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丽霞 李政翰
【摘 要】 货币政策作为宏观经济调控“左右手”之一，对于金融稳定发挥着重要作用，而近年来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对原有货币政策传导体系形成干扰，甚至改变了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渠道。以90家商业银行2010—2021年的数据为样本，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研究发现：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银行风险承担会发生变化，且银行风险承担对于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的使用更为敏感；银行同业业务会作用于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随着同业业务规模的扩张，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的风险承担水平更高，且相比于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以城商行和农商行为代表的中小型银行这一影响更为显着。
【关键词】 货币政策； 银行风险承担； 同业业务； 异质性
【中图分类号】 F832.2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21-0096-09
一、引言
当前由于受到中美贸易摩擦、地缘政治不确定等影响，整体经济增速放缓，为缓解经济低迷、内需不旺的现象，我国更多选择较为宽松的货币政策。而近年来，随着我国金融市场的不断发展，其与实体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受复杂内外部环境的影响，系统性金融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不断增加。基于我国的国情，目前我国金融体系仍以间接融资为主，商业银行居于主体地位，它会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对其风险承担行为作出主动调整，进而影响其实际承担的风险水平[1]。国外学者的研究显示，投资的风险溢价会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降低[2]，商业银行对于风险的容忍度也会随之增加，风险承担意愿上升[3]，通过降低其信贷标准，商业银行在获取更高收益的同时也面临了更多的无法被自身风险管理体系化解的重大风险[4]。国内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商业银行会在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提高其风险承担意愿，主动降低其信贷审批的标准，从而导致其承担过多的风险[5-6]。商业银行作为传导中介深刻影响着货币政策效果的最终实现，其风险承担水平也制约着我国金融市场的稳定、实体经济的有序发展，因此应该高度关注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另一方面，经济全球化导致我国银行业的竞争日趋激烈，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逐步推进，传统存贷款业务的获利空间正在逐渐缩小，紧张的外部环境迫使商业银行积极寻求新的业务增长点，以增强自身竞争力，推动长远发展。
银行同业业务是以金融同业客户为服务与合作的对象，以同业资金融通为核心的各项业务的总称。最初主要作为短期调整流动性的工具，用于银行间资金拆借，但近年来同业业务凭借着其低资本占用、低风险、操作灵活等特性得到了商业银行等各类金融机构的关注，并逐渐成为商业银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的重要业务模式，其规模也随之增长。同业业务蓬勃发展背后隐藏着的是高杠杆、逃避金融监管、期限错配、链条冗长、多层嵌套且高度信息不对称，其不断扩张实际扭曲了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在革新传统经营模式、提高盈利水平的同时也由于其复杂的交易模式对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随着同业业务的不断发展，金融机构间的联系也越发紧密，某一资金链条断裂就会导致市场流动性骤然收紧，2013年和2016年两次“钱荒”事件导致市场恐慌①，也让金融监管部门认识到同业业务发展背后的巨大风险。2014年起金融监管部门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以对同业业务的不健康发展进行强制约束，并明确了同业业务的类型和范畴；2017年监管部门启动了“三三四十”专项治理行动②；2018年“资管新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正式落地，同业链条利差受到压缩，发展速度减缓，但其总体规模仍不容小觑。
目前，关于同业业务发展对于银行风险承担的研究中，国内外学者似乎达成了共识，认为竞争的加剧推动了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7]，商业银行借助同业通道进行放贷实际提高了其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最终导致商业银行风险显着增加[8-9]。商业银行偏向于拆借短期便宜的负债投向长期收益率高、信用风险大的资产，这样高杠杆的业务运作特性，大大增加了商业银行破产的可能性，从而导致商业银行的风险剧增[10]。同业业务模式的复杂化增加了商业银行的潜在风险，削弱了政策当局对于宏观经济调控效果的把控程度，加剧了金融系统的脆弱性。因此，随着同业业务的快速发展，有必要将其纳入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研究框架中，丰富这一传导渠道影响因素和作用机制的研究。本文搜集了90家商业银行2010—2021年的数据，通过构建动态面板模型，使用系统广义矩估计（SYS-GMM）方法，考察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研究其异质性效应，最后基于实证研究结果从商业银行和金融监管部门两个层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基于商业银行在货币政策传导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关系目前已经成为学界的研究热点，从已有研究成果来看，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的理论机制主要表现为思维定式和保险效应机制[11]，估值、收入和现金流机制[12]，收益追逐机制[13]。首先，在“隐性担保”的刺激下，系统重要性银行往往会形成“大而不倒”的思维定式，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其为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可能会主动调增其高风险资产的配置比例，扩大高风险投资的规模，从而造成其风险承担的提高；其次，利率的变动会影响商业银行对于融资客户风险的评估，宽松的货币环境降低了商业银行对于风险的感知能力，使其实际放松风险约束，从而增加放贷规模，相应的商业银行抵御风险的能力也降低，最终导致商业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最后，在低利率的货币政策环境下，银行粘性目标收益率与市场收益率之间的缺口增大，信贷投资相较于其他资产收益下降幅度较小，契约、制度或行为等因素迫使银行放宽信贷标准，积极从事高风险业务，以达到预期收益，银行风险承担随之增加。货币政策可分为数量型和价格型，数量型政策工具侧重于直接调节市场中的流动性，价格型政策工具则通过调整利率价格从而作用于市场主体。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程度的逐步深入，商业银行关于利率变动的敏感程度也显着提高，从而更大程度地作用于其风险承担。因此，提出假设1。
H1：我国货币政策会影响银行风险承担，且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价格型工具更容易引起银行风险的增加。
近年来，同业业务逐渐成为各商业银行获取利润以获得竞争优势的重要业务，其主要通过期限错配、信息不对称以及关联度效应等途径作用于银行的风险承担。首先，在利益驱动下，商业银行会选择将其他同业机构存放的款项或者拆入的期限较短的资金投向期限较长、收益率较高的资产，从而通过期限错配的模式来获取高额的投资回报。其次，商业银行的传统信贷业务一般会受到金融监管机构的严格管控，当其表内信贷规模超过监管规定时，商业银行就会借助银信、银证、银基、银保合作等同业业务的形式绕道向客户发放贷款来满足其融资需求，为此所设计的同业业务创新模式和资金链条会更为繁复，风险的隐蔽性和传染性随之升高。最后，当货币当局实行宽松货币政策时，会进一步诱发商业银行通过同业业务扩大资金来源，规避监管，扩大高风险资产规模[14]，如流向资产负债表不健康、风险较高的房地产企业、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等，这类贷款对象不仅自身信用风险管理较弱，同时还容易受到宏观经济、国家政策的影响，违约概率较大。同业资产质量的良莠不齐和期限错配极大地增加了商业银行的违约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由此提出假设2。
H2：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越大，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作用效果越显着。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影响，商业银行类型的不同会导致其业务结构不同，同业业务参与程度的不同也会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产生差异性的影响。国有商业银行由于对于金融稳定的重要作用，其面临的监管压力较大，对风险的态度极为谨慎，业务经营通常较为稳健。而且，相对于其他类型商业银行国有银行在政策信息获取方面往往较为精准，能够及时对业务结构进行调整，其风险承担受到政策冲击的影响较小。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业务竞争方面虽不及国有商业银行，但其在营业网点、业务创新以及风险管控等方面的能力远远超过其他中小型、区域型银行，且股份制商业银行资金来源较为稳定，对于高风险同业模式的依赖程度较低，其较为完善的风险防控体系也能高效地化解面临的风险，开展同业业务产生的影响较小。反观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商业银行这两类中小型银行无论是在资产规模、治理结构还是战略定位等方面都与其余两类商业银行存在着显着的差异，仅通过传统存贷款业务的模式难以支持自身的持续发展，且不具备业务创新方面的优势，在同业竞争中缺乏差异化核心竞争力，因而其更偏向于参与和拓展高风险高收益的同业业务，一旦货币流动性收紧，其获取资金的成本会显着提高，流动性风险发生的可能性会更大。由此，提出假设3。
H3：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效应。
H3a：国有和股份制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不显着。
H3b：城商行和农商行等中小型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更为显着。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数据选取
基于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搜集了2010—2021年我国银行业中90家不同类型商业银行的数据③。银行数据主要来源Wind、CSMAR以及全球银行与金融机构分析库（BankFocus），宏观数据来自于央行以及国家统计局官网。针对于未能在以上数据库中获取到的银行缺失数据，则通过查阅商业银行年报以及手工计算获得，最终得到1 080个观测值。此外为排除极端值影响，本文还对所有连续性变量进行1%～99%缩尾（Winsorize）处理，在此基础上进行回归检验。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
银行风险承担（RISK）。现有研究中，衡量指标主要包括不良贷款率、风险加权资产比率、预期违约频率以及拨备覆盖率[15]。由于信用风险是现阶段银行的主要风险，我国金融监管部门一直将不良贷款率作为银行监管的重要指标，因此参照方意等[16]的研究，选取不良贷款率（NPL）作为银行风险承担的主要测量指标，NPL越大，银行风险承担越大。
另外，拨备覆盖率作为衡量商业银行贷款损失准备金计提是否充足的一个重要指标，可以从宏观上反映银行贷款的风险程度及社会经济环境、诚信等方面的情况，银行拨备覆盖率越小，银行风险承担越大。本文参考以往学者的研究，将拨备覆盖率倒数（PCR）作为替代被解释变量来进行稳健性检验。
2.解释变量
（1）货币政策（MP）
考虑到我国使用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实际情况，本文分别选取数量型工具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17]和价格型工具一年期定期存款基准利率（RD）[19]，来衡量两种类型的货币政策，其中RR和RD均采用时间加权计算得出。
（2）同业业务（I）
目前关于同业业务的度量，主要是基于同业业务规模，具体包括同业资产和同业负债。由于开展同业的收益主要来源于资产端，因此本文决定从同业资产规模角度出发选取同业资产占比IBa指标来衡量同业业务[19]。
3.控制变量
除货币政策、同业业务外，银行风险承担还会受到其他指标的影响，因此，本文还对银行以及宏观层面的指标进行了控制，其中银行层面指标包括贷存比（LDR）、资本充足率（CAR）、银行规模（SIZE）、成本收入比（CTI），宏观层面指标包括经济增长率（RGDP）、企业景气指数（FIRMPI）。
具体变量定义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立
根据研究假设，构建如下模型：
首先，检验货币政策影响银行风险承担的基准模型。银行风险具有持续性，借鉴Ariccia et al.[20]的研究，设定系统GMM动态面板模型，模型如下：
RISKi，t=α0+α1RISKi，t-1+α2MPi，t+βXi，t+θMi，t+μi，t（1）
其中，i表示银行，t表示年份，RISK表示银行风险承担，MP表示货币政策，X和M分别表示银行和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下同）。模型1中需要关注货币政策的系数α2是否显着小于0，若小于0且显着，则证明了银行风险承担的变化。
其次，检验在同业业务影响下的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模型如下：
RISKi，t=α0+α1RISKi，t-1+α2MPi，t+α3Ii，t+α4Ii，t×MPi，t+
βXi，t+θMi，t+μi，t （2）
其中，I表示同业业务，I×MP表示同业业务的代理变量与货币政策的代理变量这二者的交乘项。模型2中需关注货币政策的系数α2、同业业务与货币政策二者的交乘项系数α4，若系数α4与系数α2的方向相同且显着，则说明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作用效果会受到同业业务的影响。
最后，检验同业业务的异质性影响，模型如下：
RISKi，t=α0+α1RISKi，t-1+α2MPi，t+α3Ii，t+α4Ii，t×MPi，t+
α5Ii，t×MPi，t×DUMk+βXi，t+θMi，t+μi，t （3）
其中，DUMk表示银行类型的虚拟变量，其中k=1，2，3。当银行类型为国有商业银行DUM1=1，为股份制商业银行时DUM2=1，为城商行和农商行时DUM3=1，I×MP×DUMk表示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以及银行类型这三者的交乘项。模型3中需关注货币政策的系数α2、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以及银行类型这三者的交乘项系数α5，若系数α5与系数α2的符号相同且通过显着性检验，则说明该类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能够作用于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间的关系；若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则说明该类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影响效果不显着。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2是对90家商业银行相关数据进行的描述性统计。根据表中数据可知，不良贷款率（NPL）的标准差是0.611，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对于风险的管理存在着较大差距，各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一定的差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标准差为3.230，说明样本时期货币当局的政策调整变化较大。存款基准利率（RD）均值为2.159，说明在整个样本期间，我国货币政策总体较为宽松。从银行微观层面的控制变量来看，银行贷存比（LDR）的最大值为106.221，约为最小值30.804的3倍，且LDR是所有指标中标准差最大的，这表明各商业银行流动性管理方面的差异极大；金融监管的重要指标资本充足率（CAR）均值为13.164，符合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资产规模（SIZE）最大值为国有商业银行的17.052，标准差为1.587，这表明我国商业银行的发展不均衡；成本收入比（CTI）最大值和最小值存在较大差距，这显示不同商业银行的经营状况及经验效率之间也有很大的区别。关于宏观层面的控制变量，经济增长指标（RGDP）最大值是2010年，符合我国现实情况，我国经济增长速度自2010年起开始持续放缓；企业景气指数（FIRMPI）均值为122.823，说明我国企业借款人对未来的资金需求较大。另外同业资产占比（IBa）的最大值为56.125，说明某些商业银行过于依赖同业业务。
（二）相关性分析
为排除多重共线性干扰，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仅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和存款基准利率（RD）这两个货币政策工具变量的相关系数略大于0.8，因此可以认定大部分变量之间未出现明显的多重共线性。为进一步验证变量选取的合理性，本文还通过VIF检验对选取的变量进行了多重共线性诊断，结果显示，VIF值均小于5，因此可以认为变量选取是有效的④。
（三）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分析
表3的列（1）、列（2）是模型1的回归估计结果。从表中数据可以看出，两组回归中的二阶序列自相关以及Hansen过度识别均通过检验，这表明实证回归中不存在干扰项序列自相关问题，且工具变量具有较好的外生性，其选择合理有效。因此，可以认定使用SYS-GMM进行估计的结果是可靠的。
从银行风险承担来看，两组回归方程中不良贷款率（NPLt-1）的系数分别为0.316、0.228，均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这说明商业银行风险具有连续性的特征，前期的风险会作用于下期的银行风险承担。从货币政策来看，法定存款准备金率（RR）的系数为-0.106，存款基准利率（RD）的系数为-0.487，两种政策工具的回归结果均通过了显着性检验。这说明当处于宽松货币政策环境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率（NPL）会上升，即此时商业银行的风险承担增加。此外，RD的绝对值大于RR，说明银行风险承担对于RD的变化更为敏感。H1得到验证。
（四）同业业务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关系的影响分析
表3的列（3）、列（4）是模型2的检验结果。从中可以看出，RR和RD的系数分别为-0.053、-0.258，再次验证了H1。同业业务与货币政策的交乘项IBa×RR、IBa×RD的系数分别为-0.005、-0.015，与货币政策指标RR、RD的回归系数符号相同，且在5%的水平上显着，这说明随着同业资产业务规模的不断扩张，宽松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被进一步放大。H2得到验证。
（五）异质性影响分析
在模型2的基础上继续引入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以及银行类型三者的交乘项，通过建立模型3来验证同业业务影响的异质性效应。根据表4中的相关数据可知，在国有商业银行中，货币政策RR和RD的系数分别为-0.045、-0.209，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以及银行类型三者的交乘项IBa×RR×DUMk和IBa×RD×DUMk的系数分别为-0.003、-0.006，交乘项与货币政策指标的符号相同，但交乘项系数并不显着。在股份制商业银行中也是如此，IBa×RR×DUMk和IBa×RD×DUMk的系数符号同RR和RD，系数均小于0，但交乘项未通过显着性检验。因而对于这两种类型的商业银行而言，同业业务的发展不足以对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间的关系产生显着影响，验证了H3a的正确性。同时表4中关于城商行和农商行的回归结果显示，货币政策指标RR和RD的系数均为负值，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以及银行类型三者的交乘项IBa×RR×DUMk和IBa×RD×DUMk的系数分别为-0.002、-0.016，交乘项与货币政策指标符号相同，且分别通过了5%和1%水平上的显着性检验，这表明随着这两类中小型银行同业业务规模的扩张，宽松的货币政策使银行风险承担增加的显着性会更加凸显，H3b得到验证。导致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有两点：首先，综合实力和风险管理水平的差异。相对于国有、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往往资产规模较小、风控能力较弱、人员综合素质较低，同业市场竞争能力与国有、股份制银行有明显差距，在同业市场上普遍存在融资成本高的情况。在宽松货币政策背景下，其同业业务的开展会进一步扩大其资产负债表的风险敞口，一旦市场流动性突变，操作不当、应对不及时，它们会更容易受到冲击和承担风险。其次，受区域经济波动和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的影响差异。相比于国有、股份制银行，城商行、农商行的业务开展更容易受到地区经济和地方政府的影响，其区域集中度风险无法规避。在宽松货币政策下，地方政府可能会进一步加大基础设施投资、优化产业结构，在财政资金短缺、政治晋升等多重压力作用下可能会增加城商行、农商行在特定区域、特定行业、特定领域的融资需求和风险敞口（如基础设施、政绩工程、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小微企业等），其同业业务扩张可能会更加敏感地使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进一步提高。因此，不同类型的商业银行的同业业务的作用效果不同，H3得到验证。
五、稳健性分析
为了增强前文中实证结果的稳健性，本文将银行风险承担的衡量指标替换为拨备覆盖率的倒数（PCR），货币政策指标以及同业业务指标均保持不变，对模型进行重新估计。根据表5的列（1）、列（2）可以看出，RR与RD的系数均小于0，与拨备覆盖率的倒数PCR在1%的水平上负相关，且RR的绝对值小于RD，与模型1的主回归结果一致。H1的稳健性检验通过。
根据表5的列（3）、列（4）可以看出，同业业务与货币政策交乘项IBa×RR、IBa×RD与货币政策指标RR、RD的方向相同，均和拨备覆盖率的倒数PCR显着负相关，与模型2的主回归结果一致。H2的稳健性检验通过。
根据表6，在三种类型的商业银行中，银行类型、同业业务以及货币政策三者的交乘项IBa×RR×DUMk、IBa×RD×DUMk均与RR、RD的符号一致，系数值均小于0，但仅有城商行和农商行此类小型银行交乘项系数通过显着性检验。这表明同业业务的影响存在异质性效应，与模型3的主回归结果一致。H3的稳健性检验通过。
六、结论与建议
本文以2010—2021年90家商业银行的相关数据为样本，针对同业业务、货币政策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实证检验结果得出如下结论：（1）在我国货币政策的传导过程中，存在着银行风险承担渠道。货币政策越宽松，银行的风险承担越大，尤其是在使用价格型工具进行调控时，银行风险承担变化的幅度更大。（2）商业银行开展同业业务会作用于银行风险承担渠道，使其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增加风险承担。（3）同业业务的影响具有异质性效应。对于国有和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而言，同业业务的影响并不显着，但对于城商行、农商行等中小型商业银行，同业业务规模的扩张能够显着地作用于货币政策银行风险承担渠道。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本文从银行自身和监管部门两个角度提出相应对策建议：
（一）商业银行要加强风险管理，创新发展业务
1.推动完善内外部制度，实现同业业务全流程把控。商业银行同业业务通过会计操作将表外资产转移进表内，增加了潜在的风险，应该在同业业务开展前、中、后通过各种途径加大管控，防止其异常扩张。业务开展前，优化内部控制制度，建立健全同业业务风险预防措施，完善规范同业业务规章制度，针对同业业务信息不对称问题，可联合其他金融机构，利用更多金融科技手段进行信息共享，开展同业业务风险评级。业务开展过程中，安排专人监管合作机构资金状况，评估该业务的潜在风险，以便及时做出反应，做好同业业务期限配置，保持短期同业业务的比例，防止由于期限错配产生的流动性风险，将银行风险承担控制在合理水平。业务结束后，对该笔业务相关资料进行归档，建立同业业务数据库以备后期优质项目选择。此外，商业银行应该及时关注资本充足率、存贷款比率等经营指标，做好实时监测、评估工作，以对自身经营风险进行合理把握。
2.积极研发新型同业产品，打造市场品牌。商业银行应坚持以客户为中心，贴合宏观经济发展，聚焦客户需求，提供优质的服务以吸引客户，提高金融服务的深度；应加大科技投入，构建移动化在线渠道，突破地域限制，扩展金融服务的广度；应用区块链技术识别风险可控的客户，利用大数据分析进行市场细分，制定更为有效的创新方案，增强市场竞争力，提高盈利水平；坚持人才理念，通过建立系统的员工培训体系以及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吸引、培养以及留住人才，丰富人才储备，为商业银行同业业务创新和服务提供智力支持。
（二）金融监管部门高效制定政策，完善风险监管
1.科学地制定和使用货币政策组合工具。由于价格型工具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效果更为显着，所以央行需慎重使用，建议更多地利用数量型工具小幅度、多频率地进行调整，以盘活货币存量，平稳达到货币政策调控的目的；组合多种政策工具，注重货币政策与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的协调搭配，根据不同性质商业银行的实际情况实施相应的组合工具，对于规模较小的商业银行应进行重点关注；加强同市场机制之间的协调沟通，更好引导市场预期，增加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可预期性。
2.加强金融监管部门间的合作。银银、银信、银基、银证同业业务的开展，增加了同业市场的参与主体，所以有必要实行不同金融监管部门的联合监管，加强沟通，积极合作，减少由于监管模糊而导致的金融风险；鉴于同业业务发展的异质性特征，监管部门应对商业银行实行差别化、动态化监管，高度重视中小型商业银行同业业务的风险，坚持对其实行穿透式监管，通过明确资产分类、纳入统一授信体系等举措，做到对风险的悉数掌握和全面把控，提高关于资本金和风险拨备的要求；提高商业银行会计核算的标准，督促商业银行尤其是中小型商业银行提升信息披露的质量，使经营数据能够更高效地反映其经营状况，减少高风险同业业务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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