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华 苏露 朱佳立
【摘 要】 随着生态环境的日益严峻和环境不确定性的提升，社会各界愈发关注企业ESG表现，而高管作为企业决策的执行者，探寻其特征是否影响企业的ESG表现至关重要。文章以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数据为样本，采用OLS模型研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和公司治理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具有显着负向影响；管理层持股比例能缓解企业短视投资，抑制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影响；两职合一可以提高决策效率，弱化高管团队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同时进一步研究了高管的其他特征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研究结论为提高企业ESG表现指明了新的方向，拓展了高管团队特征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研究，还为企业构建合理的高管团队结构提供了理论基础。
【关键词】 高管团队特征； 年龄异质性； ESG； 决策效率； 管理者短视
【中图分类号】 F27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5937（2024）07-0089-09
一、引言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变为高质量发展阶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质量发展是“十四五”乃至更长时期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关系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局。作为经济发展的微观主体，企业能否在实现高质量发展上迈出实质性步伐，对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而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大多受外界环境的影响，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提出“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主要体现在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深入推进环境污染防治等。因此企业为了应对环境风险，以环境（E）、社会（S）和治理（G）构成的ESG投资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2020年中央财经大学绿色金融国际研究院联合新浪财经发布《中国ESG发展白皮书》，强调企业责任投资理论，促进ESG实践发展。随后多项有关ESG文件的发布表明了ESG投资在市场上愈发显着的地位。
因此ESG投资成为目前炙手可热的项目，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其决策的实施受各种因素影响，管理者作为ESG决策的实施者具有重要地位。高层梯队理论指出，由于企业内外部环境的不稳定性，管理者特质会影响其战略选择，进而影响企业的行为。管理者特质体现在不同性别、年龄、学历、教育背景、工作经历和任期等人口背景特征上。1984年Hambrick和Mason[ 1 ]提出高管异质性会影响企业治理和投资决策。具体而言，高管成员在其背景特征上存在差异时，由于自身认知差异和价值观差异对企业ESG投资决策存在不同的看法，进而产生团队冲突。这既可能深化高管团队整体对公司决策的矛盾，又会促进企业的战略变革，或增加团队内耗进而给公司经营带来混乱。高管团队特征中，年龄特征作为高管最直接的表现，其影响效果尤为显着。不同年龄段的高管对企业实施ESG的态度存在显着差异，相较于年长管理者，年轻管理者的风险承担能力更强，决策时更倾向于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投资，而不仅仅着眼于眼前的财务价值[ 2 ]。年龄差异性导致对ESG投资持有不同的态度，影响高管团队的决策选择，以至于体现在企业投资行为之中。由此提出本文主要问题：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会如何影响企业的ESG表现。
基于上述问题，本文以A股上市公司2016—2020年数据为研究样本，尝试探讨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同时选择管理层持股比例和两职合一作为调节变量，分析了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ESG表现之间关系的作用边界，进一步明晰了高管团队的其他个人特征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作用。
研究有以下三方面的可能性意义：
第一，从高管团队异质性角度丰富了ESG表现的研究。已有文献关于ESG表现的经济后果研究中，大多针对企业微观层面进行梳理，认为ESG表现会影响企业经营业绩或市场估值[ 3-4 ]，缓解企业融资约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亦或从大环境分析其受到的影响。即便目前关于ESG表现相关的文献众多，但造成ESG表现的原因探索不足，未考虑战略决策执行者（管理者）发挥的作用。本文的理论分析及实证发现表明，高管团队的自身特征会显着影响企业ESG表现，为ESG相关投资的理论与实践提供了新的方向。
第二，拓展了高管团队特征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研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文献中，学者主要从企业绩效角度考虑受高管团队异质性的影响，研究发现年龄和教育水平异质性会增强盈余管理程度，亦有研究证实了高管团队异质性与战略变革显着正相关[ 5 ]。总而言之，大多研究从企业微观层面受到的影响出发，其影响因素中较少从社会责任这一角度研究分析其对ESG表现的影响。本文从决策效率的作用机制出发，拓展了高管团队异质性特征影响企业战略决策的相关研究。
第三，为激励高管团队提升ESG表现、增强企业可持续发展水平提供了经验证据。研究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会造成企业监督职能受损，增加企业内部短视主义，甚至加剧由于异质性导致的决策冲突，不利于企业ESG表现。因此，在构建企业高管团队时注意人物特征的合理搭配，强调管理层的整体目标，能够缓解其形成的子群体内部认同的危害，降低企业内部短视主义行为，将有助于提高企业ESG表现，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
二、理论基础与假设
（一）高管团队异质性与企业ESG表现
ESG决策受企业内外部多种因素的影响，高管团队是企业战略决策执行的主体，必然影响企业ESG决策实施。高层梯队理论认为高管团队掌握着组织核心决策权，其个体特征的差异化影响认知与价值观的形成，导致团队成员不同的行为表现，降低了企业决策效率[ 6 ]。年龄作为最直观的高管特征，与高管成员的经验、技能密切相关，容易导致高管认知不协调，不利于构建具有凝聚力的高管团队，对ESG决策的影响更为明显。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经历不同的成长环境，导致他们的态度和价值观产生差异[ 7 ]。研究表明年长的高管倾向于规避风险，注重企业的财务价值，而年轻高管更倾向于风险较高的资本结构，有利于企业ESG表现。由此认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
从委托代理视角而言，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通过影响管理者短视主义程度作用于企业ESG投资。高管团队作为企业的管理主体，和股东存在委托代理关系。股东对ESG的投资态度与管理者存在差异时，管理者可能出于自身绩效需求，做出有悖于股东权益的决策。研究发现年龄和教育水平异质性会增强盈余管理程度。当团队存在年龄异质性时，更容易形成不同的利益小团体，导致高管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即高管可能出于自利行为动机产生短视行为[ 8 ]。当高层管理团队成员不断分析整合后作用于绿色绩效时，成员间“对人不对事”的关系冲突会弱化该过程，进而对绿色绩效产生负向影响[ 3，9 ]。从股东角度出发，ESG投资有利于企业发展，提升企业的经营业绩或市场估值[ 3-4 ]。另外，高管团队异质性会影响企业风险[ 10 ]，当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大时，出于风险考虑会分配较少的资源从事ESG投资活动，从而降低了企业ESG表现。
从认知角度而言，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通过影响企业决策效率作用于企业ESG投资。在一个群体或社会中，个体之间的关系或交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的相似性[ 11 ]。高管团队成员的年龄、经验等差异程度越高，越能够对包括企业ESG在内的战略决策问题提供多样化认知。研究证明，高管团队存在年龄异质性越大，越容易形成更广泛的视角和不同技能[ 6 ]，不利于形成一致的意见，降低了企业决策效率，进而不利于提高企业绩效。因此，具有长期性的企业ESG决策，受到高管年龄异质性限制程度更强。若个体之间年龄相近，则其自身特征会存在相似性，彼此更容易产生认同，使得沟通更加顺利，减少ESG决策带来的冲突，提高企业决策效率；反之个体间产生分歧和冲突，不利于ESG决策的产生。高管年龄异质性导致的投资意愿问题，会随着异质性的降低不断削弱。高管的差异化还会带来资源的流失，导致企业的资源分配到维持经营发展的必要部分，而较少或者没有资源分配到ESG投资中，从而影响ESG的表现[ 12 ]。
基于此，提出H1：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企业ESG表现负相关。
（二）高管年龄异质性、管理者持股比例与企业ESG表现
从管理层持股的角度分析，管理层作为企业决策主体，在决策和监督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学者认为管理者持股是缓解企业管理短视的重要手段。一方面，管理层持股能够将管理层自身利益与企业长期利益挂钩，便于企业形成决策与激励的长效互动机制，使高管在实施战略决策时更关注企业的未来绩效，增强企业ESG投资意愿，缓解企业管理者短视行为。另一方面，管理层持股有助于完善企业治理机制，提高治理能力和监督效应，约束短视主义。当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公司治理能力增强，管理层为保障自身利益更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对短期利益的追求较持股比例低时低，因此能够缓解由于高管团队异质性导致的短视主义行为，将资源合理分配到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项目之中，促进企业ESG表现。学者证明了管理层持股比例较高时会更容易产生“利益趋同”效应，从相同利益出发，企业进行良好的ESG投资，不仅可以获得利益相关者认同，而且有助于增强企业竞争优势。即管理层持股较高时，通过降低企业的短视主义程度来抑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ESG表现之间的负向关系。
基于此，提出H2：管理层持股比例能够抑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ESG表现的负向关系。
（三）高管年龄异质性、两职合一与企业ESG表现
从董事长和CEO两职合一的角度分析，股东和管理层之间存在委托代理关系，往往由于“有限能力”引发代理问题。股东的决策控制权和管理者的决策实施权影响着ESG投资决策，而ESG表现的长期性使其成为决策实施的重点考察项目。董事会作为股东利益的监督机构，在进行决策时会维护股东的合法权益，注重企业的长期利益，对ESG投资的意愿更强，而管理层在决策时，考虑到自身利益会对短期获得效益的项目青睐有加，因此董事和管理层之间存在决策冲突，影响企业决策效率。研究证明两职合一会降低董事长和总经理角色划分所造成冲突的可能性，使得董事长能够迅速将股东的ESG投资决策倾向于贯彻到企业的实际经营之中[ 13 ]。当董事长和总经理由不同人担任时，由于认知差异可能会导致两者之间存在误会和冲突，影响企业决策效率[ 14 ]。研究发现两职合一可以加强管理层的领导权力，统一的领导可以降低各个责任中心的寻租行为，维护企业的利益，从而提高决策效率[ 15 ]。同时两职合一使得董事长容易利用自己的权力和威望影响企业决策的结果，降低董事们提出异议的可能性，在降低决策质量的同时提高了决策效率[ 16 ]，即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通过提高企业的决策效率来缓解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ESG表现的负向作用。
基于此，提出H3：两职合一能够抑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ESG表现的负向关系。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以我国2016—2020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并对样本数据按照以下顺序进行了部分处理：（1）考虑到IPO会对企业持有现金产生影响，因此当年上市企业的观察值被排除在外；（2）剔除ST和*ST以及PT类的样本；（3）剔除数据中的极端值和丢失数据；（4）对连续变量进行了1%和99%的Winsorize处理。最终得到13 145个样本观察值的非平衡面板数据。ESG数据采用华证评价体系提供的评级结果，其他数据来源于CSMAR数据库。
（二）变量选取及测量
1.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Hage）
采用Herfindal-Hirschman指数进行构建和测度，具体的计算公式为H=1-∑P2i，H∈[0，1]。其中Pi代表企业高层管理团队中第i类成员占所有成员的比例，H值越大，意味着企业高层管理团队中这一指标的异质性越大。年龄分为5个等级，分别赋值为30岁以下=1，31—40岁=2，41—50岁=3，51—60岁=4，61岁及以上=5[ 6 ]。
2.ESG表现（ESG）
目前衡量ESG表现主要采用第三方评价机构的评分，获得国内外认可的指标主要是华证数据和彭博数据，考虑到彭博数据的样本量少，本文使用华证评级数据，主要衡量方式是华证ESG评价体系，共分为9档，采用9分制对企业的ESG表现进行赋分，分数越高代表ESG表现越好[ 17 ]。
3.调节变量
调节变量采用管理层持股比例（Mshare）来描述企业管理层存在的短视主义程度，通过管理层持股数除以总股数来衡量[ 18 ]；两职合一（Dual）选择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来描述企业决策效率，采用国泰安数据库中两职合一的虚拟变量作为样本数据。
4.控制变量
参照以往文献，选择了企业规模、财务杠杆、营业收入增长率、前五大股东持股比例、托宾Q值、固定资产占比、独董占比、总资产净利润率以及存货占比作为控制变量，这些控制变量会影响企业ESG表现，并对企业的决策效率造成影响，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会影响管理层的短视主义行为，所以作为控制变量来约束实证检验。
主要变量名称、符号以及相关解释如表1所示。
（三）模型设置
为了检验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是否降低了企业的ESG表现，本文构建了模型（1）：
其中，ESG表示企业的ESG表现，Hage为解释变量，表示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i表示个体，t表示年份（t=2016，…，2020），Control指的是本文设置的所有控制变量。此外，还加入了年度（Year）和行业（Indust）以控制年份及行业因素的影响。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2列示了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ESG的均值为6.38，中位数为6.00，标准差是1.14，最大值是9。数据与以往研究结果基本保持一致[ 17 ]，表明ESG表现整体处于中等偏上水平，说明目前社会环境下，企业重视ESG表现[ 17 ]。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Hage）最大值、最小值和均值分别是0.24、0.10、0.17[ 19 ]。企业规模（Size）均值为22.19，标准差为1.14，表明上市企业的整体情况较为均衡[ 15 ]。营业收入增长率（Growth）均值为0.14，最小值为-0.29，与以往文献数据基本保持一致[ 19 ]。变量ROA和Tq的均值、中位数、最大值以及最小值，与以往研究结果[ 17 ]也基本保持一致。
本文对主要变量做了相关性分析，结果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和ESG之间存在显着负相关关系，即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越大，企业进行ESG投资的行为越少，初步证实了主假设。出于稳健性考虑，本文进行了方差膨胀因子分析，结果显示方差膨胀因子值（VIF）均值为1.32，最大值为1.91，最小值为1.07，说明变量之间不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问题。
（二）主回归分析
本文采用混合OLS模型对模型（1）进行估计，对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企业ESG表现之间的关系进行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在不加控制变量和加入控制变量中，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企业ESG表现的系数分别为-12.16和-7.04，都表现在1%水平上显着负相关。即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越大，高管之间由于认知与经历的差距较大，造成企业之间的决策冲突也越大，影响到企业的决策效率。企业在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中，只要耽误一时，就可能流失机会，如果不合规合法以及符合政策的方向，将降低利益相关者的满意度，从而影响企业业绩。同时不良的业绩表现意味着企业能够分配的资源有限，导致ESG表现下降。同时，高管团队异质性较大时，管理者之间更易形成多个利益小团体，在决策时容易出于自利考虑，进行短期高收益的投资，忽略企业有关长期的绿色投资，如与ESG相关的行为，导致企业ESG表现下降。支持H1。
（三）调节作用分析
1.管理层持股比例
表4为调节作用分析结果。使用管理层持股比例描述管理者短视程度，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分析。根据管理层持股比例均值，将样本中高于均值的分为管理者短视程度低组，低于均值的分为管理者短视程度高组。根据表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企业管理层持股较低时，表现为企业管理者短视程度较高，相关系数是-5.41，呈现1%水平的负向相关关系；在企业管理层持股较高时，表现为企业管理者短视程度较低，结果显示相关系数为-1.10，即不存在显着关系。在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较大时，企业的ESG表现较弱，即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导致企业管理团队之间更易形成小的利益集合，增加了企业的短视主义程度；而管理层持股较高时，管理层存在利益趋同效应，做出管理层和股东较为一致的决策，难以形成利益小群体，能有效缓解企业管理者短视的问题；同时管理层持股高时，会出于股权激励作用，更加注重企业的长期发展和社会责任相关的投资，而缓解由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导致的短视行为，促进企业参与ESG投资，故企业管理层持股比例作为调节变量可以抑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ESG表现的负向关系，验证了H2。
2.两职合一
使用两职合一指标描述企业的决策效率，采用分组回归的方式进行分析。根据国泰安数据库得到的虚拟变量，将样本中数值为1的分为决策效率高组，反之分为决策效率低组，且通过分组检验。根据表4中的结果可以看出，在企业两职合一程度较低时，表现为企业管理者决策效率低，相关系数是-5.85，呈现1%水平的负相关；在企业两职合一程度较高时，表现为企业决策效率较高，相关系数为-1.95，呈现10%水平的负向显着。在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较大时，企业的ESG表现较弱，即异质性导致管理者对企业ESG相关的决策态度存在较大差异，影响企业决策效率。两职合一程度较高时，董事长更加集权，降低董事长和CEO之间的角色冲突，增加决策话语权，有利于决策效率的提高，且董事代表了股东的利益，会更加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使得企业能够及时将资源分配到与ESG相关的活动之中。故企业两职合一作为调节变量可以抑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ESG表现的负向关系，验证了H3。
（四）进一步分析
1.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实证结果的可靠性，本文进行了以下稳健性检验。
采用控制年份和行业的固定效应，并且按照公司聚类的方法进行回归。公司固定效应模型回归有助于缓解不随时间变化的公司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因而此部分采用这一方式进行检验。
（1）为进一步提高结果的稳健性，改变了替换解释变量的衡量方式，使用年龄异质性=年龄标准差/年龄均值[ 4 ]。
（2）换ESG的样本数据继续回归，将ESG数据换为彭博数据库的数据。
（3）采用ESG滞后一期进行检验回归结果的可信度。
得到的结果如表5所示，相关系数分别是-6.69、-2.59、-6.27，都存在显着的负相关关系，结论与主效应一致。表明结果与前文实证结果没有显着性差异，证明了主回归的稳健性，论证了实证结果可靠。
2.进一步研究
本文主要研究高管年龄的差异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从实证结果可以看出，高管年龄的差异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当年龄差异越大时，企业越容易受差异性影响导致决策效率与方向问题，从而降低企业的ESG表现。从高管年龄差异研究，可观察到企业的ESG是否会受高管其他自身特征影响。因此本文对高管的其他自身特征进行了以下研究。
高层梯队理论认为，由于企业内外经营环境的复杂性，企业高管在决策中不可能分析全部情况，企业高管做出的决策会受到自身特征的影响。当教育水平越高时，高管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环境中随机应变能力越强，意味着高管更有能力处理外界多变环境带来的挑战，提升创新变革能力，更愿意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提高企业ESG投资。从需求角度而言，高学历的管理者对自身发展的需求更高，出于自身需求以及长期绩效考虑，面对短期利益时更加谨慎决策，更倾向关注企业ESG相关的长期投资[ 20 ]。因此，预计学历高的高管所在的企业ESG表现更加明显。高管受教育水平的衡量方式为若高管受教育水平为研究生及以上，赋值为1，否则为0。高管受教育水平为研究生及以上人数占高管总人数的比例。
将高管受教育水平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按照均值分组，高于均值的组定义为受教育水平较高组，反之为高管受教育水平较低组，并通过了分组检验，结果如表6所示。当高管受教育水平较低时，相关系数为-5.51，在1%水平上负向显着；受教育水平较高时，相关系数为1.08，不存在显着关系。说明高管受教育水平的介入抑制了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关系。研究认为，具有高教育水平的高管团队在面对企业ESG相关决策时，会出于自身发展需求和面对复杂环境挑战的能力，不仅仅关注短期效益，更注重企业的可持续发展，且在决策中能够做出符合各方需求的较为全面的方案，使得企业做出符合国家政策以及社会大环境发展的决策，从而有利于企业ESG的表现。
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和高管受教育水平占比会影响企业的ESG表现。海外经历（高管团队的海外留学或工作）作为高管团队的另一个特征，被认为可以影响到企业的业绩，视为高管团队能力的一种标志。本文认为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在面对企业决策时会具有更广阔的视野，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促进企业的成长，引导企业进行长期可持续的投资活动。当企业具有较大业绩时，企业会有更多的资源分配到投资活动中。同时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还可以显着降低企业高管过度自信水平，并且与企业长期绩效显着正相关[ 21 ]。有研究证明了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有较强的企业社会责任意识[ 22 ]。
高管海外经历的数据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赋值1，反之为0。研究高管团队海外经历对企业ESG表现的关系，按照有无海外经历分别定义为海外经历高组和海外经历低组。从表6数据可以看出，海外经历高组和海外经历低组的相关系数分别是-9.49和-1.47，海外经历高组表现为1%的负向显着，表明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强时，海外经历高组较海外经历低组对企业ESG投资的负向影响越弱。即高管团队具有海外经历时，高管的认知水平增加，提高了企业的决策效率，并且研究证明了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能够提高企业的业绩，使得企业具有更多的资源投入到绿色投资活动中。同时还可以缓解企业存在的代理问题，减少由于过度自信导致的短视行为，促进企业进行与社会责任相关的投资活动，如企业ESG表现。故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可以促进企业ESG表现。
五、结论与启示
（一）结论
本文验证了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影响作用。首先，企业在高管团队年龄存在异质性的情况下，企业的决策效率由于决策冲突的影响而下降，影响企业业绩，进而使得有限的资源分配到ESG的投资行为中，同时管理者更易形成短视行为，委托代理成本增加，最终影响到企业的ESG表现。其次，管理层持股比例能够抑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与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关系，具体表现在其会抑制企业短视行为的产生；而两职合一可以影响企业的决策，为企业决策提供明确方向，提高决策效率，监督管理层决策，进而负向调节了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影响。在进一步研究中，分析了高管受教育水平以及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对ESG表现的影响。结果表明，受教育水平高和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团队会抑制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ESG表现的负向作用。
研究结论拓展了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的结果变量，丰富了ESG的前因变量。目前针对高管团队异质性的文献很多，但仅仅针对年龄异质性的文献比较少。关于ESG的研究，目前还处于学术前沿的方向，并且分析公司股权结构在其中起到的调节作用丰富了本文的理论。本文探究高管团队自身特征与ESG表现的关系，为企业高管团队的结构构建提供了一定的参考价值。
（二）启示
1.为促进企业ESG发展，企业应构建合理高管群体体系
高管行为体现在高管自身特征和内部治理方面，建立合理的高管体系，有助于企业加强对ESG表现的管理。在“绿色”占据重要地位的资本市场，保证对ESG投资便于获得外部投资者信任，使其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相统一，进而提升企业价值。如适度的年龄差异能够在行为上得到整合，引进受教育水平高或具有海外经历的高管能够影响企业的ESG表现。
2.提升企业自身内部治理能力
由于ESG表现涉及资金投入以及短期负外部性，因此企业ESG战略决策实施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必然影响决策实施者（管理层）。本文证明了企业决策效率低以及管理层短视程度高的企业，高管团队年龄异质性对企业ESG表现的负向影响更为显着。因此，为促进企业的ESG表现，应加强自身内部建设，如通过提高管理层持股比例缓解短视主义程度，提高高管决策效率等。
3.为政府机构完善ESG相关制度提供思路
ESG表现作为社会评判企业绿色活动的重要指标之一，对ESG工作的开展提出了较高的要求。外部投资者可根据企业的ESG表现，考虑是否实施投资活动。因此企业有意愿进行ESG投资，但由于ESG表现的负外部性和短期难以获取收益等问题，企业ESG投资意愿减弱。此时，政府可依据企业的社会承担程度（如ESG表现程度）设置资源分配制度，合理分配资源，鼓励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促进企业ESG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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