仪秀琴 孙赫 付洪垒
【摘 要】 以主流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的传统预算管理实物形态管理固化，忽视了无形的行为形态在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正遭受前所未有的冲击。为突破传统经济学的束缚，解释预算管理中的行为异象，以行为经济学为分析框架，从锚定效应、禀赋效应、预期理论、心理账户理论对预算管理相关文献进行梳理和归纳。结果发现，心理认知和社会环境对行为主体的影响使预算管理陷入困境。故提出现代预算管理应充分汲取行为经济学的思想精华，融入人工智能和数字技术，规避行为偏差的弊端，充分利用人的智力和心理资本，促进预算管理由“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再向“智本管理”转变，实现价值形态、意识形态和实物形态管理的交错融合，更好地顺应数智经济时代中国管理会计内涵建设的要求。
【关键词】 行为经济学； 预算管理； 学科交叉； 意识形态管理； 管理会计
【中图分类号】 F234.3；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21-0022-07
一、引言
预算管理是企业深化经营管理、实现战略目标最有效的管理控制工具，是对企业未来一系列生产经营活动和相应财务成果进行预测和规划，科学合理地配置资源、监督实施和考评结果的过程，是管理会计的重要职能之一。传统预算管理以主流古典经济学为基础，将人视为机器的附属品，在预算编制、执行和考评过程中机械套用由技术方法和数学工具构建的标准化、定量化的模型。事实上，预算管理的对象是人，而现实生活中人的个性特征复杂多样，既不是纯粹的“经济人”，也不是纯粹的“道德人”，而是二者兼而有之的“社会人”。因此，企业在进行预算管理时，不能像管物一样管人，不能企图通过机械手段控制。可见，忽视行为因素在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是传统预算管理失效并受到质疑的关键原因。而行为经济学主张个体在进行经济活动时会受动机、态度和期望等有限理性的影响，无法像传统经济学认知的那样没有感情地按照既定步骤完成任务。鉴于此，本文尝试以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和概念为切入点，探究行为主体的动机和心理认知等因素对预算管理的影响，以求突破传统经济学的束缚，发现传统预算管理在预算编制、控制和考评时存在的不足，提高预算效用，帮助企业适应新经济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要求，赋能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
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对企业的预算管理进行探究，分析企业在预算编制、执行和考评中存在的不足，对企业进行预算管理制度改革提供理论指导，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健全现代预算管理制度”的目标。第二，夯实行为经济学对管理会计的贡献，实现管理会计理论与方法体系的扩展和跨学科融合，使其更好地顺应数智经济时代中国管理会计内涵建设的要求。
二、锚定效应视角下的企业预算管理
锚定效应又称参照效应，是行为经济学前景理论的一个核心概念，指行为人在做决策时会潜意识地寻找并确定一个参照点，比较和感知与参照点的差异后进行判断决策。企业的预算管理面临较大的不确定性，在预算编制、执行和考评时，偏好寻找某一初始锚值，并依据选取的锚值不断调整规划，这种在不确定情景下选取参照点进行价值判断的行为过程，显着表明锚定效应的存在。
（一）锚定效应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
锚定效应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期初年度预算目标制定上。企业在期初设定预算目标时，习惯以上一年度预算目标的完成情况为锚，调整当年预算，如果高管完成了既定年度预算目标，企业将增加下一年度目标的实现难度，以激励高管，提高预算组织绩效。但这种不考虑企业当前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竞争压力，过度依赖历史指标或历史完成情况的预算编制，会使高管有意减少努力或隐藏业绩避免未来指标上调，最终造成预算管理控制职能黯然失色。Bouwens et al.[1]通过对销售经理的预算数据与实际销售数据对比分析发现，销售经理会在第四季度降低努力程度，避免因业绩较好而超额完成本年度预算任务，导致下一年度预算目标难度提升。安灵等[2]研究发现，CEO除了通过盈余管理隐藏业绩之外，还会通过事前编制预算松弛构建“防御堑壕”，且二者具有替代效应。
不难发现，锚定效应作用下企业传统的预算目标编制，过分关注预先设定目标的完成，形成一味强调预算指标逐年递增、预算任务由上级强行分配的企业氛围，忽略了制定预算的真正意图，使预算控制环境恶化，预算目标设定形同虚设，是高管产生消极心理认知和损害企业利益行为的“元凶”，失去了编制预算的真正意义。
（二）锚定效应在预算执行中的应用
预算松弛分为编制预算松弛和执行预算松弛，执行预算松弛又称预算卸责，是指预算执行者在执行预算时隐匿行动，未达到实际产能的行为。预算松弛受预算参与人主观情绪的影响，是一种预算机会主义行为，而由锚定效应产生的攀比心理将会加剧预算执行者不公平的心理认知，诱发预算卸责。提高组织的公平性能避免预算执行中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对预算卸责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江其玟等[3]以公立医院为研究对象，探究了预算公平对预算卸责的影响，发现高认知信任有助于降低员工制造卸责的行为倾向，预算公平直接负向影响预算卸责，并通过组织信任间接负向影响预算卸责。受锚定效应影响的人，当处在社会群体中时，会将自己与他人进行比较，企业的预算管理可以充分利用“社会人”这种比较认知行为，激发预算执行人超越他人的欲望，提高实际产能。刘凌冰等[4]通过实验方法检验证明，将下级报送的预算目标进行排名，能有效激发下级自我实现的需求和向上竞争的动机，激励其付出更多的成本和努力完成更高水平的预算目标，以赢得超越他人带来的精神上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同时，两者首次提出了“排名强调效应”，认为公布部分排名要比公布全部排名治理预算松弛的效果更好。
综上所述，企业治理预算卸责应从人的本位主义和理性入手，营造公平、信任的组织氛围，减少员工因锚定行为产生消极情绪对预算管理造成的负面影响。此外，企业要善于利用人的比较排名行为作为诱因，激发组织成员精神层面的自尊需求，解决企业预算管理问题。因为人本经济时代，有限理性的“社会人”，更注重情感和精神上的满足，“排名”作为一种重要的精神激励方式，不仅可以规范执行者行为，而且能培养其自下而上的主动性。
（三）锚定效应在预算考评中的应用
预算考评指企业在进行预算管理时，将预算目标的实现作为业绩评价和激励的手段，使预算始终贯穿于管理控制体系。但是，如果仅仅以预算作为业绩评价的唯一标准进行薪酬发放，会使员工产生薪酬锚定行为，对预算管理造成负面影响。因为员工可能会从公司利益出发，做出一些贡献以提升公司绩效，而基于预算的业绩评价并没有为员工这部分努力买单，让员工产生努力“付诸东流”的认知错觉和锚定薪酬与努力不匹配的认知偏差，最终感到业绩评价程序不公平，产生更多偷懒行为，造成预算松弛[5]。事实上，除了将所得薪酬与自身努力锚定外，与他人的薪酬比较也会影响员工对预算考核的态度，进而诱发他们对预算管理的一系列反应。Fisher et al.[6]通过实验得出结论，上下级间较大的薪酬差距会滋生下级对企业内部绩效考评不公的心理认知，产生更高水平的预算松弛，以抵消这种不公平感。刘凌冰等[7]进一步分析发现，上下级间私人关系能缓解正式关系给员工带来的锚定行为，当上下级之间具有良好的私人关系时，下级对上级更加忠诚、信任，具有更高的共享平等的心理预期，能有效规避薪酬锚定带来的不公平感，从而提高组织绩效。
可见，人们在分配过程中对公平性的判断不应以收入的绝对值作为唯一标准，更注重参照对象的相对值。因此，避免锚定行为带来的不公平，建立制度规范、流程清晰的预算考评体系，可以增加员工的公平感知，提高预算管理效率。此外，企业应该发挥“感情”因素在预算管理中的重要作用，增加组织的公平性，建立平等、公正的预算考核体系，潜移默化地改变员工的认知，使员工自觉地完成预算，而不是以强制的手段对其进行控制和考核。通常情况下，基于预算考核的刚性越强，越会削弱预算原有的作用，加剧副作用。
三、稟赋效应视角下的企业预算管理
禀赋效应特指同一事物，人们拥有它时赋予的价值高于未拥有时，即物品的价值在被拥有前后会发生变化，这种变化是由人的主观认知改变造成的，且这种认知错觉不会随情景或年龄的变化而消失。在管理会计中，可以理解为已经发生或经历的事情会成为人的一种禀赋，影响其心理认知和行为方式，从而对企业的预算造成影响。
（一）禀赋效应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
参与式预算是禀赋效应在预算管理中的有效运用。参与式预算指预算的执行者在预算编制过程中具有一定的话语权，不再是高层管理人员对预算“独揽大权”。参与预算编制全过程的预算执行者，受禀赋效应的影响，产生被尊重感和主人翁意识，将企业的预算视为自身要素的一部分，将实现预算目标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参与式预算发挥了禀赋效应的积极作用，通过满足预算参与者的情感和心理诉求，激励其加大工作投入，更好地执行预算，改善组织预算运行的效率。李志斌等[8]阐释了参与式预算的经济后果，认为参与式预算通过增加团队凝聚力提高预算效果，证明了改变人们的心理认知是预算参与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原因。刘凌冰等[9]基于企业实地调查的经验数据指出，参与性预算可以改善企业的预算效果，实质性预算参与是通过增加团队凝聚力的行为变量来强化激励和改变认知，进而实现预算实施效果的提高，为经典预算管理中合理的预算参与有利于预算管理有效实施的结论提供了实证证据，进一步印证了李志斌等[8]的结论。
总体而言，参与式预算能提高企业预算管理效果的关键原因在于其注重“以人为本”，重视人的因素在企业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中发挥的作用，通过减弱员工的抵触心理，调动其主观能动性和积极性，最大化发挥预算的计划和控制职能。因此，现代的预算管理体系应该“刚柔并济”，在预算编制时树立“刚性”的年度目标大方向，同时保留预算执行者参与预算目标编制的权力，在“刚性”下进行“柔性”调整，实现对员工内心的“治理”，指引预算参与者的行为方向，避免个体因素在预算管理中的弊端。
（二）禀赋效应在预算执行中的应用
文化会对社会成员产生禀赋效应，在他们的思想认知和行为方式打上烙印，影响其在预算执行中的态度和行为。譬如，绝大多数企业的预算管理呈现出自上而下的等级式控制，预算任务由上级强制下达，同时，预算执行者也深受等级文化的熏陶，盲目听从，执行非效率的预算计划，使预算流于形式，徒增预算成本，未能发挥预算真正效用[10]。因此，学者们开始探索组织文化对预算参与者行为和思想的影响，尝试利用文化的软熏陶改变预算参与者在预算执行中的态度、情绪和行为方式，使预算效用最大化。何帅等[11]提出了预算文化控制概念，即将企业倡导的共同理想和价值观通过长期沉淀植入预算成员的思想认知中，引导其思维和行为方式与企业预算目标协同一致，调动成员预算工作的主动性并实现对预算文化的认同。预算文化控制是一种企业核心竞争力的建设，一旦稳定，会对员工的价值观、认知能力和思维方式产生影响，使企业的预算文化成为他们的一部分禀赋，形成预算文化定式，当企业内部成员出现与企业倡导的精神、行为准则矛盾的情况时，势必会受到舆论的谴责，促使员工自觉约束自身行为，形成“自我控制”“自觉控制”的“软控制”，达到更好的预算效果。
通过上述分析可知，规范预算文化建设能实现预算“软硬结合”，传统的预算管理是一种“硬控制”，通过一系列制度规则和条文对预算执行者实施强制约束，忽视人的心理和行为层面等非正式控制因素。而融入优秀企业文化的预算控制体系可以弥补传统预算管理单一“硬控制”的固有限制和缺陷，增强预算参与者对预算文化的认同，发挥“软控制”与“硬控制”的协同效应，实现现代企业预算控制的应用和实践价值。
四、预期理论视角下的企业预算管理
预期理论在禀赋效应基础上提出，指经济主体在做决策时会提前判断和估计结果，对结果为损失的反应要强于对等量利得的反应，可以理解为“相比得到，更害怕失去”。因此预期理论又被称为损失厌恶理论。预期理论在预算管理中的应用主要体现在不确定性在预算编制、执行和考评中对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方式产生的影响。
（一）预期理论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
在预算编制中，损失厌恶通常表现为对预算偏差的强烈反应。具体来说，预算编制的目的是为了完成预算目标，如果预算超额完成，组织会给予完成者基本报酬之外的额外奖励。如果预算执行者上报了高于自身能力和水平的预算，那幺预算执行者不仅会因为无法完成预算目标得不到额外报酬，而且基本报酬也会受损。对于预算执行者来说，比起获得额外薪酬带来的幸福，对损失基本薪酬的痛苦感受更深，故损失厌恶的预算执行者会隐瞒真实实力，制定较为宽余的预算，在确保基本报酬实现后才会争取额外报酬。预算目标设置不精确会产生不确定性，使员工在估计结果时非常被动和不安，这种被动和不安最终将内化为员工紧张和焦虑的情绪，加重预期理论对员工的影响，触发损失厌恶，使员工低估收入，高估成本和费用以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未知风险以及避免成本的刚性约束[12]。刘凌冰等[13]通过探索分析发现，精准的预算目标能够增加下级在预算执行过程中的信心，降低不确定性对预算的消极影响，提高预算的权威性。
此外，由于预期理论的存在，决策者可能会在中期依据预算执行情况估计和判断预算结果，关注预估结果与预算目标的偏离程度，若估计结果为未达到预期，则很可能因为损失厌恶而盲目决策，出现预算管理偏差，造成资源错配等一系列后果。综上所述，预算编制需要合理设置预算目标和容错范围，避免过度依赖预算和过度强调预算偏差。同时预算目标也需要考虑员工对于损失的反应，提高目标的精确度，通过降低目标的不确定性来缓解和调整员工的情绪，以调动员工的积极性，提高工作动力，更有效地发挥预算的控制职能。
（二）预期理论在预算执行中的应用
预期理论在预算执行中应用的主战场为不确定性对预算松弛的影响。预期理论强调，经济主体会提前判断和估计经济行为的结果，不确定性的存在使预算主体无法按照既定步骤对预算结果进行预估，从而感受到威胁并主动制造预算松弛来规避不确定性和模糊性[12]。学者们研究发现，影响预算松弛的不确定性分为外部环境不确定性和内部任务难度不确定性。当预算主体面临外部环境不确定时，人的“利己主义”倾向会导致更高水平的预算松弛；当面临内部任务难度不确定时，人的损失厌恶心理会倾向于选择按照既定程序完成预算，若程序简单，预算松弛的空间和可能性小，若程序复杂，预算松弛产生的可能性较高。经过上述分析可知，不确定性会引发预算博弈行为，导致预算松弛。陈良华等[14]认为，不确定性是加剧预算上下级之间博弈程度和范围的导火索。由于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预算上级会花费大量的时间对环境进行甄别，并依据甄别结果制定持续的预算方案。制定持续的预算方案成为管理者应对环境不确定性的手段，但这种方式不仅弱化了预算的控制职能，而且加剧了预算下级任务难度的不确定性，将预算上级面临的外部环境不确定性转移到了预算下级身上，而预算下级就会产生博弈行为以抵御预算上级带来的不确定性，引起预算松弛。
数智经济时代，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和AI技术预测未来的变化，协助预算管理人员制订预算计划，缓解环境、政策不确定性给预算参与者带来的紧张、焦虑和不安，改善不确定环境下预算发展的困境。因为只有减少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才能消除预算管理者的抵触情绪，缓解预算执行的压力，减少上下级之间的博弈动机，达到预算管理效果。
（三）预期理论在预算考评中的应用
基于预算的考评目的之一是采用奖励或惩罚的手段激励预算参与者努力完成预算目标，提升业绩，通常是以薪酬为导向的物质奖励或惩罚。因为传统的预算管理基于理性经济人假设，认为预算参与者的行为以经济为诱因，其目的是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但事实上，预算参与者的行为目标有时并不是合乎逻辑的真理，而是追求生存本身，所以会出现预算松弛等维持生存而不是追求经济利益的行为，这种有限理性的行为也是薪酬真实诱导计划在预算考评失效的原因。既然预算参与者是有限理性的社会人，其必然存在道德认知，特别是在儒家思想文化浸染的大环境下，势必产生道德情感认知和注重自身声誉的行为。相对于获得经济酬劳的满足，预算参与者对失去自身良好声誉的痛苦感受更深，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会提供诚实或部分诚实的报告以保护自身信誉，而不是为了增长薪酬而说谎[15]。邓德强等[16]认为行为人在进行决策时，要将消耗声誉花费的成本和带来的经济价值进行比较，差异调查能唤醒预算参与者损失良好声誉的厌恶并激发对自身声誉的保护欲望，减少预算松弛以避免预算差异调查对于声誉价值的减损。
预算考评作为一种控制手段，在我国企业中普遍适用。然而，传统的预算考评体系未将人的道德认知考虑在内，仅采用外在控制，但外在控制机制存在奖励和惩罚界限模糊，具有不确定性，滋生了员工反感和抵触的情绪，产生副作用。因此，根据上述分析可知，企业的预算考评体系可以将外在控制活动退居次位，更多地依靠员工道德和企业文化加以控制，通过营造公平公正的企业文化和预算环境、加强职业道德教育等措施，激发员工的道德认知，使企业内部员工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相趋同且与企业文化一致，实现内在控制，建立基于制度的外在控制和基于道德的自我控制双重控制的预算考评体系，使预算管理真正成为一种“管理自觉”。
五、心理账户理论对预算管理的影响
美国行为经济学家塞勒提出的心理账户理论，是指经济主体将来源不同和用途不同的现金进行编码、分类，划分至不同的账户并贴上“心理标签”的行为。引申至管理会计中，实际上是经济主体在进行经济行为前，倾向于按照自身的感情经历和社会认知对经济事件进行编码、归类（即贴上“心理标签”），并根据归类结果做出选择（即运算“心理标签”）的行为过程。这一行为过程有悖于传统经济学“理性经济人”假设，是一种过度依赖个人社会经验和价值情感判断的有限理性认知过程，在预算管理中主要影响预算编制和预算考评。
（一）心理账户理论在预算编制中的应用
由心理账户理论定义可知，其运作过程可以看作“贴标签”“运算标签”两个阶段。标签效应属于心理账户理论运行的第一阶段，认为对不同来源的财富进行编码和分类的心理过程有助于管理者对预算资金进行分配和优先级确定，但同时也使得管理者对不同标签的预算具有不同的风险偏好，从而导致决策偏差。例如，管理者对于合理避税节俭下来的资金具有较高的风险承受能力，认为他们是“意外之财”，对这部分“意外之财”的使用和投资表现出风险寻求行为[17]。预算软约束被学者诟病，成为“负面角色”也是由心理账户“贴标签”行为导致的，政府或金融机构减免企业以前年度债务并投入新资金的行为会使管理者不再害怕企业破产，对新投入资金的风险承受能力增强，偏向于将这部分额外获得的资金投入到更高的风险项目中，例如企业的研发创新[18]。除了资金来源，时间距离也是管理者将预算划分为不同标签的重要因素和依据，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管理者不会处理闲置且无法使用的大型机械设备，他们出于对时间距离的考虑，会对长期存在且庞大的资产赋予更多的感情，在心理上给这些资产贴上重要的标签，不愿意立即处理并继续放置。事实上，对于闲置且无法使用的大型机械设备，应该对设备进行清理，腾出空间和资金用于创造更大的价值，而预算制定者则被标签效应所束缚，完全偏离理性路径[19]。
标签具有一定的导向功能，一旦标签化，管理者的决策规划行为就会偏离理性的轨道，朝着标签所喻示的方向发展。因此，企业应将理性放在绝对重要的位置，简化经济主体决策时的经济环境，使其客观地掌握信息，避免标签效应导致预算制定者和编制者的价值函数曲线发生变化，产生决策偏差。合理利用人性中的系统性行为偏差对决策环境和决策备选方案进行设计，以低成本、低副作用甚至无副作用的方式引导管理者进行决策，克服决策的认知局限，避免过度臆测和判断，优化企业资源配置。
（二）心理账户理论在预算考评中的应用
框架效应属于心理账户理论运行的第二阶段，即“运算标签”阶段，是指经济主体对不同标签的“账户”进行比较判断并做出评价和选择的行为，强调行为选择的结果。然而，选择和评价的结果往往基于主观的价值判断，受到个人情感经历和社会认知的限制。框架效应使预算激励制度的不同奖励形式呈现出不同的治理效果，韦志林等[20]发现，现金奖励优于等价值物质奖励。与等价值的现金奖励相比，内在价值较小、支付频率较低、间隔时间较长的物质奖励，如餐饮补贴、交通补贴、劳保产品等，对员工来说是不必要的，在其内心的价值大打折扣，而现金奖励作为一种生活需要，会被员工赋予更大的价值，更倾向于选择现金奖励。徐向艺等[21]通过对以往文献的梳理和分析后发现，期权激励的激励效果比股权激励更显着，究其原因，期权激励具有递延性和预期性，从时间距离的角度对高管心理认知产生影响，削弱高管的短期主义动机、提升高管的薪酬业绩敏感性。欧佩玉等[22]引入马基雅维利主义人格特质，发现物质激励和精神激励是不同的，提高声誉等隐性激励在员工心目中占据更为重要的位置，与物质激励的显性激励相比，隐性激励更具有长期的激励效果且激励效果更显着。
综上所述，在预算考评的治理环节，企业应充分考虑框架效应的负面影响，尽量减少框架效应带来的激励心理折扣，巧妙转换激励形式，将显性激励与隐性激励相结合，避免单纯的显性激励带来的短期行为。除了通过合理的薪酬激励促使员工自觉提供真实的最大化目标外，还应通过长期努力营造重视形成良好个人声誉的环境，通过声誉机制的隐性激励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表1是锚定效应、禀赋效应、预期理论和心理账户理论四个行为经济学概念下对“社会人”在预算编制、执行和考评过程中行为的归纳和总结。
六、行为经济学视角下企业预算管理的趋势展望
预算是对行为计划的量化。从行为经济学的视角研究传统预算管理，不仅可以发现传统预算管理制度中存在的“物本管理”的思想弊端，而且能对传统古典经济学无法解释的行为异象进行合理阐释。但是，行为经济学对预算管理的影响不能仅仅停留在描述和解释功能上，而是要运用行为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预测和控制非理性预算行为的发生和发展方向，运用相关理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实现企业价值的持续增值。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基于行为经济学的企业预算管理研究趋势展望：
（一）基于价值形态管理的预算管理
传统的预算管理活动比较注重资金链管理，强调看得见的产出，但对影响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和长期价值增值的因素，诸如智力资本培育、智能技术引进、预算人员奖励机制等重视不够，从而引发“预算发展悖论”。故现代的预算管理应是基于价值链的管理。对组织内的微观预算管理，利用“大智移云物区”等新技术协助预算管理人员编制、决策预算，从“源头”降低认知偏差和价值偏差带来的代理成本，使其注重企业未来价值的产生和无效价值的管理，追求企业长期利益和企业价值最大化。同时，将员工在执行过程中的行为链条依附于企业内部的价值链，实现行为因素的价值增值，并利用数字技术更好地管理价值链的“末梢活动”，制定公平合理的考评机制，实现企业编制、执行和考评全方位全流程动态价值管理。对组织外的宏观预算管理，放眼区域经济发展，锚定特定经济区域的企业，利用围绕5G+算力网络为代表的基础设施协助供应链由传统的线性结构向多链条交互的网状结构转变，实现纵向价值链企业间和横向价值链企业间的连接，提高供应链和产业链原有要素的价值转化效率，发挥区域协同作用，为实现全国统一大市场做出贡献。
（二）基于意识形态管理的预算管理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上层建筑来源于经济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且影响着经济管理行为的规范。从行为经济学角度而言，意识形态管理像一只“无形的手”，规范和引导预算参与主体的行为，实现经济效益与非经济效益的有机结合。因此，现代预算管理应该从追求“效率”“效益”“最大化”“效用”等向“和”“谐”“道”“仁”等意识经济形态管理转变，加强意识经济形态在预算管理中的渗透。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管理，可以将企业所倡导的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和高标准的道德规范内化为员工的职业道德，使员工产生创新意识和协同发展精神，并把这种精神转化为预算执行过程中的内在动力，提高预算的有效性，产生溢出效应。此外，可以通过眼动追踪技术和神经科学技术，识别预算参与者的行为预期，制定企业绩效与个人价值协调一致的预算考核体系，使预算参与者产生强烈的使命感和归属感，激发工作热情，减少预算松弛和预算博弈行为。
七、结语
传统的预算管理是一把“双刃剑”，运用得当，有利于企业战略目标的贯彻和落实，但是，如果使用不当，会增加企业的管理成本。从行为经济学视角可知，造成预算管理产生副作用的原因是，传统预算实物形态管理固化，忽视了行为形态在价值增值和价值创造中的重要作用。因此，现代预算管理应从“物本管理”向“人本管理”再向“智本管理”转变[23]，捕捉人文文化的价值，充分汲取行为经济学的思想精华，利用人工智能（AI）和数字技术对人的认知能力进行部分替代，协助决策者绕开自身思维陷阱，减轻人的错误认知和主观臆断对预算决策的影响，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行为因素在管理过程中的优势，实现价值形态、意识形态和实物形态三种形态管理的交错融合，充分发挥预算的计划和控制功能，为管理会计人文文化研究和应用奠定基础，为管理会计的智能化和元宇宙铺平道路[24]，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顺应中国管理会计内涵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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