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若云 陈 芙
引言
数千年前，中国丝绸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向西方传播，凭借其精美的质地、独具一格的花色纹样及深厚的文化底蕴誉满天下。此后，中国丝绸走向世界，不仅向世界人民展示了华丽的服饰，还展现了东方古老璀璨的文明。丝绸既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象征，也是中华文明的承载物。传统的中国丝绸业为中华民族文化织绣了辉煌的篇章，同时对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中国丝绸博物馆位于浙江省杭州市，是国家级丝绸专业博物馆，也是世界上最大的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全面地向人们展示了中国数千年的丝绸历史及文化，是世界人民了解中国传统丝绸文化及织造技术的重要途径。馆内丝绸文物展品大多具有丰富的文化内涵，其英译关系到国外友人能否正确且充分地了解中国传统丝绸文化。对于该类展品的英译，是译者所面临的重难点。
一、跨文化交际理论与翻译
20 世纪，人类科学技术发展迅速，人类的生活方式及世界格局因此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全球化进程日益加速，世界各国各民族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跨文化交际学作为一门国际性的新学科应运而生。20 世纪60 年代，美国跨文化交际学奠基人爱德华·霍尔（Edward T.Hall 2010）在其着作《无声的语言》中提出了跨文化交际学的概念，“视文化为交流（cultural as communication）”，开辟了跨文化研究的全新领域。
跨文化交际指来自不同文化的人之间的交际，研究的着眼点是排除跨越文化交际过程中的误解和冲突，达到的目的是跨越文化交际的有效性和合适性（毕继万2014）。其中，跨文化交际的有效性指来自异文化的人有效地传递了信息，实现了有效的沟通；合适性则指在异文化的各种情况下选择合适的交际行为（隋虹2018）。
由于跨文化交际是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间的交际，而这些不同的文化背景会对人的认知功能及行为方式产生极大的影响，极易造成跨文化交际中交际信息的缺失、误解，甚至文化冲突，最终导致跨文化交际的失败。因此，这就要求交际者善于发现并正确认识文化差异及冲突，合理调整交际规则和思维方式，排除文化误解和冲突，从而保证不同文化之间的交际正确而又得体地进行（毕继万2014）。
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的信息交流活动，其译文质量关系到本族文化的对外传播。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译者需要具有“跨文化意识”，即“跨文化知识、跨文化敏感性及接受与处理文化差异的能力”（毕继万2014），在翻译时准确把握源语和目的语及两种语言背后的文化内涵，合理采用各种翻译方法，忠实于原文本的内容及风格，将原文内容准确无误地传达给读者，避免在译文中出现文化上的误解及空白，使译文能够让全世界了解并接受中国文化，实现有效的跨文化交际。
二、跨文化交际视角下丝绸文物展品的英译研究
作为一座国家级的丝绸专题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内藏有自新石器时代起各朝代与丝绸有关的历史文物，特别是出土于丝绸之路沿途的汉唐织物、北方草原的辽金实物、江南地区的宋代服饰、明清时期的官机产品及近代旗袍和像景织物等。此外，还有众多的民族文物和现代文物。通过查阅馆内众多丝绸展品的译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其英译版本展开研究。
（一）丝绸展品通名的翻译
丝绸文物名称结构一般分为两种类型：通名，属性名加通名（郦青、张生祥、俞愉2013）。例如：织金鹰兔纹胸背，其中“织金鹰兔纹”为属性名，起修饰作用，“胸背”则是通名，是文物的一般称呼。丝绸展品通名的英译是译者需要把握的重中之重，因其直接涉及国外游客对该展品所属类型的理解。
例1：氅衣：Manchu woman’s robe
氅衣是晚清时期后宫嫔妃所穿着的便服，也是清代宫廷女性代表性服饰之一。中国丝绸博物馆内收藏了多件清代氅衣，在其对应的文字介绍中，也有将其译为Changyi 的表述，但作为展品，译文为Manchu woman’s robe。查阅资料发现，对于“氅衣”这一通名的翻译，并无统一译名，有学者将其译为Manchu “Chang” clothes（范蓉2020），意为“满族的一种‘氅’制服装”，也有学者直接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其译为cloak（许平山、史锋、宣凤琴，等2017）或outer garments（刘安璐、苏军强2022），表达其实际意义。对于这类有文化背景的通名翻译，译文应尽可能在保留源语文化特性的前提下，达到跨文化交流的目的。因此，馆中两种译文较为可取，因其对“氅衣”的英文介绍并没有局限于音译，而是具体描述了氅衣的文化内涵。当然，为保证译名的统一性，建议此处参考馆内同类通名“挽袖”（清代女服的接袖，使用时缝缀在衣袖内，向外挽出，既用作装饰，又便于拆洗）的译文形式，即sleeve bands（Wanxiu），将“氅衣”的译文修改为Manchu woman’s robe（Changyi）。
此外，针对一些外形和名称比较匹配的丝绸文物，可采取直译的方法，直接把源语的词句转换为目的语的词句，既形象又便于理解。例如，“马面裙”译为Horse face skirt；“瓜皮帽”译为“Melon-rind” cap。其他一些无法从字面上理解丝绸文物具体含义的通名，博物馆则采用意译的方法，将其具体内涵呈现给游客。例如，“海青衣”译为Haiqing robe with all-weather sleeves；“覆面”译为burial face cover；“胡禄”译为arrow quiver；“笠帽”译为bamboo weaving hat 等，都是译者考虑到跨文化交流的需求所作出的选择。
（二）丝绸展品名纹样的翻译
纹样是丝绸文物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经过历代传承，各式各样的纹样形成了独特的图案，其中蕴含着中国古人的智慧与创造力。当然，除了独特的民族艺术风格外，纹样还具有丰富的文化寓意，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
通过参观中国丝绸博物馆发现，馆中对文物纹样的翻译大多能够体现其背后的具体样式意义。例如，对较为简单的纹样采取直译的方法，这在某种程度上顺应了源语的文化，同时保留了其民族文化风格，便于译文读者接受源语的文化特色，如“花蝶纹”译为butterfly and floral motifs；“凤穿牡丹纹”译为phonix among flowers；“乐舞纹”译为musicians and dancers 等。
然而，对于一些具有丰富历史文化意义且无法从字面意义获取理解的纹样，译者则需要谨慎处理译文。
例1：八达晕：The latticework / badayun geometric pattern
八达晕纹样是中国传统纹样的典范，是中国传统人文思想和装饰纹样长期积淀、融合、发展的产物，其主要特征是其纹样中的线与线之间相互沟通，朝四面八方辐射，故而有“四通八达”的寓意（顾春华2013）。关于八达晕纹样，博物馆中出现了上述两种译文。出于文化传播的考虑，展品名称可采取后者作为译文，而鉴于latticework 一词能够形象地表达八达晕纹样内容，故可在相应的文字介绍中选用该词作为解释。同时，为进一步实现文化交流，针对此类纹样的翻译，可将文字介绍中的纹样内涵统一进展品译文，采用“纹样图案＋文化寓意”的结构，故尝试译为badayun geometric pattern to indicate continual growth and expansion。
同样，针对博物馆中的“五子登科纹（motifs signifying good fortune）”也可作出相应的修改。该纹样为五个手拿宝物的男童嬉戏于百花园中，因“五子嬉戏”也是“五子登科”的表现形式之一（李笑影2019），故此处可改译为patterns of five boys playing in the garden to indicate good fortune。
例2：方格花卉杂宝闪缎：Satin with square pattern
该展品为清代的一件缎地提花丝织物，织物上绣有若干方格，格中则呈现各式花卉与杂宝纹样。此处需要注意杂宝纹的翻译，而译文中明显省略了这一重要纹样的翻译，无法实现跨文化交际的意图。为实现这一意图，译者必须分析文本的文化含义。杂宝纹是中国古代的传统装饰纹样之一，由两种以上随意的宝物纹样组成，因常无定式，故称杂宝纹（宋天颐、卞向阳2020）。杂宝纹样有“吉祥、幸福”的寓意。为传达纹样的样式，同时体现其文化内涵，故将该展品译文改为satin with square patterns of miscellaneous treasures to indicate auspiciousness。
例3：蟒纹：Mang（four-claw dragon）motif
蟒纹是中国传统吉祥纹样。在中国古代，只有皇族能穿着绣有龙纹的衣袍，蟒纹则是皇帝以下官员的礼服纹样。蟒，外形似龙，但与龙不同，爪上为四趾，而帝皇之龙为五趾，所以四趾龙为蟒。可以看到，此处译文采用音译加注的翻译技巧，解释了蟒的内在含义，但为体现蟒与龙背后的文化差异，此处注释可修改为mang（four-claw dragon，used to be worn by ancient Chinese officials）。
（三）丝绸展品名文化寓意的翻译
在众多的丝绸展品中，许多展品都具有丰富的文化寓意，有些展示了各个朝代的独有特征，包括森严的王权等级和当时百姓的生活起居，有些则寓意着古代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祈愿与祝福。
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翻译并不仅仅是单纯的语言信息转换，更是两种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沟通，其中必然涉及文化因素。译文除了体现源语言的文化信息，还要使目的语读者能够看懂，能够明白其中的内涵，从而达到文化交流的目的。
例1：延年益寿长葆子孙锦：Jin-silk with Woven Characters Chang Bao Zi Sun
该件织锦采用平纹经重组织织造，是典型的汉式云气动物纹锦（何晓2002）。锦上织有“延年益寿长葆子孙”八字铭文，寄托了人们对祈求长生、保佑子孙绵绵无极的渴望。译文信息较为简单，仅仅体现了织锦的构造，即经锦及锦上所织有的铭文，且“延年益寿长葆子孙”翻译直接用汉语拼音Chang Bao Zi Sun 替代，恐怕会造成国外游客的不解。此处可采用加注的翻译技巧，既保留原文本中的文化信息，又促进跨文化交流。由于“延年益寿长葆子孙”为织锦上的文字，在译文中直接用汉字比较合适，故可改译为：Jin-silk with inscriptions “延年益寿”（“yan nian yi shou”，People’s desire for longevity）and “长葆子孙”（“chang bao zi sun”，Prosperity of their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此外，馆内对于这样织有铭文字样织锦的展品翻译并无统一的翻译方法，如“恩泽锦”译为Brocade inscribed “Mercy and Plentitude”，采用了意译的方法，而“五星出东方锦”则译为Jin silk with the inscription，“wu xing chu dong fang”，采用了音译的方法。馆内译文也有考虑到展品背后文化寓意的例子，但并未体现铭文字样，且同类展品译名并不统一，建议这类译文中可加入织锦上所绣的汉字，并采用音译加注的翻译方法，既保留文化差异，又为读者增加相关文化背景，同时打破语言文化交际的障碍。
例2：黑缎地彩绣练雀九品文官方补：Embroidered square rank badge with sparrow（9thrank）motif on black satin ground
“补子”是明清时期体现官位品级的标识，是明清时期在官服胸前或后背上织缀的一块圆形或方形织物，分“圆补”和“方补”。馆中有很多明清时期官员补服的展品，此处举一例说明。badge 一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的英文释义是a distinguishing emblem。译者通过寻找在英语中相同含义的对等词，选用badge 一词来翻译“补子”，能够充分体现“补子”作为官员品级标识这一重要含义，同时实现源语在目的语中的文化对等，又不违背原文本文化含义。走访发现，故宫博物院对“方补”的翻译亦是square rank badge，可见该译文应用广泛。此外，馆内对于“补子”的翻译有两个版本的译文，分别为buzi及the rank badges，故馆内译文存在译名不统一的现象，仍需改善。
例3：姑姑冠冠披：Nasij gugu crown
“姑姑冠”是元代蒙古族贵妇所配戴的独具特色的冠帽，象征着元代蒙古贵族权力、地位和财富（田泽君2020）。“姑姑冠”在《元朝秘史》蒙古原文音译为“孛黑塔”，该词出自波斯语，通常指已婚妇女的冠饰。因此，有学者将“姑姑冠”译为the boghta（田泽君2020），但又因“姑姑冠”其实是蒙古语“妇女头饰”的汉语音译，而“姑姑”一词也有“妇女”的意思，故也有学者将其译为aunt crown（塔娜2018）。此处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译文选择汉语音译的方法，将其译为gugu，是译者在具备强烈的文化使命意识的情况下所作出的选择，能够保留中国的文化，对比之下，更胜一筹。同时，因“姑姑冠”大量运用织金锦，即Nasij（纳石失：波斯语织金锦的音译词），故此处译文增译了这一特点，更便于读者了解。不过，还发现，虽然展品为冠披，但在译文中并没有体现，可见此处有明显漏译，应当加以补充。
结语
基于跨文化交际视角，通过对中国丝绸博物馆内丝绸展品的译文进行实例分析，探讨在丝绸展品名称翻译过程中，译者所使用的翻译方法及对于其蕴含的文化信息所作出的处理。
在跨文化交际视角下的翻译中，译者须充分考虑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背景，灵活采取各种跨文化翻译方法，力求实现源语作者和目的语读者之间文化信息的交流，促进双方文化的理解。在翻译过程中，文化特色的保留和传达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博物馆的译文一定要体现展品所附带的文化信息，不可省略不译，译者也要合理采用直译、音译加注、意译的方法，既体现原文的文化信息，又使目的语读者理解文化内涵，成功进行跨文化交际。同时，考虑到目的语的文化背景，为实现源语在目的语文化中的功能对等，可采用文化对应策略，寻找英汉翻译的对等词，加深读者的理解。最后，中国丝绸博物馆以丝绸文物展品为主题，馆中的译文对中国丝绸文化的传播有着不可小觑的作用，因此更需要做到译名统一、严谨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