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欣 刘辉 侯德帅 谭振华
【摘 要】 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和完善是新时代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关键环节。机制检验发现，国家审计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路径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治理作用在地方国有企业、未参与混改的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为显着。拓展性研究发现人力资本升级后，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创新效率和企业价值都得到显着提升。研究结论为优化国家监督治理机制，充分发挥国家审计的作用，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借鉴。
【关键词】 国家审计； 国有企业； 人力资本结构； 资本—技能互补； 内生增长理论； 高质量发展
【中图分类号】 F239；F270；F2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3）21-0035-09
一、引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深入实施人才强国战略，坚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完善人才战略布局，加快建设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创新高地。国有企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物质基础和政治基础，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支柱和依靠力量。国有企业作为国民经济发展的中坚力量，其高质量发展必须依靠人才支撑，当前，推动国有企业人才战略可持续发展，受到了广泛的关注。企业间的竞争，归根结底是人才的竞争。国有企业要做强做优做大，就必须拥有本行业顶尖的人才，通过创新驱动、人才引领实现企业高质量发展。但是，从近年国有企业的人才结构现状发现，国有企业仍然存在着人才不够用、不适用、不被用的问题，企业的人才结构无法提升自身的创新能力。究其原因可能在于，相比于民营企业，我国国有企业在人力资源雇佣上相对缺乏活力与竞争力，这主要是因为一方面我国国有企业需要承担更多政策性任务[1]，另一方面国有企业存在严重的“所有者缺位”和“内部人控制”的代理问题[2]，因此国有企业会存在严重的冗余雇员现象[3]，冗余雇员的存在不仅会增加企业的成本支出，同时也会对企业高层次人才产生“挤出效应”[4]。因此，如何有效改善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促使国有企业获得更多高层次人才，是国家治理层面极具重要性的话题。而以国家审计为代表的国家监督治理机制为这一问题的解决提供了可能。
本文以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实证检验了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研究结果发现：国家审计显着促进了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具体，国家审计通过减轻政策性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路径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在地方国有企业、未参与混改的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中更加显着。此外，研究发现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后，其生产能力、创新效率和企业价值都会得到显着提升。
本文可能的贡献主要在于：第一，拓展了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影响因素的学术研究。大部分文献从雇员个人因素和外部制度环境的角度研究了影响劳动力流动的因素，较少探讨公司治理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则选取国家审计这一国家监督治理视角研究其能否以及如何影响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从而在微观层面拓展了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驱动因素研究。第二，丰富了国家审计治理领域的相关文献。现有文献主要探讨了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内部治理、经营决策等方面的影响，罕有研究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立足于新时代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背景，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调整的视角研究国家审计的积极作用，对国家审计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后果研究进行了有益的拓展。第三，验证了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积累的外溢效应。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基于内生增长理论，本文检验了国家审计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后的价值创造效应，研究结论为促进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经验证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相比于非国有企业，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源管理理念和管理机制相对落后，人才结构合理性较差，部分国有企业存在人才素质整体偏低和人才流失的现象。原因可能如下：首先，“政治观”认为政府干预会负面影响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现实中，地区就业率是地方政府官员综合政绩考核参考指标之一，为实现政治晋升，各级政府会将承担就业、维护社会稳定的政治目标下放至各地方国有企业，对国有企业进行干预，使得国有企业承担更多的政策性负担[5]。由于政府对国有企业人事安排的干预，国有企业往往存在着较高的冗员负担，而这会直接增加国有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挤压国有企业对高层次人力资本的投资支出，最终损害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效率[3-4]。其次，“经理人观”认为国有企业高管的自利动机会加剧人力资本配置的扭曲程度。具体，国有企业先天具有“所有者缺位”“内部人控制”等缺陷，这不仅增加了国有企业的代理成本，亦降低了国有企业的信息透明度，进而引致国有企业监督失效下经理人劳动力雇佣中的机会主义行为[6]。已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经理人为了实现政治晋升，获得更多支持，有动机“拉拢”企业的普通员工，并与之构建“和谐”人际关系，形成隐性的联盟[7]。可见，政府干预下国有企业较重的政策性负担和经理人私利动机下的负面影响均不利于吸引和挽留高层次人才。
新时代背景下国有企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人才的支撑，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是国有企业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推动力，更是国有企业转型升级成功的重要标志之一[8]。国家审计作为国家监督治理的有效机制之一，在对国有企业进行审计的过程中必然会深刻影响企业的员工雇佣决策。基于上述国有企业人力资本配置扭曲的原因分析，本文认为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减轻政策性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的路径优化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
（一）减轻政策性负担
从“政治观”的角度，国家审计可以通过对国有企业领导干部经济责任的审计和公共权力的监督来弱化国有企业的政治属性，进而抑制政府为促进就业、实现社会稳定对国有企业劳动雇佣决策的不当干预，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进行经济责任审计时主要关注国有企业的财务状况、重大经济决策、腐败等方面，客观评价国有企业管理层的履职尽责情况[9]。其中，在国有企业所有的经济决策中，员工雇佣是重要的生产经营决策，从企业层面来看，人力资本结构的优化完善是国有企业提质增效、转型升级的当务之急[10]。国家审计通过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履行情况进行审计可以有效制约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公共权力的滥用，优化国有企业经营环境，从而减少政府不当干预给国有企业经营带来的效率损失[11]，抑制管理层为完成某些政策性目标而过度扩大雇员规模的行为。
（二）降低代理成本
从“经理人观”的角度，国家审计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微观企业中发挥着有效的治理作用，能够抑制国有企业经理人出于机会主义动机的劳动投资行为，优化完善人力资本结构。一方面，依据《审计法》，国家审计受政府（人民）的委托，会将收集到的相关信息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审计机关进行报告。而国家审计机关通过将受托人（国有企业）的经济责任履行信息传递给地方政府，将有助于缓解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信息不对称程度，改善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和监管失效等委托代理问题，进而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另一方面，国家审计通过对所发现的问题以审计公告的形式对外进行报告和揭示，这会引起监管部门、媒体舆论、公众等的关注与监督，进而可以有效降低国有企业信息不对称程度，缓解国有企业代理人的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问题[12]。国有企业代理问题的改善有助于避免经理人通过操纵人力资本管理制度来满足私利的行为。
综上，国家审计通过减轻国有企业政策性负担和降低国有企业代理成本的路径提升国有企业治理效率，缓解国有企业人力资本配置扭曲程度。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在其他条件一定的前提下，国家审计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
本文选取2011—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国有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其中，本文根据审计署发布的国有企业审计结果公告中整理出被审计国有企业名称，通过结合CSMAR数据库中“上市公司控制人”和“中国上市公司股权性质”两个数据文件以及结合在国有企业官网中搜索“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等栏目，完成被审计国有集团与其控股的上市公司的匹配，最终确认接受过国家审计的国有上市公司样本。本文样本选取过程中剔除了金融行业样本、ST和*ST的样本以及相关财务数据缺失的样本，最终得到8 451个观测值。本文人力资本数据通过WIND数据库收集，其他相关财务数据均来自于CSMAR数据库。为控制极端值的影响，本文对主要变量进行了1%和99%分位上的缩尾处理。
（二）变量定义
1.被解释变量（H/L）。本文参照Bresnahan et al.[13]的做法，按照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划分人力资本结构，人力资本结构的表达式为企业高技能劳动力与低技能劳动力的雇佣量的比值，记为H/L，其中，将本科及以上学历的员工视为高技能劳动力（high_skill），其他学历员工视为低技能劳动力（low_skill），H/L的值越高表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越好。
2.解释变量（PostAudit）。借鉴李甜甜等[14]、张俊民等[15]的研究，设置PostAudit为国家审计虚拟变量，在审计署介入当年及之后年份取值为1，其余为0。
3.控制变量（Controls）。参考已有研究的做法[14-17]，本文控制了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资产收益率（ROA）、公司成长性（Growth）、现金流水平（Cashflow）、股权集中度（Top1）、股权制衡度（Balance）、上市年限（ListAge）、资本密集度（Tangible）、平均工资（Wage）、教育水平（EDU）、经济发展水平（GDP）、地区开放水平（Inopen）。此外本文还控制了年度效应（Year）和行业效应（Ind）。
具体变量定义见表1。
（三）模型设计
为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本文借鉴张俊民等[15]、Bertrand et al.[18]的做法，构建如下多期DID实证模型进行分析：
H/L=α0+α1PostAudit+α2Controls+α3Year+α4Ind+ε （1）
其中，H/L是被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PostAudit是核心解释变量国家审计，Controls为控制变量组。在实证分析中，本文重点关注PostAudit的估计系数α1，预期α1显着为正，即表明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具有正向的促进作用。
四、实证检验
（一）描述性统计
本文各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结果显示，技能劳动力相对雇佣比（H/L）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分别为9.760和0，均值为0.777，从员工素质结构可以看出，整体上国有上市公司之间雇佣结构存在较大的差异。国家审计（PostAudit）的均值为0.154，表明所选的样本公司，约15.4%的国有上市公司受到过国家审计的影响。除此之外，本文所选控制变量的分布特征与现有文献基本一致，描述性统计结果均处于正常值范围。
（二）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回归结果如表3列（1）所示，结果显示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为0.151，在1%的水平上显着，总体上表明国家审计显着提高了国有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水平。为了稳健起见，本文还采用了高技能劳动力占公司总员工的比率（Skill_rate）衡量人力资本结构，回归结果见表3列（2），可以看出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依然显着为正，再次证明了国家审计有利于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然而，无论是技能劳动力相对雇佣比（H/L），还是技能劳动力占雇员总数的比（Skill_rate）的增加，既可能是低技能劳动力保持不变，高技能劳动力增加的结果，也可能是高技能劳动力保持不变，低技能劳动力减少的结果，当然也可能是同时发生变化，即高技能劳动力增加，低技能劳动力减少的结果等等。为了更深入地揭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内在影响路径，本文进一步细分劳动力技能水平检验了国家审计对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具体回归结果如表3的列（3）和列（4）所示。列（3）显示了国家审计对高技能劳动力（High_skill）雇佣量的影响结果，列（4）显示了国家审计对低技能劳动力（Low_skill）雇佣量的影响结果，回归结果表明，相比于低学历劳动者的雇佣，国家审计显着提高了高学历劳动者的雇佣数量。综上，表3列（1）—列（4）的检验结果表明国家审计有助于促进国有企业雇佣更多高技能劳动力，增加高学历员工的比重，促使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向着高素质、高技能的方向转变，进而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表3的回归结果最终支持了H1。
（三）机制分析
为了检验国家审计是否通过减轻政策性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本文参考温忠麟等[19]的做法，构建以下模型对国家审计影响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
M=β0+β1PostAudit+β2Controls+
β3Year+β4Ind+ε （2）
H/L=γ0+γ1PostAudit+γ2M+γ3Co-
ntrols+γ4Year+γ5Ind+ε（3）
其中，模型2中M分别代表政策性负担（Burden）和代理成本（Oets）中介变量。在模型1检验通过的基础上，本文进行模型2和模型3的检验，具体模型2中重点关注PostAudit的估计系数β1，若β1系数显着且和预期方向一致，则表明国家审计对本文所选的中介变量具有显着影响，接着将被解释变量人力资本结构（H/L）和中介变量（M）放入模型3中进行回归，若系数γ1和γ2均显着且和预期方向一致，则表明本文所选的中介变量在国家审计影响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政策性负担（Burden）指标参考廖冠民等[1]的研究，以企业的超额雇员率进行衡量，代理成本（Oets）指标使用企业的经营费用率进行衡量。
表4列示了本文的机制检验结果。模型1的检验结果如表4列（1）所示，即国家审计显着促进了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该结果在表4中不再列示。表4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显示，当中介变量为政策性负担（Burden）时，中介方程即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列（1）所示，国家审计对政策性负担的影响系数显着为负，总方程即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列（2）所示，国家审计（PostAudit）系数显着为正，政策性负担（Burden）系数显着为负，通过Sobel检验发现Z值为3.246，P值为0.000，说明国家审计通过减轻政策性负担而作用于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中介效应存在。当中介变量为代理成本（Oets）时，中介方程即模型2的回归结果如列（3）所示，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显着为负，说明国家审计显着降低了国有企业代理成本；总方程即模型3的回归结果如列（4）所示，国家审计（PostAudit）系数显着为正，代理成本（Oets）系数显着为负，Sobel检验发现Z值为4.626，P值为0.000，说明国家审计通过降低代理成本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代理成本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通过。表4的中介效应检验结果充分验证了国家审计有助于减轻国有企业的政策性负担和降低代理成本，进而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四）稳健性检验
1.工具变量方法。本文以国家审计监督力度的行业均值（PeerPostAudit）作为工具变量，这是因为国家审计监督力度的行业均值与自身存在密切联系，同时又不会影响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最终，该工具变量的两阶段最小二乘法（2SLS）的检验结果如表5列（1）和列（2）所示，主要解释变量的显着性均没有发生明显变化，本文的研究结论依然不变。
2.PSM检验。本文对国有企业是否接受过国家审计，采用1■1的配对原则，构建相应的配对样本，匹配后的样本回归结果如表5列（3）所示，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显着为正，依然支持了本文的研究假设。
3.重新定义人力资本。参考刘■仁等[20]的做法，按工作性质区分人力资本，将技术人员视为高技能劳动力，将从事其他工种的人员视为非技能劳动力，采用企业技能劳动力与非技能劳动力的雇佣比（Skill_unskill）衡量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更换人力资本结构的衡量方法后，回归结果如表5列（4）所示，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显着为正，本文的研究结论保持不变。
4.增加控制变量。本文控制“技能工资溢价”效应和不同省份宏观经济影响。技能溢价水平越高，企业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员比越低，不利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20]。各个省份的经济发展水平、创新环境、人才引进政策等宏观经济环境对企业高素质人才的雇佣具有重要影响。鉴于此，本文控制了技能溢价和不同省份宏观经济对企业人力资本的影响。技能溢价水平（Wgap）采用前三名高管平均薪酬与员工平均薪酬的比值衡量。最终，回归结果如表5列（5）所示，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依然显着为正，表明国家审计确实有效提高了企业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雇佣水平，与本文的研究结论保持一致。
五、异质性分析
（一）行政层级、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国有企业行政层级不同，国家审计影响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效果可能会存在差异。不同于地方国有企业，中央国有企业会更具有市场优势，能够选聘更优秀的人才，且中央国有企业的用人选人制度会更为严格，而地方国有企业受到自身层级和发展的限制，企业人力资本管理可能会存在诸如人才结构不合理、综合素质不高等问题，其人力资本结构更有待完善。为此，本文将样本国有企业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研究行政层级对国家审计与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回归结果如表6的列（1）至列（2）所示，地方国有企业样本组中，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显着为正，表明国家审计能够显着改善地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而在中央国有企业中国家审计的边际作用不明显，这可能是因为中央国有企业在人才选拔上本身就比较严格，所雇佣的员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普遍偏高，企业的人力资本结构本身就具有一定的优势。
（二）混合所有制改革、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混合所有制改革是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国有企业通过混改，可以实现企业体质、经营方式、公司决策、员工激励等方面的变革。已有研究发现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通过降低基本薪酬，增加员工持股和股权激励可以提升国有企业薪酬的公平合理性，增加员工的工作满意度和工作积极性，进而增加岗位吸引力，促使国有企业更好地吸引和挽留高层次人才[21，4]。为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混改和非混改样本组，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差异影响，检验结果如表6列（3）至列（4）所示，在非混改的国有企业样本组中，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显着为正，这说明国家审计会显着推动未参与混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可能的解释是，非国有股东参与国有企业治理有助于加快国有企业形成市场化运营机制，完善国有企业人才选聘制度，改善员工激励机制等，而国企混改后的这些变化对高层次人才的吸引力会更强，进而促使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更合理。因此，国家审计对参与混改的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就会削弱，而对未参与混改的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影响会更加明显。
（三）营商环境、国家审计与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
不同营商环境下，国家审计对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影响可能会存在区域性差异。具体，相比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更高，产品市场和要素市场的发育更加成熟，且东部地区具有良好的交通基础设施和技术创新环境，总体上具有一定的软硬环境优势，进而会吸引大量的高技能人才[22]。而中西部地区由于地理位置、要素流动、公共服务等处于劣势，经济发展情况较差，加之中西部地区缺乏人力资本集聚的制度和创新环境等等，导致中西部地区人力资本结构水平较低。为此，本文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地区，检验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区域性差异影响，检验结果如表6的列（5）至列（6）所示，在中西部地区，国家审计（PostAudit）的系数显着为正，这说明国家审计会显着推动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可能的解释是，东部地区本身具有良好的营商环境，地区人才流动性强，人才聚集，导致国家审计对东部地区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驱动作用下降，而市场化程度较低、营商环境较差的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研发投入水平更低、人力资本结构较差，此时国家审计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空间和作用会更为明显。
六、经济后果分析
本文上述的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国家审计有利于推动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而根据内生增长理论，人力资本和知识积累具有一定的外溢效应，是推动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决定性因素[23]。那幺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的推动作用是否能切实转化为企业的核心竞争优势呢？为此，本文将从生产能力、创新效率、企业价值等方面考察国家审计驱动企业人力资本结构升级的经济后果。本文以LP方法计算的全要素生产率反映企业的生产能力（TFP），用每单位研发投入的专利申请数量衡量企业的创新效率（INNO_EFF），以TobinQ值衡量企业价值，将上述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与国家审计（PostAudit）进行回归，结果如表7所示。回归结果综合表明，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在国家审计提升国有企业生产能力、创新效率和企业价值的过程中发挥着部分中介作用。表7的检验结果符合内生增长理论关于人力资本外溢的预期，同时也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即国家审计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的改善作用不仅提升了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还通过溢出效应提升了国有企业的创新效率和企业价值。
七、结论与启示
企业是社会经济运行的“细胞”，未来雇佣高层次、高技能人才将是实现整个经济结构从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知识密集型的重要基础，并成为微观企业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力量。而如何优化完善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也是全面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关键环节。本文基于国家审计的视角研究了国家监督治理对国有企业人力资本结构优化升级的影响作用，结论如下：国家审计能够显着促进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其中，政策性负担的缓解和代理成本的降低在二者之间发挥着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国家审计对地方国有企业、未参与混改的国有企业和中西部地区国有企业的人力资本升级具有更明显的推动作用；最后，国家审计通过推动国有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提升国有企业的生产能力、创新效率和企业价值。
本文的研究结论有如下两点启示。第一，从国家监督治理角度来看，应进一步强化新时代中国特色国家审计监督制度优势，推动国有企业形成以高质量发展为目标的现代企业治理体系，在提升企业人力资本升级方面发挥监督调节作用，形成促进企业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有效路径，增强国有企业核心竞争力。第二，从国有企业层面来看，要充分利用国家审计的监督治理作用，发挥国家审计的“减负效应”和“治理效应”，制约地方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管理层公共权力的滥用，减轻政府不当干预对国有企业人员雇佣的过度影响。第三，从个人角度来看，在人工智能和数字经济的背景下，劳动者应当积极提升自身的知识水平和创新能力，以适应企业转型升级背景下对高素质和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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