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围城》是钱钟书的代表作，是钱钟书先生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围城》中妙语如珠，如珠连缀，知识密度相当大，是一部典型的学者小说。因此，本书的翻译绝非易事，给译者带来了极大的挑战。本文以译者主体性为视角，根据其四要素（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文化能力和文化意识、译者的读者意识和译者的创造力）分析了译者主体性如何影响译者在翻译《围城》文化负载词时具体翻译方法的采用，以期在《围城》英译本研究中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并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探索文化负载词的有效翻译路径。
【关键词】《围城》英译本 译者主体性 文化负载词 翻译方法
一、引言
20世纪70年代西方翻译理论界出现了“文化转向”，这推动了翻译研究从语言层面转向文化层面，也使得译者的主体性地位得到了应有的重视。本文是以译者主体性为视角来研究《围城》的英译本，从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文化能力和文化意识、译者的读者意识和译者的创造力四个方面来研究《围城》中的文化负载词，从字词的层面上来对译者主体性如何影响并作用于译本这个问题获得更深层以及具体化的认知，并且进一步探讨如何从译者主体性的角度来提升《围城》英译本的翻译质量，以期为中国文化的传播和世界文化的共建添砖添瓦。
二、译者主体性简述
传统翻译观认为，译者是“舌人”或“奴隶”，他几乎谈不上是一个有主体性的个体。传统翻译观有诸多关于翻译的理想标准，除了“信达雅”外，影响较大的就是钱钟书在《林纾的翻译》（1981）一书中所提的“化境论”，即“不因语言习惯的差异而露出生硬牵强的痕迹，又能完全保存原有的风味”。这个观点跟西方韦努蒂的“隐形论”是相当吻合的。韦努蒂在他《译者的隐形》（1995）一书里面提出“理想的译文应当透明的像一块玻璃。”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西方出现了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形成了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文化学派翻译理论，其中影响较大的，是埃文─左哈尔、图里的多元系统论与描述学翻译学理论以及安德烈·勒菲弗尔、苏珊·巴斯奈特、西奥·赫曼斯为代表的操纵学派理论。多元系统理论为面向译入语的翻译研究提供了理论框架；操纵学派的“翻译就是文化改写”、也就是操纵的观点，为我们提供了翻译的全新视角，进而发现了很多在传统翻译观下被“搁置”了的问题，也照现了此前看似语言问题实则是文化问题的翻译现象。
我国近些年也出现了一些翻译主体研究的成果，它们表彰翻译家在翻译上的业绩，彰显翻译家对中国文学、文化的贡献。袁莉在“关于翻译主体研究的构想”（2002）中提出，对翻译主体性的研究，其意义不仅仅在于研究视角的转变，还包含了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进步。许钧的“‘创造性叛逆和翻译主体性的确立”（2003）试图以“创造性叛逆”这一命题的重新阐释来认识、协调“忠诚”与叛逆的矛盾，进而更好地以译者主体性的视角认识翻译活动。査明建和田雨在“论译者主体性——从译者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谈起”（2003）一文中，从翻译过程、译者的译入语文化意识和读者意识、译作与原作和译入语文学的互文关系、译者与原作者和读者的主体间性关系四个方面，分析了译者主体性的内涵及其表现。陈大亮的“谁是翻译主体”（2004）否定了原作者是翻译主体，批判了把译作看作是原作者与译者对话的错误观点，并讨论了翻译主体间性的内涵。当然，也有学者开始研究译者主体性问题，但主要集中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主体性的探讨，很少有人通过译者主体性这一视角去提升某一部文学着作的翻译质量，而这正是本文的研究方向。
三、以译者主体性为视角评析《围城》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文化负载词又称词汇空缺，即源语词汇所承载的文化信息在译语中没有对应语（包惠南，2004）。在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的社会生活的词汇就是文化负载词。《围城》作为钱钟书的代表作，妙语如珠，如珠连缀，知识密度相当大，更是富含体现中华民族文化的文化负载词。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大背景下，如何翻译文化负载词着实值得我们研究。珍妮·凯利（Jeanne Kelly）和 茅国权在翻译《围城》时，主要在以下四个方面彰显了译者主体性：译者的翻译目的、译者的文化能力和文化意识、译者的读者意识和译者的创造力。
1.译者的翻译目的。翻译是译者有意识地实现其目的的活动，而译者的目的是复杂的、多向度的。围城的英译本中译者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对《围城》英译本的介绍中就写道：“美国的华裔学者夏志清在其1961年出版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英文版中，对钱钟书的作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至此人们才开始重拾起对钱钟书及其作品的兴趣。此《围城》英译本也恰好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希望此英译本能够促使人们对钱钟书及其作品产生更大的兴趣。”由于他们的翻译目的是传播钱钟书先生的优秀作品，珍妮·凯利和茅国权在翻译《围城》英译本时，更多使用的注释法和音译法（加增译法或注释法），注重保留原文的文化内涵，从而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精髓、赋予读者更多机会来了解中国的语言和文化。
例1：鸿渐翻找半天，居然发见一本中文译本的《论理学纲要》，借了回房，大有唐三藏取到佛经回长安的快乐。
He checked it out and went back to his room， as happy as Tang San-tsang returning to Changan with the sutras.*
Note：Tang San-tsang （596-664）， also known as Hsuan-tsang and Tripitaka， was a Chinese Buddist priest who journeyed to India， where he visited its holy places， and brought back over six hundred copies of the sacred books of Buddhism. In 645， when he returned to China after an absence of seventeen years， he was received with public honors.
作为中国唐代着名高僧，唐三藏西行取佛经，体现了大乘佛法菩萨，渡化众生的真实事迹。他的足迹遍布印度，影响远至日本、韩国以至全世界。而这一点预期读者根本就全然不知，在翻译“唐三藏”时，译者采用了音译加注释的翻译策略，将中国的佛教文化展现给了读者，让读者有机会深入了解唐三藏和我国的佛教历史。对于中国古城“长安”，译者采用了音译法来向预期读者展示中文的拼音，展现了我国的语言风采。
2.译者的文化素养和文化意识。正如英国翻译理论家Susan Bassnett所说，“如同在做心脏手术时，人们不能忽视心脏以外的身体其他部分一样，我们在翻译时也不能冒险将翻译的言语内容和文化分开处理”。译者不仅仅是一名双语者，还应是两种文化的中间桥梁或是“媒人”。因而译者在翻译中不仅要转化语言符号的表层含义，在分析原文本时更要考虑每个文字符号可能包含的文化蕴意。《围城》英译本的两位译者对于中英语言和文化的掌握可以说是相当娴熟，翻译时主要采用了增译法和直译法（加增译或注释），成功地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
例2：自信这一席话委婉得体，最后那一段尤其接得天衣无缝，曲尽文书科王主任所谓顺水推舟之妙。
He was confident his little speech was tactful and proper， especially the last part， which had been sewn together as flawlessly as “a divine suit of clothes”；it would achieve his objective in every way， what Chief-secretary Wang called as naturally and effortlessly as “pushing a boat downstream.” （Kelly & Mao， 2003：111）
“天衣无缝”和“顺水推舟”均是中国四字成语，前者比喻事物周密完善，找不出什幺毛病；后者比喻顺着某个趋势或某种方便说话办事。如果直译翻译成“a divine suit of clothes”，预期读者就会摸不着头脑，完全不知所云。所幸两位译者深谙中英两种语言和文化的差异，增译了“as flawlessly as …” 和“as naturally and effortlessly as …” 的部分，使得预期读者不仅能够了解到两个成语“完美无瑕”和“顺水推舟”的内涵意义。
3.译者的读者意识。根据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翻译目的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但要考虑语言的内部因素，还要考虑语言外的诸多因素，如发起人和委托人、预期译文读者等。因此，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必须具有读者意识，充分考虑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目的、对译文的期待等各种因素。两位译者充分考虑了译文预期接受者的社会文化背景，采用了意译法、泛化法、删译法来处理文化缺失的现象，确保译文能被理解。
例3：鸿渐脸上遮不住的失望看得苏小姐心里酸溜溜的——“你别以为她天真，她才是满肚子鬼主意呢！”。
Hung-chiens disappointed look sent a twinge of jealousy through Miss Sus heart. “Dont think shes naive. She is full of schemes！” （Kelly & Mao， 2003：57）
“满肚子鬼主意” 和“心里酸溜溜的” 这两种表达方式蕴含了太多的中国文化内涵：“满肚子”通常与不愉快的情绪联系起来，比如满肚子牢骚，而“酸溜溜”则与嫉妒是息息相关的。这些在英语的对等词汇“belly”和“sour”都没有中文中对应的意思，大大地超出了预期读者的理解范围。因而两位译者采用了意译的翻译策略来处理这样的不对等现象，从而确保读者能够读懂译文。
4.译者的创造性。“文学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特别鲜明、集中地反应了不同文化在交流过程中所受到的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译者在翻译实践中处理这些阻滞、碰撞、误解、扭曲等问题时需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主体性，从而用“创造性叛逆”去处理一些文化不可译的内容。《围城》英译本中，对于某些文化不可译的部分，两位译者主要采用了替代法，用目的语的对应概念去翻译源语言的不可译部分。
例4：正懒在床上胡想，鲍小姐外面弹舱壁，骂他“懒虫”，叫他快起来，同上岸去玩。
Just as he was loafing in bed thinking of that nonsense， Miss Pao tapped on the outside of his cabin， called him “Lazybones， ” and told him to hurry and get up so they could go ashore and have fun. （Kelly & Mao， 2003：19）
“懒虫”在中文里指的是特别懒惰的人，如果翻译成“lazy worm”，目的语读者就完全不能理解，因为在英语中，虫子和懒惰之间并没有什幺联系。因此，两位译者非常巧妙地用“lazybone”替换了源语言的“懒虫”的概念，可以说是神来之笔。
当然，文章中也会有一些硬译、生译，比如译者将表示奉承意思的“迷汤”译成了“rice gruel”，对于预期读者肯定是无法接受的，建议改为：obsequious flattery。另外，“尺有所短，寸有所长”被翻译成了“Sometimes a foot is too short and an inch is too long”，这就没有填补两种文化的文化缺失，建议改为：Everyone has their strengths and shortcomings。
四、结语
Jean Kelly和茅国权两位译者的翻译目的、文化能力和文化意识、读者意识和创造力使得他们在翻译实践中灵活地运用了注释、音译（加增译或注释）、增译、直译（加增译或注
释）、意译、泛化、省略、替代的翻译策略，充分发挥了自身的译者主体性，成功地协调了两种文化的差异和某些不可译的内容。为了更好地发挥译者主体性，译者应当提高译者文化素养，平衡翻译目的和读者接受能力，必要时还应当有“创造性叛逆”，从而确保文化交流的目的。只有这样，不同的文化之间才能互相学习，从而共同成长并提高全球文化，进而共同创建新的世界文化。
参考文献：
[1]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谢天振.译介学[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
[3]Bassnett，Susan.Translation Studies[M].London & New York： Routlege，2002.
[4]Kelly，Jeanne&Mao，Nathan K.（Trans.）Fortress Besieged[M].Beijing：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2003.
【基金项目】本文系武汉商学院校级科学（青年）研究项目“《围城》英译本中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研究”（2016KQ008）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喻娟（1988.1-），女，汉族，江苏南京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