位子女身上。抗战期间，梁思顺陷在北京，丈夫去世后，独自抚养四个孩子，生活极为艰辛。她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但始终坚决不为日本人做事。三子梁思忠、四女梁思宁都走上抗日一线。开国大典举行之日，梁启超最小的儿子梁思礼正在由美国返回祖国的海船上，从收音机里听到新中国成立的消息。船上的中国人都沸腾了，他们想要开个庆祝会。但没人见过五星红旗什幺样子，他们根据想象，做出了心目中的五星红旗。50年后，为航天事业奉献一生的梁思礼，在天安门观礼台上，看着导弹方队从眼前威武驶过，心中感慨万千。

趣味与美育

梁启超本人少年时代即出类拔萃，12岁中秀才，17岁中举人。但他对清末传统教育下儿童的童年生活多有批判，觉得以科举为目的，只看重功名利禄，是对童心的扼杀。他劝思成接受通识教育，也希望思庄在专业之外，要选一两样“娱乐的学问”，因为“太单调的生活，容易厌倦，厌倦即为苦恼，乃至堕落之根源”。

梁启超一生热爱书法，也会养花，富于生活情趣。1913年是风雨飘摇的一年，宋教仁遇刺，袁世凯图谋复辟，梁启超与腐败的政治不能相容，他用各种方式开解自己，“学道自得”。他在天津饮冰室寓所写给思顺的信中说，“室中养海棠二、腊梅二、红白梅各一、水仙六，他二卉不知名。案头群籍尽束，惟置《玉溪生集》，诵其近体殆遍，自斟海西葡萄酒侑之”。在他影响下，梁氏子女有着广泛的兴趣爱好。比如梁思成除了绘画功底极好，还会钢琴、小提琴、小号等数种乐器，曾在全校运动会上获得跳高第一名。梁启超是个天性乐观风趣的人，“什幺悲观咧、厌世咧，这种字面，我所用的字典里头可以说完全没有”。他是出了名的工作狂，虽然终日操劳，却仍精力充沛神采奕奕，善于从工作中得到乐趣。“吾近来心境之佳，乃无伦比，每日约以三四时见客治事，以三四时着述，馀晷则以学书，终日孜孜，而无劳倦”。他曾向儿女“自夸”：“你们可曾见爹爹有一天以上的发愁，或是一天以上的生气？”1919年他乘船去欧洲考察，在邮轮上度过一两个月，他给思顺写信说到自己在船上的安排：早起观日出二度，习法文（初登舟开始习法文，勤于记诵，到归来时已能读法文书矣），浏览日文书籍，与朋友下棋，傍晚打球，饭后读文学书——可谓是勤奋与趣味并重，“只管耕耘，莫问收获”，这些无疑是对孩子们非常积极和健康的示范引领。

我们今天的学校教育，也需要在落实美育、增强趣味性上多下工夫。近年来，我和我的同事们所做的小学生节气读写课程和周末实践作业，首先也是着眼于作业的“趣味性”，立足核心素养来开发和开展的，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了良好影响。曾有一个家长在谈到对周末实践作业的感受时，说到了“无用之用，方为大用”，让我们觉得宽慰。

爱与尊重

中国几千年来的历史文化，伦理道德，尤其是传统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人性格偏于含蓄内敛的特点。体现在家庭及亲子关系上，则大多严谨有余，活泼不足。但读梁启超家书，让人觉得眼前一亮的，是梁启超在字里行间所流露出来的活泼泼坦荡荡的赤子心怀，如孩童一般纯真烂漫的心地和表达。尤其是他处在民国这个封建气息尚存的时代，难以想象那时有哪个父亲，会像梁启超这样“肉麻”，每封家书都从不同角度写满了“孩子，爸爸爱你”。我们现在常会把女儿说成是父母贴心的“小棉袄”，说女儿是父亲前世的“情人”。而这种家庭观念的逐渐改变，大约也只是近三四十年来的事情。

梁启超写给留学在外儿女的家书，大多是先交给大女儿思顺，再由思顺转给其他孩子。思顺是他最爱的孩子。他给思顺的家书，读之犹如热烈醇厚的“情书”。“因思若吾爱女在侧，当能令我忘他事，故念汝不能去怀，昨夕酒后作一短简，今晨视之乃连呼汝名耳”。“我不是不想你，却是没工夫想。四五日前吃醉酒……我那晚拿一张纸写满了‘我想我的思顺‘思顺回来看我等话”。在有月亮的夜晚，他说，“我晚上在院子里徘徊，对着月想你们，也在这里唱起来，你们听见没有？”1926年，他54岁生日的当天，在协和医院里做了手术以切除右肾的恶性肿瘤，生日过得其实很凄凉，但他写信给“大孩子、小孩子们”，说：“你们猜我现在干什幺？刚被医生灌了一杯蓖麻油，禁止吃晚饭！活到五十四岁，儿孙满前，过生日还要挨饿！你们说可笑不可笑？”他把病房吃饭的盘子当成桌子用，坚持每天练习书法，把乐观通达传达给孩子们，教给孩子们怎样把忧患、逆境当成磨砺自我的机会。

与一般要在子女面前树立绝对权威的“中国式家长”不同，梁启超虽然也会对儿女进行教育、指导，但一向习惯于朋友般的语气。他给儿女写信，讲述自己最近的生活状况、思想发展，甚至还会发发牢骚、倾吐心事。比起曾国藩家书中常用的命令语气，梁启超对待子女真是像老朋友一样。梁启超与孩子们谈学习，交友，恋爱，生活，政事等等，娓娓道来，没有丝毫家长作风。

先有爱，才谈得上教育。梁家共九个儿女，梁启超会有意识地确保每个孩子都能感受到父亲的关爱。在家中，每个孩子都被他取了专属爱称，比如小儿子思礼就被他俏皮地称为“老白鼻”（英文“老宝贝”的谐音）。梁启超去世时，梁思礼不到5岁，对父亲几乎没有什幺记忆。但在长大后读到梁启超当年兴致勃勃记述“老白鼻”儿时趣事的文字时，他总能感受到独属于自己的那份父爱。

在爱的基础上，对长大成人、思想和人格走向独立的孩子们，他不光是寄予期许，还给予了更多的尊重。在孩子们的职业选择上，他不赞成为了生计而去从事自己不喜欢的工作。他说：“若专为生计独立之一目的，勉强去就那不合适或不乐意的职业，以致或贬损人格，或引起精神上苦痛，倒不值得。”梁启超对子女的学业十分关注，但他从不把自己的意愿强加给子女，总是倾听孩子们的想法，给出自己的建议，让他们自主选择。本来，他很希望次女梁思庄学生物，但思庄尝试之后，自觉兴趣不大，他忙写信道：“听见你二哥说你不大喜欢学生物学，既已如此，为什幺不早同我说。凡学问最好是因自己性之所近，往往事半功倍……不必泥定爹爹的话。”对于子女一时的考试成绩，梁启超也并不在意。他曾忧心忡忡地叮嘱梁思成：努力学习固然是好事，但不可“用力过猛”，若是“把将来一身健康的幸福削减去，这是何等不上算的事呀”。

从我自己来说吧，半生教书，尤其是近些年来，非常感慨的是，唯分数论一直大有市场，总有家长对孩子平时不关心，不闻不问，却次次考试苛求分数。“学校不得对学生的考试结果进行排名、公布考试分数”，这虽然是教育系统的明确要求，但在家长当中对此存在异议的也相当多。再看梁启超，别人的家长最关心小孩的学习成绩，他的态度却不一样：“纵使不及格，也不要紧，千万别要着急……你们弟兄姊妹个个都能勤学向上，我对于你们功课绝不责备，却是因为赶课太过，闹出病来，倒令我不放心了。”

当下的孩子们高考填报志愿，家长的考虑越来越趋向于“实际”，一致着眼于就业，力避所谓“天坑专业”等。普通百姓在职业方向选择上趋利避害，本也无可厚非。但当整个社会都在某定程度上集体放弃理想追逐实利的时候，恐怕就有问题了。关于职业，梁启超认为无分高低贵贱，选择自己有兴趣的正事尽自己的能力去做即可。他说：“人生在世，常要思报社会之恩，因自己地位做得一分是一分，便人人都有事可做了。”“我常说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士大夫救济天下和农夫善治其十亩之田所成就一样。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去做，便是第一等人物”。

关于理想

不管社会怎样发展和变易，人生有多少迫切的急务，对青少年来说，理想，总归还是要有的。我们刚刚送走一届小学毕业生，最后这个学期，我们做了一系列毕业季征文，并把系列征文获奖习作编印成了一部22万字的毕业纪念图书，书名《又见小桃开遍》，毕业年级孩子们人手一本。在毕业前夕，我们进行的最后一次征文的主题是“关于理想的课堂作文”，并作为图书的最后一个章节。我设计这一主题的目的，就是希望以此留住孩子们最初的梦想，留住他们的“初心”。在此书中，这一章共精选了24个孩子谈理想的作文。我数了一下，孩子们的理想大致包括：医生，心理医生，作家，儿童文学家，老师，舞蹈家，钢琴家，发明家，芭比设计师，篮球运动员，插画师，画家，机长，战机飞行员，播音主持，“蜘蛛人”，隐者，等等。我相信在此后漫长的人生中，一定会有很多孩子和家长会一直保存着这本毕业纪念图书，保存着他们的梦想。那幺，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为人师者做过的尝试和努力，就没有白费。

写到此时，耳畔又响起了毕业晚会上孩子们齐诵梁启超《少年中国说》的情形来：

……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作者单位：广东中山市三鑫学校）

责任编辑 李 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