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楚 吴雅琴
【摘 要】 文章以三家不同产权公司作为样本，对内部控制覆盖广度、拓展深度和实施精准度的“三度”差异进行探讨。研究发现，不同投资主体虽然在广度、深度、精准度上有所不同，但内控制度模块化体系可以全方位覆盖各产权主体，不同类型企业需根据自身规模变化和业务范畴变动进行拓展式深耕，实施细则的颗粒度和更新迭代会彰显内部控制为企业经济效益保驾护航的精准度。不同投资主体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对促进不同产权企业高质量发展、强化公司治理中不同特征投资主体企业相互间竞合关系的影响效果，以及企业决策层在内部控制制度存在差异时进行科学决策具有积极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 不同特征； 投资主体； 内部控制； 制度差异
【中图分类号】 F275；F23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07-0076-06
我国经济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内部控制不仅是企业实现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而且是衡量企业管理水平的重要维度。投资主体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影响重大，他们是企业产权主体和权、责、利三权统一体的最终享有者。现有关于企业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研究主要包括控制环境、企业资源、制度执行等，而关于投资主体与内部控制有效性的研究相对较少。本文从内部控制的广度、深度和精准度“三度”对不同投资主体下的内部控制差异进行探讨，以促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微观实践——公司治理下的内部控制有效性不断提升。
一、研究背景
国内外学者对内部控制影响因素和实施成果的研究基本是围绕内部控制五要素的重要性及作用展开的。2002年美国《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简称SOX法案）颁布后，有关内部控制的理论研究被推到了一个新阶段，内部控制的影响因素和实施成果成为该领域的两大热点。Krishnan[ 1 ]、Ge等[ 2 ]、Doyle等[ 3 ]、Hoitash等[ 4 ]从企业规模、营运复杂程度、盈利能力、治理机制、高管薪酬等角度，较早地进行了内部控制影响因素的研究。Ashbaugh-Skaife等[ 5 ]的正面影响和Kim[ 6 ]的负面影响结论都表明内部控制的实施效果是双向的。Doyle等[ 7 ]的研究表明尽管SOX法案并不适用于私营企业，但这些企业仍坚持使用的原因在于内部控制对企业的重要性。国内学者对不同产权投资主体下企业内部控制的影响研究也取得了较丰富的成果。张继德等[ 8 ]认为董事会治理特征、高层清晰指引和说明可以提高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徐翔[ 9 ]从国有企业的内控机制需要完善，刘启亮等[ 10 ]从地方政府控制的企业内控质量不够理想，钟志芳[ 11 ]、梁毕明[ 12 ]从民营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重视程度偏弱和制度欠规范会缩短企业生存年限，方红星等[ 13 ]、胡海波等[ 14 ]分别从内外部评价、盈余管理、特质及系统风险水平、内部制度建设等方面对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进行了深入研究。但现有文献对不同特征投资主体下企业内部控制差异性的研究鲜见，对投资主体与内部控制关系的关注也较少，而投资主体是企业的产权主体和权、责、利三权统一体的最终享有者，对企业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影响较大。因此，正确厘清不同特征投资主体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并结合投资主体的特征研究企业内部控制的差异，对经济高质量发展和公司治理下的科学决策及企业内部控制管理具有重要意义。
二、理论基础
美国COSO委员会对内部控制理论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目前被国际社会广泛采用的内部控制含义就是1992年COSO提出的。内控规范体系充分吸收了全面风险管理的理念和方法，强调了内控与风险管理的统一，而不同投资主体作出的内部控制“三度”决策又深受委托代理和信息不对称理论的影响。
（一）全面风险管理理论
在COSO的影响和中央监管机构的促使下，20世纪70至90年代末的全面风险管理，作为全角度和全新思维模式的风险管理方式成为企业管理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具有“对企业面临的风险进行整合和管理的战略性、只有全员参与进来才能有效实现风控结果的全员化、管理纯粹风险和管理机会风险并存的二重性、符合内外部标准步骤的系统性”四个特征。
（二）委托代理理论
20世纪30年代，美国学者米恩斯和伯利发现由一人兼任企业经营者和所有者的模式会严重影响企业发展，于是提出了“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认为要科学分离企业的经营权和所有权，企业所有者应当将经营权让渡出来，只保留索取权。委托代理关系中存在的基本问题，实质上是激励相容的信息机制问题，委托代理理论已成为现代企业开展现代化治理的起点。
（三）信息不对称理论
信息不对称首次出现在1963年，由Kenneth J.Arrow提出，后续学者进行了市场分析，延伸出逆向选择理论、市场信号理论和委托代理理论。该理论立足于微观经济学，基本概念是指市场交易的各方由于市场分割、信息识别、信息传导、信息传递等不同的客观与主观原因造成信息不对等，进而形成了经济活动者掌握信息的两极化现象，且可能会因此产生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更为严重的是可能发生劣币驱逐良币现象，最终形成次品市场。
三、不同投资主体企业内部控制现状
（一）投资主体的概念和分类
投资主体，是指从事投资活动，具有投资决策权、收益权，同时承担投资风险责任的经济主体，是具有相对独立的投资决策权和资金来源的法人或自然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投资主体具有积累主体、决策主体、责任主体、行为主体、复合主体等共性特征，并在开展各项经济活动过程中呈现出不同的个性特征。同样，不同特征投资主体的企业内控也有所不同，会不同程度影响公司治理的效果。为研究不同特征投资主体下企业内部控制差异在公司治理中的影响效果，本文关注以下方面：透明度和社会化程度高、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更充分的内部机构设置及管理流程更加科学、规范性强的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的投资主体因业务规模会产生差异；企业规模、责任对象、管理理念存在明显差异的国有和民营投资主体因治理定位会产生差异；同一产权模式下规模、管理规范、内部控制投入资源等方面地方国有与中央企业、中央金融企业等投资主体因经济垄断会产生差异；民营非上市公司中家族式和非家族式企业投资主体因集权模式导致管理差异。通过笔者工作过的具有上述差异背景的三个不同投资主体企业进行对照比较，综合分析它们之间的差异，探索差异背后的原因，揭示蕴含的一般规律，进而促进不同特征投资主体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完善，丰富了内控理论研究与实践应用。
（二）案例企业概况
本文选取案例中A公司是具有典型老国企特征（兼具企业和社会属性）的地方政府国资委管理的国家大型一档国有企业，属于地方国有非上市公司；B公司为江浙地区同属制造业的三家民营企业的总称，属于内控管理各有特色、实际控制人是民营企业家个人的民营非上市公司；C公司为深交所主板上市的某新一线城市工业自动化系统集成类科技企业。三家企业产值均在5亿元～10亿元之间。投资主体分类对照详见表1。
（三）三家不同投资主体的企业内部控制综合差异比较
本文主要依据《企业内部控制基本规范》五大要素和《企业内部控制配套指引》的18个应用指引。企业内部控制影响因素主要包括控制环境、企业资源、制度执行，本文分别从控制环境类、控制活动类、控制手段类三个大类中选择组织架构、人力资源、资金活动、资产管理、信息系统五类与投资主体管理层权力密切相关的典型控制事项进行比较。控制活动中特别关键的是决策机制，本文对三家企业决策特征的差异进行了归纳比较，见表2。
由于投资主体不同，呈现出的决策特征不同、关注的目标和工作重点不同，导致在内部控制的决策和执行上存在较大差异。主要体现在：A公司投资主体是地方政府，其经营目标主要是地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国资增减变化均需要履行当地国资委审批或备案程序，同时要求党政干部遵纪守法，决策时对“程序”“安全”等因素考虑较多；B公司为民营企业，股东是自然人、私营企业主，更关心公司的经济效益最大化，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和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更注重快速决策，凡事讲求效率和效果；C公司是上市企业，需要综合考虑各方利益，在追求企业价值最大化的同时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总体分析来看：C公司内部控制相对于A、B公司更健全、更系统，也更合理、更清晰，执行效果更好；A公司、B公司虽有内控，但因为无外部强制性要求，内控制度易流于形式，未得到严格执行。C公司作为上市公司，证监会等监管机构三令五申地要求该类公司贯彻落实内部控制基本规范、开展内部控制自评、聘请中介机构实施内部控制评价审计并披露内部控制评价报告等，其内控制度绝大多数得到了严格执行。
（四）三家不同投资主体企业内部控制差异产生的原因
具体内部控制差异原因分析见表3。
如表3所示，三家不同投资主体的企业在内部控制关注的目标、执行依据、机构设置、议事规则、用人理念等方面差异性较大。关注目标的不同反映了不同投资主体企业内部控制覆盖的广度不同；执行依据和用人理念的不同是不同投资主体内部控制拓展深度有别的具体呈现；内部机构设置和议事规则各有特色，体现了不同投资主体内部控制措施的精准度不同。从更广泛的角度看，直接影响企业内部控制有效性的内因是投资主体不同，外因则是外部监管约束差异，从而形成了不同投资主体下企业内部控制框架的覆盖广度、业务内容的拓展深度和实施细则的精准度（三度）出现了共性问题。
四、不同投资主体企业内部控制“三度”差异存在的共性问题
（一）投资主体结构多元化，缺乏统一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
按照投资理论，依据投资主体结构与所有制主体结构之间的耦合关系，我国现已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投资主体结构理论。李杰[ 15 ]指出与所有制形式转变相适应的投资主体结构呈现多元化，既有中央、地方政府投资主体，又有民营企业投资主体、银行间接投资主体、个人和外国投资主体。造成多元化投资主体的原因是受资源依赖程度不同、政府权力限制和所有制结构支配因素的影响。以普费弗与萨兰奇克为代表的资源依赖理论属于组织理论的重要流派，认为组织要通过其他选择调整对环境的依赖程度，尤其是对主要资源提供者的依赖；以约翰·洛克为代表的有限政府理论在经济学领域的观点是“小政府、大市场”，将政府的角色明晰为当为、不当为、能为、不能为四种，意味着政府只是社会的组成部分之一。投资主体结构的多元化给经济业务往来中的内部控制带来更多的不确定性，如国有产权背景下存在内资和外资内控制度监管与决策是否科学有效，民营投资中上市与非上市公司规模及监管差异下内部控制制度是否完善等，复杂情况的出现使我国内部控制在广度上缺乏或难以制定统一的评价体系，指导性示范作用的发挥受到很大的限制。
（二）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划分不合理，内部控制制度未能满足投资主体的个性需求
根据委托代理理论，委托人和代理人的关系是由投资主体决定的，同时也体现在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程度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是现代企业的一个最重要特点。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关系有两权合一、两权完全分离、两权部分分离三种情况。国有产权下经营权和所有权合一程度高，而规范的企业经营权和所有权分离又会导致经营者的利益与所有者背离。经营者的道德风险和逆向选择会导致为稳定经营目标和业绩规避风险、为谋私利借职务之便压低股价再回购等损害所有者利益的行为发生。
由于信息的不对称和不确定性，委托人与代理人在经营环境复杂多变、公司法人治理结构下，形成了多重委托代理关系。因为内部控制有较高的运行成本，不同类型企业在构建内部控制体系时各有不同的考量，会影响内部控制的健全性和有效性。不同产权下的投资主体决定了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程度是否彻底，也影响内部控制实施细则的颗粒度大小，使现有内部控制制度不能适应不同产权模式投资主体的个性需求。
（三）企业内部控制实施深度不足，缺乏与业务拓展相适应的内控调整机制
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企业国内外竞争的加剧，重组并购等方式快速扩大了生产规模和经济增长，日益复杂的企业管理和内控制度已不能与新业务拓展同频共振，打破传统内部控制制度的狭隘性，扩大内控制度业务的深耕范围显得尤为迫切。应通过业务拓展提升发展空间，开辟新赛道、拥抱新业态、适应新规则和实现新融合。通过对比三家企业发现：国有非上市企业内设机构完整，有相对固定的管理流程，但存在控制过程冗长、机构臃肿、效率低下等问题，部分国有非上市公司的生产经营还存在计划经济的影子，造成企业不适应市场的快速变化，风险管理能力较弱，面临的潜在经营风险较多；民营非上市公司内部控制环境、风险评估体系和内控监督机制均显不足，用人唯亲、核心资源过于集中、决策注重短期行为和短视现象，经营风险较大，但一把手管控力较强，注重决策效率和效果，使得公司能够迅速统一思想应对风险；上市公司则是三种特征主体企业中透明度和社会化程度最高的，受到社会监督和政府监管也最多，由于监管要求上市公司每年要进行内部控制评价和内部控制审计，其内部控制比较健全，但部分上市公司也存在内部控制与经营管理脱节的现象，以及风险管理体系不完善、信息披露不规范、内部监督机制流于形式，业绩舞弊和财务造假事件时有发生。
五、三家不同投资主体企业内部控制“三度”差异问题解决对策
（一）建立模块化内部控制评价体系，满足投资主体多元化需求
基于全面风险管理理论，内控规范体系在应用中充分吸收其理念和方法，强调了内控与风险管理的统一。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对各投资主体的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案例中不同投资主体企业的内部控制虽然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建立模块化的内部控制评价体系可以满足投资主体多元化需求。具体做法：（1）短期内监管部门可以考虑将国有非上市公司、民营非上市公司也纳入贯彻落实内部控制基本规范的范围，并在未来将内部控制提升到法律层面，增强其约束性和强制性。（2）对接受外部监督管理的行业来说，内部控制应提高政治站位，发挥“桥头堡”“排头兵”作用，对外主动强化与监管部门的沟通、汇报，获得第一手的监管信息和政策解读，对内积极做好监管导向、信息有效传达和报告，与各级管理部门和经营机构一起守住监管红线，筑牢监管底线，做内外部沟通的润滑剂和桥梁，积极向内部管理赋能。（3）利用数字化转型中建立的风险监测体系，借助模型矩阵实现风险异常数据的批量、实时抓取，向下一级防线赋能输出，供其精确瞄准目标，消灭风险。内控部门可以建立行之有效的数据推送、排查和反馈机制，助力业务部门、经营机构等实现风险管理闭环操作，有效提升并助力企业风险管理。
（二）提高实施措施颗粒度，增强不同投资主体企业内部控制的健全有效性
委托代理理论运用中将经营能力的强弱与所有权、经营权相结合，其中两权合一经营能力强和两权分离经营能力强是所有者希望的最优结合方式。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固然是现代企业的特征，但规模较小企业的所有者亲自经营且自身经营能力又很强时，经营积极性高又无需另行负担经营成本，效益最好。综合对比分析三家企业内部控制的优劣，虽然上市公司的内部控制相对健全，但内部控制的成本亦较高，并不是另两类公司可以简单复制或照搬的。从投资主体的内部控制健全性和有效性来看，C公司因其外部监管机构强制约束较不属于公众上市公司的A、B公司有较为明显的优势，而A、B公司仅站在自身生存和局部利益的角度，服务于社会和员工。企业内部控制没有哪一个最好，可以在统一模式下的不同投资主体中设立参考基本模板，需要因企因地因时制宜，根据企业性质、投资主体、企业规模，形成适合自己企业特质的内部控制模式。健全不同投资主体的内部控制细则，提高内控制度实施措施颗粒度，既是不同产权、不同规模企业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也是未来将内部控制管理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宏伟蓝图。
（三）建立与不同投资主体拓展业务相适应的内部控制深耕机制
随着经济全球化以及国际市场竞争的日趋激烈，企业为了生存和发展，并购成了维护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和措施。2020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强调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不同产权性质的投资主体企业会主动或被动地卷入双循环浪潮，受到兼并重组的影响。管理层负责实施并购或重组后的整合工作，通过合并公司的业务、流程和资源，实现协同效应和价值创造。
按照信息不对称理论，由于中外企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断变化，不同组织会有不同的组织架构和组织文化，内控系统将处于动态优化的过程中，内部控制有效性会因为投资主体收集信息不及时而受到影响。内部控制在企业兼并中起到了保护企业利益、降低风险、促进顺利整合和维护合规性等经济体检的重要作用。同属管理层的内控团队协同企业决策者成为企业发展战略的思考与实践者，在建立规范高效的内控制度、流程体系中展示更大价值。内控部门在更广的覆盖面、更深的开拓面得到锻炼和成长，在不断打磨、裁剪、丰富、深耕中可以确保信息披露的准确性和透明度，并促进各方之间的有效沟通，使之常态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六、结语
内部控制工作的开展受到资源、人员知识结构和经验等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在实务操作中，可以尝试新方法、新思路、新技术等，依照标准化框架规范开展工作，通过渐进式的创新提高内控工作效率，拓展内部控制业务领域。内部控制能使企业加强自我管理、自我规范、自我约束，激发企业动能，促进企业完善内部治理和信用体系，形成共谋发展、共促创新合力；可以确保企业经营合法性、资产安全性、财务信息可靠性，同时也能提高企业效益获得水平，实现从0到1的高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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